以下是素帕猜·巴尼巴滴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首先，我要非常诚挚的祝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了这次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峰会，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对于持续的讨论，我们都可以作出一些贡献。我们可能不再讨论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危机，而是说危机会以什么样的形态来继续呈现。我们推出的策略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要做什么，在危机之后做什么，这也是一样重要的，和目前我们处理危机有同样的重要性。
我本人在1997年、1998年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一开始我要请大家原谅，我之前已经见过12年之前的情况，也亲身经历，而且在12年之前我讨论了这个问题很多次。在这个时间中我们也一直在警告世界，在亚洲发生危机时，它叫做亚洲危机；而这次危机是在美国的次贷市场所发生的，就被称为全球危机。差别在什么地方？没有什么差异。过渡支出、过渡流动性、投机、过多的自由化都是一样的问题，我们都已经听过了，但从来没有吸取过教训。你这次再问我，我还是说一样的，而且我相信这次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吸取教训，因为人性就是这样。
就在危机之后，我自己的机构贸发会，它是联合国的小智囊团或者是智库，我们写了大量的报告，在2001年就写了报告，说所有这些过度的放松管制会带来对经济破坏性的影响。当时贸发会是唯一的一个机构在这样说，我们当时在说必须要能够把市场机制和好的监管体系联系到一起，需要有国家来进行很好的管理，不是说政府干预，我们不喜欢政府干预的说法，我们认为这是政府创造一个适当的环境，政府必须要对市场发挥一定作用。大家知道市场有时候确实非常好，但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像溢出效应、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全球的经济不稳定性等等，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个时候，市场就会失灵。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思维，就是一种传统的思维，现在市场需要调整，需要进行一些变化。
我们不是说完全要改变市场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方向盘上道德的指针射准。在12年之前，我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每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有人会跟我说道德危机的问题、道德风险的问题。有人说，你不能够挽救所有已经支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因为他们是犯罪的人，他们对人们的钱管的不好，他们应该受到惩罚，他们要清盘和破产，这些人都要关到牢里，或者对他们进行刑事处罚。现在怎么样？这些金融机构在美国的大老板们，他们离开公司的时候可是拿了很多钱，甚至是上十亿的。我在之前听到有人说，在非洲要有两百亿的资金来实现一个绿色发展，而他们说这些钱就是美国CEO拿到的分手费而已，没多少钱。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说，所谓的这种道德风险，在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听到这些机构要救，因为它们太大了，不能倒下。曾经在亚洲的时候，人们说会有道德风险，你必须要让他们关门，那些人可是犯罪的，让他们自生自灭吧。但实际上这些人会吸取教训吗，像资产证券化、CDS、CDO，所有新的金融产品肯定还会有新的工具出来，然后人们还会买，而会忘记2007年到2009年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是会回到老路上。前面曾先生也讲到很多相关的内容，周行长也讲到，我们需要有规则，我们不需要有更多的规则，我们不是说要有更多的规则，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更好的规则。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收住放松管制的趋势，不要相信放松管制是万灵药，什么都能解决，它有很多负面影响，而且它就好象坏药一样，在体系内积存。所以这里不是基础管制的问题。我们要看一下，如何能够通过管制提高透明度。比如证券化的衍生工具，问题不在于一个正常的银行体系有什么，不是说商业银行在里面做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问题在于那些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是在影子当中生存。而这些体系和这些机制需要被暴露出来，需要被放在日光下。在这些体制中我们必须要有透明度，需要有监管，能够覆盖所有人。不能说因为你大，我挣了钱就是我的，我亏损了就是国家的，那是所有纳税人要付出代价的。
我第一点要强调的就是金融规则和监管，我们原来是非常好的，只是以前把他们都扔掉了，我们当时说为什么需要在银行和非银行之间，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进行区分？为什么有些只能做投资银行？现在什么都可以做？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即便是世界上运行最好的公司，他们的利润非常高，但是在这场金融危机当中仍然存在不足，是因为它们本身融入到了影子融资当中。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进行监管，也就是说，不要进入我所谓的一种监管的周期。所谓监管周期，就是当出现糟糕情况的时候，人们过渡的监管，当情况非常正常的时候，人们就放松监管，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我们应该做的是一种反周期的监控，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安全的金融体系，在好的时候，我们的银行也要被告知，要进行正确的资本充足率。现在我们应该反周期的进行一种监控，在好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求银行有充足的资金；在糟糕的时候也应该采取反向的做法，在糟糕的情况下，银行可以利用其在繁荣时期累计的资金应对风险。所以我们采取的监管体系应该是反周期的，必须有这样一种监管体系，不能够存在套利，因为套利在监管体系中会出现银行最后将这种标准规则打破，它会进入不同行业造成不良影响，由监管机构所设定的标准就被忽略了。
因此我对全球金融体系有很多的忧虑。我希望情况从12年前到现在会有改变，我的希望并不那么大，还是有一些。因为我们在金融危机当中，需要全球性的参与，我们来共同制定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架构，不能像正常情况下做事情了。我们不能够像过去，只要是在政治上做的对，就可以去照搬以前的做法。在这种全球性金融危机当中，每个人都受到影响。在联合国，我们不能够说只对92个成员国施加影响。事实上，还有联合国体系当中的各种机构，他们能够去反映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他们也应该参与到谈判当中，他们不会建立新的改革或者融资方面的新规则，但他们确实能够给我们及时的分析、高效的分析，关于来自于各个层面的视角。
我们可以去非洲问一下，在昨天非洲产生了什么痛苦，在第三世界当中，非洲从食品危机、燃料危机，现在又从金融危机当中不断遭受痛苦。现在可以从不同的同事所做的发言以及各种新闻报道中看到，今年失业人口将会增加2亿人，这是根据统计数量。如此之多，会给贫困人口带来进一步的威胁。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常态的做法了，整个世界必须要充分地动员起来，不是个人的活动，而是集体的努力。
当我们参加在金融部长级会议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这一点。事实上，人们强调了这一点，当人们谈到监管时，他们说你们监管机构在干什么？我在几天之前还去了纽约，进行了一个关于金融危机领域的高级会议，当时会议组织的非常好，就像我们的会议一样，但那次会议纳入了192个成员国，非常不幸的是，参与率不是很高，这些参会人员往往是来自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我觉得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进行改革的时候，不能够依靠哪个国家的力量，而是共同应对。
第二点忧虑，我想有很多政府都谈到储蓄和消费的问题，我也考虑到这两种方法，有同样的忧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媒体说过，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考虑去责怪亚洲人过多的储蓄。也就是说地亚洲人过多的储蓄导致了西方国家过渡的消费，他们把所有金融危机的恶果都归咎于亚洲，这一点我完全不能理解。
我学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学，学了很多经济学的理论，教科书也告诉你，你应该攒钱，消费也攒钱；你应该去工作，也应该投资，这样才能增长，不能只是过渡消费，然后就增长了；我们应该去储蓄，你不可能只靠消费，借款之后再消费，消费之后再借款，这是我们完全所不能够接受的，并且是需要去谴责的理论。亚洲人并没有过多的储蓄，也没有过少的消费。
事实上，增长在过去十年当中，每年亚洲消费的增长比例都达到6%到7%，也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们可以说亚洲有非常强劲的消费，而且在不断持续。但是亚洲人的消费者往往是过去收入很低刚刚脱贫的，所以他们刚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轨道当中，他们去节俭很正常。现在他们的消费者消费了更多的蛋白质，但过去他们可能只去消费植物纤维等等。尽管如此，我们也仍然看到非常强劲的亚洲消费势头，这一点是非常符合国际趋势的。但是亚洲并没有基于负债进行过渡消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倡导健康消费。像美国消费者那样进行消费，通过负债进行消费完全不正确。
你到美国的一个银行，你对银行说我想进行抵押贷款买房，他说你干吗不去买车也用贷款，之后你贷款了以后，他说你干吗不去借钱买第二辆车，你干吗不去借钱为你的孩子上学，你干吗不去借钱干这个、干那个。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健康消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将矛头全部指向美国，因为在过去十年当中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确实是美国起到的作用，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好处。
但从这一角度来讲，我们所有人都做错了，并不是亚洲消费的太少储蓄的太多。在亚洲的消费方面，中国可能比其他地区低一些，但是在亚洲的消费占到了GDP的40%。如果你看一下全球，40%是很高的消费率。在中国，当消费按GDP的比例进行下降，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消费在减少，而是由于驱动着经济增长的投资，因此它的力量更为强大，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投资更为强劲。
另外与此相关的理论也是我们应该在全球世界当中进一步融入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参与全球的经济活动和贸易体系，我们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一直在倡导这一点，一直在为之而努力。对于那些经济体，如果他们进行更好的全球一体化，能够在价值链中占到更为有利的地位，占到50%—60%的出口是他们GDP的比例。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他们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和伤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全球经济相互之间联系更大了，但这并不是坏事。他们受到冲击的那一天是因为他们非常开放，我想说开放要按照顺序，就像我们生活当中一样，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顺序，不能够只是蒙着眼睛直接冲到全球化的前沿，完全进行贸易自由化，完全忽略自己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做好自己的应准备。
我想要讲几点有关在经济衰退之后恢复的程序。至少现在大概有5万亿美元的缺口，这个缺口主要是由于资本流动，它开始流动到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收入开始不断下降和流动，大概有2万亿美元资金缺乏缺口。这些国家，也就是新兴经济体，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也在不断的激励自己的经济，但是他们从哪儿获得资金来源？他们不能再向百姓征税，所以他们只能借款。我必须在结束之前说一点，因为我想促进大家努力的去思考，并且推动大家尽早的、尽可能地讨论暂停偿还贷款的事项，也就是关于官方贷款和主权贷款。对于那些最贫穷、最不发达国家，我们可以允许他们暂缓偿还。
在过去灾难性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在印尼爆发海啸的时候也做过，我们也曾经暂时性地冻结贷款或者递延、推迟贷款偿还，我们也帮助他们进行重建，这将会是在危机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公共财政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倒塌，这会产生更大的泡沫。我们在过去三、四年当中，在金融体系当中充斥着债务。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对于发达国家可能债务会增加9万亿美元，他们需要从哪儿获得这些钱来融资，这些不发达国家从哪儿获得资金来源为他们的财政赤字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如何帮助他们，包括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我们避免通缩和通胀。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通缩，但我们也需要避免通胀的重新出现。
我想说，在我们面临所有困难的时候，让我们鼓起勇气。我想说三年之后也许通胀会再次成为头疼的话题，尽管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通缩问题，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创造力和前瞻力。
最后我想说，我们需要能够及时的完成这一节，我非常同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现在的新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6年当中，在多哈谈判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在OECD几个星期前举办的会议中，有人给我带来好消息，包括在印度等等，他们都希望在谈判当中能够达到妥协。但是不要错误的进行妥协，否则你可能会融入全球经济，但却没有从中获益。
区域的经济合作正如曾培炎理事长所说的，是完全必要的，区域的经济合作是一个缓冲，它可以使得我们这个地区免受或者少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并且采取多边和双边的贸易计划，以及合作计划，非常有帮助。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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