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易财经第三期的《北京观察》栏目中，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中国应吸取
关于是不是百年危机，一个关于泡沫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阎学通认为，第一重要的一点，格林斯潘过去这么长时间管理美国的金融，这次危机的发生他也没有意识到，所以我首先怀疑，他的“百年”说法是不是可靠，他说百年，我们就从百年来分析，恐怕有点不太可靠。
人类经常犯错误，人类不可能不犯错误，甚至集体也会犯错误。但人类有一点不一样，他会学习，会从经验中学习。现在他们搞集体救市，生效不生效我不知道，但起码他们采取和以前不一样的政策，1929年危机发生之后是各国升息，效果不好，这次反过来，降息，我不知道是否起作用，也许也不起作用，但不管怎么样你能看到，他在学习，总结上次的经验用于这次。
目前这次危机发生之后，因为事先大家意识到了，大家在讨论，各国政府已经有了想要集体救市、共同努力的措施，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如果这次美国的经济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可能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比较大，对发展中国家恐怕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1929年世界金融危机时中国打内战，危机不危机，跟我们没关系，索马里管你有没有危机，反正我天天内战，对中国什么影响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但客观上来讲，我们现在加入了西方的经济体系，可能会受影响。好在我们被说的我们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化经济，我们不被人家认可，市场经济程度不强，所以这恰巧我们在危机上出现了优势。
从政治角度来讲，中央集权的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强，经营日常发展能力弱；民主体制的政权经营日常生活的能力强，但它应对危机的能力弱。为什么呢？那个体制本身就是相互牵扯制约，到危机的概念时你没有功夫，危机的概念就是时间短、威胁大、升级速度快，这时候要求你迅速决策，而那样的体制迅速决策很慢，美国那儿没完没了的扯皮，到底是7000亿还是8000亿，要是中国肯定是政治局今天一说，明天就出台了，所以应对危机，我们有政治的优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这次危机可能对西方国家影响的力度要大于像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
即使西方国家受到美国的影响超过1929年那次，但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不会有1929年那么大，1929年我们在打内战，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关心不知道，这次我们跟别人一比较，别人说三年之内GDP减少10%，中国三年之内GDP减少1%，那你还是相对增长。所以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讲，强国的衰弱，对后发展国家来讲未必是坏事。
看中国自己，1991年苏联解体，改变了我们跟俄国的国际地位，1998年金融危机，一下使我们改变了和日本的经济地位，我们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出口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差距一下拉开了。
03年，中国的和平形象上来了，美国的和平形象下去了。这次危机也是一样，危机来了，对后追赶国家未必是坏事儿，对强国肯定打击大，由于衰落，所以用管子的话讲，这叫做“君王者有时，霸王者有道，国休而邻国无道，霸王自失也。”别人坏时未必你就坏，关键看你自己的本事。
从中国来讲，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可利用的很好的机会，就是中国现在，我们相对来讲现钞多，钱多，我自己感觉，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在美国买的债券，假设都变成零，8000亿一分钱没有，全丢了，对我们的实际损失在哪儿呢？8000亿搁在美国不花和我们没有8000亿区别是什么呢？如果拿来发给中国老百姓，每个人发800块钱，可能一下就增加整个中国的内需，这内需就发展了，你8000亿搁在美国，顶多是货币量数值的增长，对整个经济不产生作用，我看不出来有直接影响。
假设8000亿都丢了，如果剩下的钱能放在中国发展内需，我觉得是好机会。中国最大的特点，和西方发达国家比就是我们内需极差，我们老百姓很穷，你只要把钱给老百姓，他肯定上街买东西。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这些钱，从政治角度说，我们泡沫的出现，如果在西方国家是政府纵容那些大财团、大公司、大银行为了自己的私利不管社会的发展，马上我们国家，我觉得有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政府不能与民争利，政府不能想着国库储备了多少钱，你的外汇搁在外国，它升值多少你的外汇资产就升值多少，我不是说这不重要，但另一个更重要的是，你的目的是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的购买能力。
国家要让中国老百姓发展起来，所以我想，这次危机最大的好处可能会使得政府不再把钱放到外面去买东西升值来增加国库里它所谓的可操纵的现钞，而是考虑怎么让老百姓的资源能增长。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来想，他们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要“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强。而我们现在掉过来了，我们老是强调国强民才富，其实不是的，民富是基础。
老百姓是下蛋的鸡，如果民不富，他不下蛋，你把钱都拿走了，国家也不可能持续发展。所以我们更多的钱应该放在下面，因为我在地方上跑我也有感觉，地方政府最大的意见是，中央政府把地方的财政K得太死，把钱都收走了，使得地方钱不够，地方没有，就只能在老百姓身上分摊各种费用，弄得老百姓很穷。
所以我的想法是，我就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减税，不但企业的税要减，个人所得税也要减，都要减，要让钱留在老百姓口袋里。政府应该这样，只有你实在需要钱，你跟老百姓要一点儿花，不到必要时，你不能要老百姓的钱。我举个例子，你们可以看各个地方政府的大楼，我看到的地方政府的大楼都比中小学盖得好。
如果我们能把观念改过来，钱尽量留在老百姓口袋里，国家不拿走，我倒觉得我们的泡沫会少。为什么？老百姓个人花钱时，不会像政府和国有企业这么随便拿出来。
关于体系建设的事儿，不管是经济体系还是政治体系，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是无序体系，因为国际社会，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国内体系是有政府的体系，可以自上而下管下来，于是出现了我们叫做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主权民族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赋予了所有国家平等的主权，涉及到金融问题，每个国家有金融主权，有货币权，这是一个最大的难以协调的问题。
所以实际世界主要大国都在想办法，几次体系的改革、建设，不管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都在想办法建立这个制度，但这个制度建立了之后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原因在于实力和发展的问题，有的国家实力发展了，货币升值了，原先主导世界经济的能力相对下降，这样它来主导世界货币的能力在削减，大家都认它，但它没这个能力。不像奥运会比赛有严格的机制，他跑得比你快，那你下来，它冠军，现在没有这样一个机制，缺乏对于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之后，在国际权力分配中如何让他们和平调整。
过去都是通过战争，实在闹急眼了就打，现在我们想设立一个机制，不用战争的方式，用和平的方式如何进行调整。当然，政治上就是联合国改革的问题，现在到了经济，就是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问题。现在建立一个机制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博兰特已经提出来了，20国先开会，关于金融体制的讨论，至于它需要两年三年最后才能达成协议，建成，那我们不知道，但现在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逼到研究也得研究，不研究也得研究，因为它实在是不工作了。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这次建立成了，下次事儿还得来，如果这次建成的机制和以往的机制一样没有调节机制，不能随时的调整，主导货币国家的力量相对弱化之后，不能及时进行调整，这个问题还会发生。所以从全人类，从世界经济角度看，这个机制的建设，除了要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之外，还得和以往的经济改革有一个互相补充的内容，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自动调整他们的货币权力。
从政治角度讲一下，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靠有人提供、有人领导，有人领导才能提供公共产品，一般国家不会，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从稳定世界金融体系来讲，你依赖国家太多和国家少的区别是困境，国家越少，领导越坚定，国家越多，领导越无效。一个单位只有一个人当头，这事儿好办，五个人当头儿，就乱了。所以从国际体系的稳定来讲，越是大国数量少，提供的体系稳定性相对强、效率相对高，如果大国多，越多极，稳定性越差，越分散。
从这点来讲，说到眼前美国在单极格局下的这次救市，正因为现在是单极格局，所以美国出来带头救市，首先涉及它自己的利益，它特别积极，比谁都积极，所以它起的作用和1929年比就大，1929年时它没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动员别人别人不跟着它。所以相对来说，正因为现在我们还是一极体系，我刚写了文章，这次金融危机还不会让美国从一个超级强国的格局变成一个普通大国，我认为不太会发生，当然我说的发生是三百年里，三百年以后谁也不知道。
在这个格局里，美国提供的领导作用是相对有效的，跟随的国家会比较多，所以我认为产生的影响不会有1929年时那么严重，严重到连博士都上街修马路去了，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当时失业率是25%，四个人里有一个人没工作，我觉得如果以失业率25%的水平为标准，到不了这个程度。
从这个角度说，美国救市有一定作用。
但另一方面，参与国要有一定考虑，你参与帮助建立这个体系，不能光看眼前，你得考虑这个体系建立以后长远对你是有利是不利的，眼前是稳住了，结果发现在稳定过程中，别人被加强了，你被边缘化了，人家的主导地位更加坚定，你更加是随从了，本来是二等国家，结果变成了三流国家，那没意义了。所以从国家来讲，还要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不能是全球的考虑，为了稳定全世界咱做雷锋，这事儿也不行，所以中国从政策来讲，还得考虑，第一，这个体系的建立对中国来讲是不是利益最大化，这个平衡最重要。
所以美国这次大家还叫它金融危机，讨论的是金融危机会不会转化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标致是银行企业、金融企业的破产；而经济危机的标志是GDP增长下降。而现在日本金融危机没有，没有什么泡沫可爆的，所以直接就会使经济受到影响，变成负增长；其他国家，泡沫不好，某种意义上泡沫是保护伞，等爆完以后，经济就开始萎缩了，泡沫严重的国家，等泡沫爆光了，经济也会萎缩。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