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逼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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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千千和风

今年春节期间，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春节了，各路名媛贵妇是时候现原形了。不管平时多国际多上流多高端大气多与众不同多fashion，这时都要回兰州！回贵阳！回阜阳！回铁岭！回新乡！回平顶山！回县城！回村里！走泥路，踩阴沟，跨水塘，回到三线四线五线，名字也从Keivin，John，Jason，Kenny变成了石头，二狗子，铁蛋、扁脑壳、矮子、桶子、猪婆头子、周知妹。”这个段子非常生动地演绎了中国人在春节，这个每年最大的人口迁徙日期间所承载的心理焦虑和文化冲突。

有冲突并不奇怪，广袤的中华之地，“不平衡”的不仅仅是经济，文化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焦灼的感觉恰恰在春节这个文化对冲的日子里突显出来。

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的人们回到家乡，忽然发现原本熟悉的那村、那山、那些人开始陌生起来，这其实是陌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不同文化带给人们的对冲感。在陌人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学会了带着面具，执于某种职业身份，依照一整套规则，“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晰的边界，人们基于某些共识、共需或者共同的社会身份——这些被建构起来的社会身份和关系进行交往。“Keivin，John，Jason，Kenny”们，仅仅是符号，是角色，是社会机器的螺丝钉，这些名字底下对应的并不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由脾气的个体，而是职位、职务，其身上的意义和符号。谁都可能是“Keivin，John，Jason，Kenny”，等等。习惯人际距离的陌生人，把自己当成社会这部机器的有机零件。

而回乡的“Keivin，John，Jason，Kenny”们则立马要将自己迅速投入到一个熟人社会中。它很亲切，但也让我们不安——你因为是她姨家的兄弟的二姑的叔叔的大舅，所以你就有意义、有温度。人际距离被急剧压缩，人们的交往，不是依赖于社会身份，而是因彼此的血缘、姻亲等自然关系而亲疏远近。熟人社会的亲密是真实的，至少不比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同质”亲密要虚伪。从陌生人社会回到熟人社会的“石头，二狗子，铁蛋、扁脑壳、矮子、桶子、猪婆头子、周知妹们”，开始有血有肉起来，每个名字符号下面，可能包含着一段段热辣的人生故事，更是一个个血肉生动的个性的生命。但习惯于将自己当成社会零件的人们最先感觉到的不是亲密，而是界限被打破，“血浓于水”式的亲密因为“没来由”而显得唐突和令人不安。

差异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对于这样的差异内心是有高下之判的。“中国传统社会”在很多人看起来是一个代表“非文明”和“落后”的词，现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与此相关——我们认为熟人社会是滋生腐败的原因；我们认为熟人社会等于无序无法；我们认为是传统社会文化造成了各种歧视和压迫；我们也认为，来自家庭的“催婚”是这种压迫的真实而又具体的反应。我们也不愿去反思现代社会本身问题，更愿意将“传统”与“民主”、“平等”等现代话语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不假思索的认为，社会是线性进步和发展的，发展就意味着越来越好。我们很少去反思被网络异化的现代人的问题；我们很少去思考，对“逼婚”的恐惧和反感可能是我们现代社会本身压力的投射，而不仅仅是对“父权”家庭的反抗；我们很少去探讨，人的不幸究竟是由社会的不够文明、民主，还是因为现代化本身……

不过，如果将中国城市的现代性与农村社会的传统性两者对立起来看，恐怕更不是事实。现代与传统，这两套话语体系，往往在很多时候是互构甚至交融的。中国现代城市中真的没有人情只有规则吗？仰赖老人帮助抚养孩子的家庭又是怎样一种互助模式？农村社会的人际真的仅仅是血缘亲情？被企业和城镇化不断“开发”着的农村，难道没有提前患上“城市病”？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春节”集中展示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其实往往就是这两套话语的彼此冲撞，它掩盖了具体的、弥散的、生活的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成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二狗子们”回到老家，脱去陌人社会的那套面具，但骨子里还烙着被规训的距离式尊严，上几趟茅房，爬上炕，嗑着瓜子唠着嗑，放着屁，腿怎么放怎么不舒服，回想起在那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当狗的滋味，看着陌生的亲人，心里难免逼仄起来……。呆上几天，终于又要滚回到那个隆隆的城市，套上面具，继续过狗的生活。满意了？其实左右都不满意，生气起来，但作为一条文化的狗，能够并且可以责怪的只有那个传统乡村，因为它是“落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