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日内瓦开会，我总是想起美国大法官玛格丽特・马歇尔（Margaret H. Marshall）的一句话：“实际上，每一桩婚姻中都包含著三方：两个愿意成为配偶的人，和批淮婚姻的国家。”
她把这句话写在一起同性恋婚姻案件的判决书中。那是2004年5月，她担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她认为，国家法律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于是，马萨诸塞成为美国第一个批淮同性婚姻的州。
我参加的会议内容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审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提交的执行报告。这个公约是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之一，旨在提供全面保护妇女权益的标准，并要求缔约国承担责任。现有缔约国186个，中国是其中之一。联合国要求缔约国定期提供履约报告，并由独立的专家委员审议评估。
我想套用玛格丽特・马歇尔的话说，男女关系从来不是双方，而是始终有个第三者，那就是国家和社会。性别歧视政策可能会剥夺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改变她们生命历程，比如高校招生歧视；也有可能决定一些人是否存在，比如第一胎是女孩便可再生第二胎的计生政策。
而且，国家的体制、法律和政策影响的社会文化的建构的性别观念，定义了一个人的性别身份，以及他/她基于这个身份的所有思想和行为。可以说，它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基本模样。
国家作为这麽重要的“第三者”，有时却是隐身状态。比如女童被害之后，女大学生失踪之后，人们花了很多功夫去教孩子背诵防范坏人的长篇问答，传播无微不至的“防狼”手册，却很少有人追问国家和社会做了什麽，好像那隻是受害人和犯罪分子之间的关系。
消歧公约就是要让国家从隐身状态中站出来，承担应有的责任。它反复强调“缔约各国应採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妇女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所遭受的各种歧视，确保她们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和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性别平等观念和法律政策，不仅影响男女双方，而且也决定著国家本身。一个父权制的国家，必然存在著歧视、控制、虐待、暴力和仇恨。这些东西首先由男人加诸女人，同时也由强者加诸弱者，统治者加诸民众。
当新领导人说出“竟无一人是男儿”时，我撰文分析其父权思想及其危害，还有人认为吹毛求疵。如今“大大”盈耳，铁拳横飞，当知愚言之不谬。
这次会议官媒发了两篇报道，都是通篇“宋秀岩（中国代表团带队领导）说”、“宋秀岩介绍”、“宋秀岩认为”，把一个接受审议的会议报道成领导站在联合国讲台上训话，也是一个国家的父权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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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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