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民国女神的？

编者按：“民国女性”已然成为阅读时尚。不论是因“绿茶婊”一词而躺枪的林徽因；还是被视为“最后的闺秀”的合肥四姊妹；或是张爱玲遗作陆续出版引发的阅读热潮；在“民国范儿”、民国教材、民国史等更大范围的“民国热”带动之下，民国女子们的才情和感情共同成为“八卦”的对象，而被称为“三十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的一生，恰恰不缺少这类“谈资”。电影《黄金时代》即将上映，萧红再次成为消费热点，她，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民国女神的？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萧红是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当她问及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举了茅盾、丁玲、张天翼、田军(萧军)等人，又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六年后，萧红于香港匆匆辞世，战争和疾病没有给她留下足够的时间“接替丁玲”。

不过，即便上天假萧红以时日，鲁迅的这一预言也终将落空。和丁玲不同，萧红很少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她被纳入左翼阵营，多是基于她与左翼作家的关系：她的爱人、朋友、导师，都属于这一阵营。萧红早期的创作，从主题上而言，关注底层，呈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死生挣扎，当然符合1930年代左翼文坛的期望。但即使如此，萧红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仍带给左翼批评家们不少困惑和遗憾。胡风在肯定《生死场》的同时，也强调萧红的弱点，一是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二是人物性格不够突出；三是语法句法太过特别。换言之，就是萧红的创作主题不够突出，缺乏典型人物，语言不够精确，前两点恰恰是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最为看重的东西。

对于读者而言，萧红的个性化写作确实容易让人无所适从。梅志回忆当时读萧红的小说，感动喜欢之余，总觉得她的小说不连贯也不完整，不像小说的写法。这说法大概可以代表许多人初读萧红时的感受，《生死场》之后，萧红并没有依照左翼文坛的要求来改变自己，她对此的回应是：“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作，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在民族战争兴起的1930年代，左翼文坛的中心词必然是政治、救亡、阶级、宣传、群众……而萧红却在纷飞战火中从《生死场》走向更为诗意、更为个性化、散文化的《呼兰河传》。难怪在抗战期间，批评家要指责萧红的创作消极、苦闷、与抗战无关。可以想见，这样的萧红，多半会与丁玲“擦肩而过”。

虽然未能取代丁玲成为左翼阵营中最有分量的女作家，但在建国之后的文学史写作中，萧红毫无疑义地被纳入左翼作家的进步阵营并受到肯定。她的作品中，最符合左翼文学标准的《生死场》被视为其代表作，而《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名作此时则遭受冷遇。至于她的《马伯乐》，从诞生至八十年代初，长达四十年间，只有一篇评论。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萧红除了是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萧红的名字最容易和她描写“火烧云”的一段文字联系，虽然他们未必知道这段文字的出处是《呼兰河传》。自1950年代初，这一片段便入选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汉学家葛浩文在翻译完《呼兰河传》后，曾拜访萧红笔下的龙王庙，那是1980年，龙王庙还是呼兰河的一所小学校所在，他在一个班上讲了几句话后准备离开，一个小朋友走来把他有多处磨损的课本递给葛浩文看，里头正有“火烧云”一文，这课本葛浩文一直保存至今。

她视界：民国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