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727万人，就业形势愈加严峻，不少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的性别歧视，屡禁不止的性别歧视让女大学生的就业率明显低于男生。（5月26日中新网）
尽管就业性别歧视的性质十分明显、也十分恶劣，但如果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逻辑角度审视，恐怕又不能不承认，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企业，之所以普遍选择这样的“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必然性。
由于“怀孕、生育、哺育”等特殊生理需要，在就业过程中，女性确实会面临比男性更大的就业成本。面对这种就业成本,以逐利为天性的企业，势必会尽可能利用各种“潜规则”进行规避。正像有学者指出的，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原因，会产生“生产价值断档期”，“如果只是将该成本全部核算在企业身上，势必会遇到比较大的抵触”。也就是说，“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其实是一种很难单靠市场“无形之手”就能自动消弭的现象，它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
要补救这种“市场失灵”，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显然不可或缺，也责无旁贷。这不仅是站在“市场监管”层面，而且是站在维护整个人类社会性别秩序层面，保障性别公平和伦理正义，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必要要求。
就根本而言，女性由于生理原因而增加的就业成本，并非女性自身的成本，而是整个人类社会自我繁衍、生存发展的基本成本。也因此，在瑞典，所有有工作的父母每生育一个子女都享有16个月的带薪假期，其间的费用由国家和雇主分摊。而在挪威，父母双方总共可以休47周的育儿假，拿全额工资；也可休57周，拿原来工资的80%。当然，高福利的慷慨背后是高税收在埋单。但是， 政府担负起女性可能的“被用工歧视”的责任，是应有之义。
国内该如何做？一方面要强化事后的惩戒机制，如加大对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增加其就业歧视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歧视。
更重要的一方面恐怕还在于，在事前预防领域，国家应采取更多积极的保障措施，主动帮助用人单位分担“养育子女”这种原本属于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从而降低用人单位因雇佣女性而增加的成本，使其不必性别歧视。比如对于因女性生育、哺育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而增加的企业“生产价值断档”成本，予以一定财政补贴补偿；再比如为雇佣女性数量较多的用人单位，给予必要的税收减免优惠；等等。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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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