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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我只是《论语》的一个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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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过于喧嚣的2006年,我们请于丹老师再来谈《论语》、国学、传媒,比当年的“身在其中”有了更适合的距离。

第一部分:于丹《论语》心得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网易女人:于丹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网易访谈间。

于丹:大家好,我是于丹。

网易女人:我们先从2006年开始说起吧,因为2006年被称为“于丹年”,这一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您的名字。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当时您有多热:《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一天销出14000本、签售12600本。这个数字,不但比易中天创造的签售4000多本的纪录整整多出两倍,而且刷新了全国所有书店的销售和签售纪录。您怎么看待公众对于你的这种热情?

于丹:大家的热情是冲着《论语》,冲着孔子去的,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我是一个载体。只不过我让大家知道,《论语》原来可以这样读——用最简约的方式去接触经典。

大家都知道《论语》,即使是农村的老奶奶,她可能没有年过四书五经,但是她不可能不知道孔夫子。比如在教孩子的礼貌都会提到“君子”这个词,都知道它是个褒义词,是跟“小人”相对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论语》。

大家知道它是好东西,但是我们读起来它很艰难。当有人说原来可以用简约的方式靠近它,那么这个人提供的不是它的结论答案,而是提供的方法与过程。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非专业的研究者,如果你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想把古典变成你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你也许可以尝试的用这种方式去接近《论语》,我就是以这个面貌出现的。

所以老百姓的热情,到今天我坚持认为他们是冲《论语》去的。

网易女人:在签售的时候,很多人说非常谢谢你帮他们把《论语》找回来了。

于丹: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把它找回来。这说明在大家心里,孔子一直都在。

但是孔子经历了2500年,已经被在各个层面上解读过、误读过。他曾经被当作“统治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他曾经被当作封建代表,阻碍科学和民主进入中国。所以大家很惶惑:究竟谁是孔子?我们心中的孔子还温暖吗?还亲切吗?还朴素吗?还真诚吗?它对于子孙万代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对一个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讲,他说的那些学说都过时吗?大家带着这种疑问看到,原来孔子可以以这样一个民间的面貌回到我们生命中,而不是在学理体系中,不是在政治神坛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话的那些老人,都是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我们对孔子的解读方式,他想找回他们心里的孔子。所以最后不是我找回来的,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那个亲切的孔子的形象。

网易女人:您对传统文化一直很关注。为什么在2006年百家讲坛决定要做《论语》,跟当时的国学热有关系吗?

于丹: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很有意思。七十年代,我从小学然后到十几岁,是价值在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全结束,我们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对于国家的信任,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一种集体价值认同的一种确认,它是一种崇高的,带有神圣感的。但是对于个体生命来讲,它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虚无。

然后到了八十年代,我们突然之间经历了一种转型:就是世界打开了,计划经济来了,大家看到了物质生活上的贫富悬殊,看到了阶层差异。原来七十年代那种简单朴素的平等没有了,大家开始有的出国,有的下岗,有的家财万贯住别墅,有的连经济适用房都租不起。这时候大家开始惶惑,我们开始向什么地方追求我们的支撑呢?八十年代我们读书的时候,西方的思潮进来很多,有的人开始认为国外的月亮都比我们圆,我们曾经有一度是向西方寻求一种解决的方式。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资本市场繁荣之后,西方的一部分东西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比如完善的制度。可是从思想上仍然无法解决。走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建立价值的方式开始逐渐地贴近了中国的本土。我们中国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种追寻中,大家会看到古圣先贤的很多朴素经典,穿过千古尘埃中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在九十年代,这些东西开始彰显出来。但是你注意到了吗?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的文化往往都是单一精神文化。比如整个七十年代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八十年代我们对外国文化的依赖,比如说九十年代我们对于古典文明的追寻。但是只有到了这个时机,二十一世纪来临之后,最好的东西就是价值的多元化。我们允许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在同样的生活中存在。如果物质的繁盛和精神的包容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企及这种局面的。但是在二十一世纪这种局面形成了,所以大家的心态也开始从最早的物质的激动和迷茫中宁静下来。也就是说,基本的物质保障完成之后,大家开始去追寻精神层面上得以幸福的那种理由与依据。所以,这是二十一世纪一种精神状况、社会状况。

第二方面,就是大众传媒的成熟跟这个机遇的契合。2002年有了百家讲坛,它一开始讲历史呀,讲文化呀,会讲得比较高端。从2005年,阎崇年老师讲了《清十二帝》,大家忽然发现原来历史可以用感性的方式去解读。接下来就是易中天老师。他们都还在讲历史,因为历史里面有故事情节,讲出来比较好听。《论语》里面没有故事,讲出来比较枯燥。但是大众的精神呼唤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而百家讲坛的成熟与成长已经到了它可以承载这个任务的时候。两者碰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去现在一个人出来试图完成这个事情。哪怕说一种非常感性的,非常个人视角的方式去完成一种心有所得的阐述。因为大众文化强调的不是宏观视角的系统解读,那是大学课堂学理化的研究。大众传媒面对的是老百姓,能不能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把这些哲理融入生活?我跟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共同完成这个探索,这个机缘的成熟就选择了2006年。

第一部分:为什么在2006年说《论语》:大家的热情都是冲着孔子去的

第二部分:大众传媒与专业学术的关系:学术研究不是电视能够承载的

第三部分:回应“安贫乐道”的指责:比批判更要紧的,是完成价值的建立

第四部分:我们的时代和女人:女人与其惧怕年龄,不如拥有一个成长的生命


第二部分:大众传媒与专业学术的关系

网易女人:您怎么看大众传媒和专业学术这样的关系呢?比如像您通过电视向大家传播《论语》,可能大家觉得这种形式太不严谨了。

于丹:其实我觉得在大众这个视野之内,他们所吸收的是学术中能够跟他生命关联的道理,而不能叫专业学术。

专业有专业的平台。在今天专业有自己的课堂,有自己的杂志,有自己研究的领域,包括网上也可以有相对专业一点的论坛,但一定不是电视。也就是说电视是干什么的?它所承担的是文化中的一部分功能,叫做普及,但另外一部分功能叫做研究,那是书斋里的事情。

如果你要求电视去承载研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研究是一件严谨的事,系统的事,它一定是线性的、逻辑的,递进的思维。但电视是什么?电视是平面化,因为摇控器在大家手里,没有人会花两个小时在一个逻辑研究中去了解这个结果。爱好这个的人,不选择电视这个载体。

通过电视,大家爱看的是有效的接近,离自己的生活(近),离自己的经验系统(近),能够完成自己的生命唤。在我看来,《论语》也罢,《庄子》也罢,唤醒的是中国人内心的基因:中国人可以怎么样或者?比如中国的经典里里面讲了很多“孝”,我要特别拿《论语》讲的是什么?孔子说:“色难。”就是给你爹妈个好脸色比什么都难。我就会放大说这个,因为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近,我们没法按照过去讲究繁文缛节。但是你说今天,从白领到民工,天下儿女谁敢说天天做到好脸色?所以孔子说什么叫孝顺?你甭想着给他买个别墅,带他到处旅游,千难万难就难不过一个好脸色。孔子还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你要记住,一方面想起老人这么高龄了,这么健康,你很高兴;另一方面,你得有忧惧:哪能不争分夺秒呢孝敬老人呢?我要讲的就是这些。因为对每个人来讲,他有用。每个人记住了,今天你跟爹妈好一点的话,那你自己心中的幸福感也是会提升的。

孔子还讲,人的工作学习的境界大概会有三个层次,叫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知道一个事,拿着入门的文凭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不算什么。比“知之”高一层的,就是“好之者”,就是你真正喜欢它,你愿意用精力做这个事。比“好之”更高一级的就是“乐之者”,你真正能够从中得到快乐,得到一种生命创造的愉悦和享受。如果到那个时候,人和事业会完成相互的成全,那是最高境界。今天的你是知道、了解一个职业,还是真正有创造性的快乐与事业相互成全?那我们告诉从业大学生这些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大众传媒传递的就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会因为古圣先贤而变得更加的成熟。至于研究,不是它力所能及的。

网易女人: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通过电视传播出来的,它必定不是学术那样严谨和专业?

于丹:必定不是专业的,但是它也有它的严谨的尺度,也就是说,它有选择的空间:选哪些讲,哪些不讲,但是讲的过程中,必定有所依凭。从这点来讲是严谨的。但是不一定是非常学理系统的,不一定是很专业的。

网易女人:从百家讲坛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有几千年的经典文化反而是通过电视这么一个发明不到一百年的媒介重新引起了大众关注的热点。您其实研究的领域本来就是传媒,可现在有些人就会觉得电视它的传播方式其实就是娱乐化的。比如说美国总统大选,比如说超女、快女,包括种种的选秀活动,觉得主要还是以娱乐的好看吸引大家的眼球。您怎么看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娱乐化时代”呢?

于丹:首先电视中有非常重要的娱乐功能,但娱乐不是电视的全部,电视的产品简单分是两大种类。一种是以时政为基础的新闻,另外一种才是娱乐。而新闻是什么?按照大众传媒学来看,新闻是我们社会的看门人,它首先是社会的监测系统,它是我们的预警警报,告诉我们防范什么。所以,大家都说电视只有娱乐的时候,大家才喜欢。可是你想想,到5.12大地震的时候,大家都守在电视机旁,那时候电视机前所有的人都在流泪,悲伤,捐款、献血,都在想方设法无论从网络上还是各种方式去帮助四川。那时候大家娱乐吗?不娱乐,但是大家一定都在关注。因为每个孩子,每个倒塌楼旁下面生存人的可能性,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你觉得跟他血肉相关,这并不娱乐。

比如说从非典一直到甲流,中间还经历了禽流感,这么多的病菌变异,它娱乐吗?一点不娱乐。但是大家一定会看,因为它关乎每个人的安危。比如出现矿难的时候,出现公路倒塌、桥梁断裂这种事故的时候,或者出现大的政策调整,物价在浮动的时候,高考制度改革的时候,医疗保险改革的时候,房价涨或者跌的时候,你说娱乐吗?一点不娱乐,但是大家都在看。所以,大众传媒是什么呢?它有这样一部分是出于时政的,监测我们生活的,提供真实性的信息、资讯,并且尊重大众的话语权的,这是大众传媒真正的新闻力量。

但是,另外一块,我们的生活不需要板着面孔的说教,我们在用自己的头脑分析了新闻信息之后,我们也需要轻松快乐的生活。所以,你说现在电视大量的娱乐节目,其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一种互动,观众不是坐在这就是傻呵呵的鼓掌、欢笑,他们是掌握话语权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看电视?因为他可以投票,可以选择。而这种选择有的时候是颠覆性。“超女”是从2005年那届突然火了起来,后来的那几届都赶不上05年那届了。那一届颠覆了传统意识,按传统意识来讲,大家认为张靓颖肯定比李宇春唱得好,但是李宇春是冠军。为什么?因为他颠覆,他个性,他像一个小男孩,他带着一种叛逆,他声线并不好。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种话语权力。

所以娱乐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把它低俗地理解为只要搞笑,有噱头,抓一些花边绯闻满足大家的窥私欲。娱乐也是一件深刻的事,尽管不严肃,但是它深刻,它尊重大众的权力。娱乐一定是电视的一种属性,但它不是全部。

网易女人:我们知道很多学者专家对媒体还是比较抗拒的态度,不知道于老师您对于媒体态度是什么样的?

于丹:作为一个研究传媒、教传媒的人来讲,我一定要爱传媒,我才会选择这个职业。你想我读博士读的是传媒专业,后来当硕导和博导我带的也是传媒专业,我喜欢这个专业。因为我知道媒介就是它监测环境的力量,这一切都是在民主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一个角色,这就是传媒。

我一直觉得在2006年以前,我是的身份是一个热爱传媒的研究者和教师,在2006年之后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传媒热点中的当事人,另外一个是传媒研究的冷事人。也就是我个人有冷角色和热角色这两个。作为一个热角色,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传媒的过分的渲染,局部的放大,或者断章取义,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作为研究的角色,你要知道那个名字如果不是于丹,换成王丹、张丹也会是那样,这是传媒的那种现象。

正因为传媒还有那种急功近利博取眼球的做法,怎么样让中国的传媒更健康,这会让我觉得我更得教传媒,我会把我的个案拿出来作为一个像韩国、日本、美国、德国的案例一样去跟我的学生分析。所以,我是觉得我对传媒的态度可能会跟别的老师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是教传媒的。你要相信媒介是人做出来的,每个人都是有良知、道义、有血有肉的。我们可以说你看传媒整个太喧嚣,但是我们能改变什么呢?我们要去做。

我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小记者来采访我,意气风发的一个孩子坐下以后,上来就先问你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就是你看到最近有人炒作什么事吗?谁批评你了?谁攻击你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版税拿了多少了?当然这样的问题作为当事人被问到的时候,会可能不愉快。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看到这个孩子会想起他相当于我哪届的学生,多不容易啊,都是被收视率和点击量给逼的,上来问这个问题。我会跟他聊天,我说你问我这样的问题,就是希望特别想得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他说那当然。但是,你知道这种问题人人都这么以为的时候,用这个问题开始发问,你往往的不到答案。因为我是教新闻采访学的,有一个概念就是你跟一个人越像自己人,他能跟你说的话越多。开始用这个问题封死,你不光得不到答案,后来他会对你有戒备,后面你更什么都的不到。我给你一个建议,你采访谁的时候,你要表示关切,反而能让他说出独家的话题。

然后,我会跟他聊起来,在我们采访学教材有一个著名的模式叫GOSS公式。就是你开头就是你做事情的目的(Goal)。第二个这个O,就是你的障碍(Obstacla)是什么?你经历了哪些障碍去完成这个事情。第三个就是解决(Solution),遇到障碍以后,怎么样解决。最后就是S(Start),回到当下。我说你想得到独家答案的话,我们来做一个采访提纲,比如你问到哪一段的时候,我会说出什么与众不同的。然后我们这样聊天。事实证明,每次这么聊的时候,我们之间关系都会很融洽。我这么聊完以后,有些小姑娘说姐姐我能抱抱你吗?我说不能,因为你这样也不职业化,你得有你的职业底线。所以我们经常有很多采访是这样聊,觉得很好,他们后来很多都跟我成了朋友。从这个角度讲,我以前是教传媒的,以后会一直教传媒,我会一直在传媒领域做努力。

前几天克朗凯特去世了,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守望。像去年中央台陈虻去世了,陈虻对于东方时空来讲,对于新闻评论部来讲,他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他是太多学这个专业孩子的一个梦想。所以,我觉得传媒的命运是很多人决定的,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在努力。

第一部分:为什么在2006年说《论语》:大家的热情都是冲着孔子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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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回应“安贫乐道”的指责:比批判更要紧的,是完成价值的建立

第四部分:我们的时代和女人:女人与其惧怕年龄,不如拥有一个成长的生命


第三部分:于丹回应“安贫乐道”的批判

网易女人:2006年以后,您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

于丹:生活的节奏比过去要更紧张了。过去我是一个教传媒的老师,但是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讲,大家认为我是一个教国学的老师。所以会有很多人要求你出去讲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国的传统思想。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你看怎么样一个平衡。从我本质上来讲,我仍然是一个教传媒的老师,本科的课不能不上,硕士博士不能不带,你的学科建设该做的这些事情不能不完成。但是,你也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在中国的文化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和开放的时代,老百姓有需求让你讲、包括国际上需要你去讲,你也必须去做。

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平衡,怎么样能够让有限的时间把最重要的事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应该说有我的家人和我自己的快乐、健康。所以,学校的事情本职要做好,然后家人还有你自己的生活要管理好,然后还有就是传播这些文化思想,你应该承诺的这些责任,应该去完成,把这个调剂好,节奏比过去紧张一点就是了。

网易女人: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和在电视上讲课,您更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于丹:说心理话。我真的喜欢课堂上,因为在电视上讲课,就是对着镜头讲,红灯一亮,定在镜头你可以说话了。课堂上是什么感觉?我的课堂从来不要求学生举手发言,我讲着讲着,一下子站起一个小姑娘跟你说什么,旁边站起一个小男生争起来了,你还得拉架。课堂上有五花八门的声音,说着说着就哄堂大笑了、说着说着就他们自己就吵起来了,多好呀。我觉得当大学老师最大的快乐,就是你永远面对鲜活的声音。

因为我做系主任的时候我开始排课,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有点私心,我很喜欢给自己排一年级的学生。给硕士、博士上课的时候,大家可能出于礼貌都不会跟你争辩。只有一年级的小孩,他听不懂就喊,然后他问出你的问题,有时候你都匪夷所思,觉得这个问题回答都没法回答。我永远喜欢一年级的气场。因为我觉得在他们懵懂的时候,给他一种自由、争鸣、置疑的学术氛围,给他除了学历之外的生命热情,让他们看到那些媒体人一生一生的努力,他们的那种心血,他们的寂寞和他们的光荣,有可能让这个孩子一生会选择这个职业,在他入门的时候,把生命的激情和学术理性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喜欢这种上课的氛围,确实比在电视上上课感觉要High。

网易女人: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其实有很多读者特别喜欢你,但是不可否认在学术圈会有一些对您的争论。我们总结起来,在置疑当中,有一种争议是认为您传播的就是“心灵鸡汤”,缺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性,宣扬“安贫乐道”的思想,您怎么看?

于丹:其实对于社会的批判、监督,这是社会的一种操守。但是,这种态度是不是应该通过大众传媒来表现?你可以想想看,2006年国庆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大假,七天一个黄金周,大家都在放假过节,我们需要在电视上做七天的批判论坛吗?中央台愿意这么播出还是老百姓愿意这么收看?

我觉得批判本身不是目的,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和颠覆之后为的是建立价值,完成价值的建立。我们批判的不少了,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颠覆、批判了很多。从世纪初的砸烂孔家店,到大跃进,到文革。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颠覆了很多,但是我们建立了什么价值?我觉得不是任何知识分子要承担所有的事情,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里也是有职业分工的。每一个人在当下可以完成什么价值的建立呢?我想,我个人的生活态度,我是不喜欢争辩的,我是不喜欢太多的指责,我是觉得对于一种不满意的现状,我们能够用一种什么样的努力去完成新价值的建立?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宋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张载说的一句话,他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给我影响很大。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为天地而立,他可能比社会更大。宇宙往来,古今沧桑,你如果能够有一种通达的看法,就像司马迁说过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天地之心。但是落脚在当下:为生民立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肩上是有使命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从哪里做呢?为往圣继绝学。过往的那些圣人,留下来的学问,好多成为绝世之学,今天好多读不懂。有人要去继承。

继承就是一种阐发,就是在当下生活中的演绎和解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但是你要去传承。你不光是回到古典的象牙塔,而是要让古典穿越时空,来到当下的民生。你做的事情,不要指望着在当下这个事情就要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就要建功立业。每个人寂寞的坚持,为的是万事开太平。你去相信吧,从这个民族到人的生命都会越来越好,那是万事太平。你不过是中间的一点。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有批评精神,但批评不是目的,我们是通过批评、否定而完成新价值的建立,一定要有所建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自己不能完成价值建立,但是我可以传递一种态度。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希望大家对于古典,对于文化,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自我都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然后我们去发现并解决。

第一部分:为什么在2006年说《论语》:大家的热情都是冲着孔子去的

第二部分:大众传媒与专业学术的关系:学术研究不是电视能够承载的

第三部分:回应“安贫乐道”的指责:比批判更要紧的,是完成价值的建立

第四部分:我们的时代和女人:女人与其惧怕年龄,不如拥有一个成长的生命


第四部分:我们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女性

网易女人:我们通常会说缺什么就会强调什么,就会渴望什么。您在说《论语》当中就是改变内心对世界的态度,来获得真正的快乐,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人太不快乐,心态太不平衡了?

于丹: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选择特别多,变化特别多。大家看到2009年的主题词就是金融危机,公司都在裁员,我的学生在今年都是怨声载道,因为入门的门槛太难了。所以面临这么多外在的问题,大家不快乐,有他的理由。但是不快乐一定要来改变。

首先我不觉得人不快乐就要受到指责。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候,比如我的学生分不出去的时候,我也非常不快乐。但是,我们不能停顿于这一切。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世界和自我的不美好,第一是你接受它、理解它,第二是改变它,建立价值。接受是改变的前提。正因为不快乐,所以我们更需要快乐的力量,那就是调整你跟世界的关系。

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就是说当世界充满了忧伤、忧思、迷惑、困惑、恐惧的时候,我们能要求这一切改变吗?我们能要求不发生地震吗?我们能要求经济危机不来临吗?但是它来了,我们只有提升自己的“仁智勇”,只有让自己的爱更博大,人跟人之间,无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举手之劳嘛,用你更多的方式去解答迷惑。如果你自己的心,宁静、平和、宽广、辽阔,如果你愿意承诺责任,好多忧思会减少一些。

我们人人都在寻求答案。我自己有压力,有困惑,会烦燥,会生病,这种情况也很多。就是因为我从小是独生女,我在我那个时代比别的孩子更孤单,所以我需要力量。正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女人,我会面临着职业需要你、家庭需要你,多元角色的冲突,我觉得很累,所以我需要这种心灵上的能量。正是因为现在我又要在学校教书,又要在社会上工作,我还有家人和朋友,所以我才需要一种文化的支撑。

我觉得我们都是因为自己弱小,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正是因为我们孤单,所以我们需要同伴,正是因为我们不快乐,所以我们需要积极的能量。我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甚至因为我比别人弱。但是我能从中获益,我愿意把这种方式告诉大家。人人可以用这种方式自己去找到力量。

网易女人:您在年轻的时候,经历的是精神非常激荡的八十年代。现在是2009年了,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时代特点?

于丹:八十年代精神激荡,其实九十年代和这个世纪精神,也一直都是激荡的。其实我不愿意说某一个时代它就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意识总是在向前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气质。如果你评价这是什么时代?我用一个词来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无论从物质的丰富,还是你享受的资讯手段,还是人的话语表达都是多元化了,多元化是一把双韧剑。我们在享受它带给我们的快捷方便的同时,我们也在被它迷惑,就是因为选择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迷惑的“惑”字写得很有意思,上面是“或此或彼”的“或”,然后压住了心。圣人不是说智者不惑嘛,就用“智”把这颗心把这个智养大,让你知道怎么去选择。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是给人自由的时代,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价值努力的时代。就要看看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和对自我那种尊严的强调,看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行动的时代,每个人被这样发达的网络、资讯都弄得很自我膨胀。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大麻烦就是我们有庞大的头脑,会有丰富发达的思维,但是我们是孱弱而苍白的肢体,我们不缺乏战略,不缺乏理想,但我们缺乏行动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去抓你自己的命运,抓你自己的幸福,你去做就好了。

八十年代留给我的那种精神基因,我们信任浪漫主义,英雄情怀,所以我们可以在相对贫瘠的物质条件下有行动的能力。有的时候我就看现在我的学生,我的孩子,大家可能会对物质的依赖很多。但是他们有能力做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是给自己一种行动力。这个世界上很多好的东西的缔结,第一你要有这个意愿,第二要有这个能力。比如“爱”,我们今天觉得爱既是一件泛滥的事情,爱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泛滥就是我们随处可见,但艰难就是我们往往有缘无份,大家能够相逢,但无力相守。爱里面充满了冲突、幽怨甚至仇恨。所以从一个人跟一个人的爱,到社会群体的爱,到你对灾区做慈善的爱,到每个人职业中的爱,你能用一生的行动去完成和支撑吗?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折不扣的好时代,因为它尊重个性,多元包容,它有充分的物质和充分发达的科技可以供你选择。但关键是我们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意愿和能力去做。

网易女人:您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女性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于丹:这个时代的女性,一方面会觉得前所未有的奢华,因为这个时代的时装、化妆品、恭维、鲜花、职业上的岗位和男人的赞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多。第二,这个时代的女性也空前面临着分裂、考验,也就是说在职场上成功了,男人成功叫精英,女人成功了,叫女强人,说你家肯定照顾不好。回家按照传统的相夫教子,做好了,别人不过说你是一个刘惠芳。

女人就会迷惑:我该何去何从?我可以从哪个角色可以成为完整的自己呢?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女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自己立体起来,既然时代是多元的,就让自己也是多元的。让这个独立的职业的自我,让这个伦理的亲情的自我,让在社交圈子里有眼见的进步的自我,与一个生命中不断反省、不断成长的自我融合在一起。当一个女人变得立体、丰富、多元的时候,她就变成了一颗钻石。

我说如果用珠宝形容女人,传统的女人是珍珠,它各个方面都是圆润的,看起来珠圆玉润没有棱角,但是从哪个方面打过去它的光线全是一样的。但现代的女人是钻石,她有太多的棱、面、角,正是因为她有棱角,所以任何一个侧面给它光,它都璀璨夺目。所以我觉得从传统到现代就是一粒珍珠和一颗钻石之间的区别。钻石很多元,作为一个职业女性穿着很干练去上班,谁说回家就不能当一个称职的妈妈?当了称职的妈妈,谁说你就要为孩子牺牲,你就没有去参加Party,跟姐妹逛街,登山游水的时间呢?如果这些都做到的话,那不都是你的生活吗?

所以我觉得生命的宽度就在自己的手里,做一个宽阔的女人,让这个时代给你的一切,都能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钻石那样去响应的话,那样生命未尝不好。关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往往受到一些伪命题的绑架。媒体采访你的时候,经常说在事业和家庭中你会选择什么?这是违命题,没有人要求选择事业必须放弃家庭,没有人说选择家庭的女人必定牺牲事业。我们不要觉得女人这一辈子只拴死在一个角色上,如果你有多元角色的穿梭,你的生命立体丰富起来,你就会把那种困扰变成你一种丰富的选择,让你自己觉得是一个独立的女人。

我觉得女人的那种温柔之爱,女人的那种心平气和,其实是来自于她的独立。因为她无所依赖,所以她就没那么多抱怨。如果一个女人不独立,就会觉得老公为什么对我不负责,为什么不回家吃我做的晚饭,为什么不推掉工作陪我,因为我的一生都为你付出了。就会抱怨孩子你为什么不考上清华北大,妈妈因为就是为了你变成了黄脸婆。那你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独立能够让女人不抱怨,而一个女人不抱怨的时候,就会更美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件好事,因为让我们选择很多。

网易女人:您觉得您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于丹:成长。我一直觉得做一个女人要保持她生命的成长,女人的生命就会保鲜的。女人都怕衰老,但是什么是衰老?不是说有皱纹了,体态臃肿了的,面部松驰了,这些就是衰老了。真正的衰老是女人唉声叹气的指责,说现在的社会男人都靠不住,全都不能信任,都是变心的;这个时代,孩子们都袒胸露背的。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那你真的衰老了。你可以跟你的先生或者朋友玩在一起吗?你可以尝试你孩子喜欢的歌曲和网络游戏吗?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圈子成为朋友了,你可以对这个世界保持着新鲜的好奇,而让自己投身其中吗?如果你可以这样去做,你不拒绝世界,世界就不拒绝你。也就是说,人与其惧怕年龄,不如拥有一个成长的生命,人能成长就不衰老。

所以我很喜欢那些一直在成长的女人,就是到任何一个时代,她保持这种欢喜的蓬勃,她照样可以动手去尝试,从尝试新衣服,新美食,到尝试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或者是一种生活的技巧,她一直在尝试着。那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魅力。所以我觉得对女人来讲,成长就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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