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播火者 | 94年前的今天，李大钊从容就义

（原标题：缅怀播火者 | 94年前的今天，李大钊从容就义）

他是北大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领导工人运动，发展农村党支部，对北方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与陈独秀、胡适等挚友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他与妻子赵纫兰伉俪情深，举全家之力贡献革命活动……他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像（资料照片）。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北京市档案馆日前推出《播火——李大钊革命活动档案史料展》，用200余件档案、资料、图片回顾李大钊同志的革命足迹，追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光辉起点。此次，北京市档案馆展出馆藏史料档案80余件，其中20余件是首次向社会开放的珍贵档案。

展览中，多件珍贵档案都显示出李大钊先生与家人、学生、工农和挚友关联的历史细节，让人们走进这位伟大革命家短暂生命里感动人心的细微瞬间。

今天是李大钊同志的就义日，让我们与档案对话，从一幅幅照片中，仰望先驱者“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家”的意气风发；在一件件史料中，感受马克思主义者“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执着坚韧，于一句句记述里，体悟无产阶级革命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初心与担当。追溯李大钊的革命足迹，体悟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垂不朽的精神和气节。

教学生

一份试卷记录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透过玻璃橱窗，一份试卷引得观展者驻足。

这份北大学生贺廷珊唯物史观考试试卷，被批阅95分。试卷为北京大学统一印制，试卷用纸为竖红条十行纸，两面折合。在折合处印有套红的“北京大学试卷”6个字。红色大字“试卷”前有4个墨印字：唯物史观，这是课程名称。“试卷”二字后括号里是考生名字。试卷上的阿拉伯数字，一为学生学号，二为试卷序号。在“政治系二年级”字样下，有“民国十二年学科试验”字样。“试验”在当时即是考试的意思。

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左为学生贺廷珊的试卷，右为李大钊因事停课的请假条。

这是一篇在李大钊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答卷，试卷上写着：“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其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各种唯心史观作了批判，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

1920年10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这份试卷就是当时李大钊任教阶段的生动写照，展板上还呈现了当时李大钊因事停课的请假条。

大钊先生的课，当年很受学生欢迎，常“座无虚席”。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中回忆到，“李先生讲授这门课程，在当年是件新鲜事物，这门课无现成教本可循，要自己编写讲义，他的讲义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立意创新，内容精当，而且篇幅很多，他在课前亲自散发讲义，每次都有十张八张，的确开全校风气之先……李先生讲课有系统，兼有条理，而且联系中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加以印证，具有高度说服力，所以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座无虚席。”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北京市档案馆二级巡视员梅佳介绍：“这张试卷侧面反映了当时学生听取该课程的认真程度和李大钊授课的良好效果。印证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教授唯物史观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对北大青年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为老师，李大钊深刻意识到，青年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希望所在，因此他广泛结交青年朋友，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携扶植，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李大钊身边还围绕着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

大钊先生与学生们的关系也非常轻松，北京大学内的李大钊办公室被称为“饱无堂”，寓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实际上表明无师生之别，没有客气和礼数的拘束，大家可以自由辩论思想，这间办公室也逐渐成为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展览中，“李大钊为担保刘仁静学宿费给北京大学会计课的函”“李大钊关于本校学生陈德荣被捕由校出具保呈致沈士远的函”等档案，都体现了李大钊对学生无微不至、良师益友的师生情谊。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毛泽东曾与李大钊短暂共事。1949年3月重返北平时，毛泽东称李大钊为自己“真正的老师”。

“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对渴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来说，李大钊犹如“空谷足音”。最可贵的是，李大钊的教学工作，使北京大学这所聚集了全国各地优秀青年学子的地方，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最早发生影响和向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的发源地之一。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骨干。

领工农

一张传单揭露壮烈工人运动

长辛店工人运动中散发的传单。

在展馆右侧的一列玻璃橱窗里，10余件珍贵的档案原件依次陈列。左起第一件就是“长辛店工人警告勿杀兄弟宣言”，这张长辛店工人运动中散发的传单是北京档案馆的重要馆藏，披露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历史细节。

“如狼似虎的军阀，竟以为我们是暴徒！但是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所以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可笑我们只坚持了两天的时日，那班军阀和京汉当局就屈服于群众势力之下，把我们要求的条件俯首应允了！”这是“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告工友书”中的内容，与京汉铁路大罢工散发的传单、全国铁路总工会纪念二七罢工两周年传单等历史资料同时展出。

纵览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长辛店工人运动在时间上不是最早的，在规模上也不是最大的，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

而这是从李大钊主张建立劳动补习学校开始的。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铁路工人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群体，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长辛店地处交通要道，开风气之先，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厂区之一，很早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11月改称北京共产党支部，决定与工人群体加强联系。

1920年冬，李大钊派罗章龙、邓中夏等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工人文化学校，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起点，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李大钊多次赴长辛店为工人讲课，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工人运动骨干。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采用夜校形式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开始。教员在向工人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经常宣讲“劳工神圣”的道理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一天晚上，李大钊在黑板上写上“工人”二字，然后说，“工人最伟大，工和人两个字接在一起就是个天字，工人顶天立地。”以“工友”来称呼工人，最先也是在长辛店补习学校开始流行的。

劳动补习学校把一盘散沙的工人组织起来，创造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走进工人的成功实践，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应运而生。1921年5月1日成立，1000多人聚集长辛店，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在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组织下成立的，是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最早的工会组织。

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副处长宋鑫娜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李大钊的先进之处还在于，他意识到了中国近代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民最核心的是土地，农民具有革命性。”

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诞生，李大钊亲自指导建立，直属中共北京区领导，李大钊亲自发展的共产党员弓仲韬任支部书记。台城村像一粒火种，很快燃向临村、临县。革命的火焰在冀中大地燃烧起来，为华北革命斗争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大钊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后，加强了党对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创办了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发表了《土地与农民》等大量文章，对北方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交挚友 一封信函首次公开同窗友谊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首次公开了20多份珍贵档案，包括李大钊挚友为保释李大钊家人写给警察局的呈信、京师警察厅请求荷兰公使协助检查东交民巷共产党人藏匿处的公函、北京大学请求内务部取消通缉李大钊的明令写给教育部的公函等，从多个角度全面补充了李大钊同志在北京的革命活动和被捕牺牲的细节。

其中，有一封“李青峰致京市警察厅保释李大钊妻女呈”的信函，上面写道：“……峰愿以性命、官职保之。以峰在光绪末年曾与李大钊同学，彼既无父母，终鲜兄弟，今其多病妇婴同遭拘禁，无知孩提咸濒危急，其妻久不蒙释，女仆力何能任？是罪由一人祸延六口，路人亦且酸心，校友何忍袖手？”

图为就义前的李大钊。

这封信讲述了在李大钊就义后，时任内务部佥事的李青峰上书呈报京师警察厅，竭力保释李大钊妻女。

李青峰是谁？据史料记载，李青峰即李采言，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二人于1907年同时就读于预科英文一班，朝夕相伴3年多。预科毕业后，李大钊接着读正科，后又到日本留学，李青峰预科毕业后与李大钊暂时分离，后于1916年前后到北京工作生活，并与白坚武、李大钊等联系不断，共同参与北洋法政同学活动。

早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李大钊与同学一起开展政治宣传活动。续编了北洋法政学会《言治》季刊，李青峰作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同学参加了这些活动，与李大钊有了更多的接触。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就是在《言治》第三册发表的，文中称：“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对此“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这一时期，正是李大钊由民主主义者在向社会主义者转变。

除了在学校里一起参加活动，李青峰与李大钊在生活中也常有来往。1918年初，李大钊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其夫人赵纫兰和孩子也由故乡大黑坨村来到北京长期定居，与同住北京的同学李青峰常有交往。

李大钊被捕时，李青峰以李大钊校友的身份，致信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至李大钊牺牲后，李青峰又与李凌斗、白眉初、吴弱男等帮助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料理了李大钊的后事，不惧京师警察厅的监视看管，为免除反动当局的滋扰，将赵纫兰及其子女接到自己家里居住。在李青峰的关心和催促之下，赵纫兰得以救济，暂解衣食之忧。

李青峰还将李大钊书籍等物运往自己位于南池子葡萄园十号的家中，保存了李大钊多年精心收藏积累下来的史学书籍。后又与其他同乡筹款为李大钊更换棺木，是李大钊的一位重要后事料理者。

李大钊就义后，当时家中连下葬的钱都没有，直到6年后才以公葬的方式筹集到钱入土为安。此次展览也首次以照片的形式展现了1933年北京大学师生及李大钊生前好友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场景，还展出了鲁迅、胡适等李大钊好友为其捐款的部分收据。

伴家人

一张工资条背后的伉俪情深

展览中李大钊的工资条道出了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的故事。展品名为“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薪俸存根”，上面清晰地记录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在1924年2月的工资条，上半月140元，下半月140元，可见李大钊当时的月薪有280元。这在当时可是属于高收入阶层了。

但是，北京大学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却总会给李大钊一沓借条，所发的工资，扣除借款后所剩无几，以至于妻子赵纫兰时常为一家子的柴米油盐发愁担心。李大钊就义后，《晨报》《京报》《东方时报》等纷纷报道，“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费”，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也甚破烂”。

李大钊的工资大部分用到了革命活动中。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他拿出80元作为活动的经费，后来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李大钊帮助筹措资金解决了经费困难。此外，李大钊乐善好施，常常救济别人，即使手里没钱他也会写个条子，让人去北大的会计室领钱。后来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还特意嘱咐会计室发薪水的时候把李先生的薪水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李大钊一生崇尚节俭，与赵纫兰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连在北京居住的三合院都是租的，但夫妻感情要好。1920年春天，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租下了石驸马大街后宅，也就是今天的文华胡同24号这所小院，把全家从老家河北乐亭接了过来，一家人在这所简单的三合院里度过了四年。

来家里拜访的人很多，他们看到一个衣着简单的农村妇女忙里忙外，以为是李教授家的保姆，没想到她就是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

李大钊和赵纫兰是典型的旧时婚姻，10岁就与16岁的赵纫兰结婚了。李大钊留日学习，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又成为教授，社会地位很高。而赵纫兰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小脚妇女。在外人眼中，这对夫妻“很不般配”，但是李大钊却对妻子十分尊重爱护，他感激妻子对家庭的付出和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称“百年偕老最属难得”。

他主动帮助妻子照顾孩子，打理家务。为了帮助妻子共同进步，李大钊耐心地教她识字，后来赵纫兰不但能阅读报刊，还能写一些简单的信件。空闲的时候，李大钊还向她介绍、分析巴黎和会、五四游行、反对军阀等社会问题，在丈夫的感染下，赵纫兰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更加支持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了。有时候家里秘密组织会议，赵纫兰就边干着手中的活儿边帮着站岗放哨。李大钊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于革命事业，她没有半分怨言，带着一家老小节衣缩食。

面对北洋政府的通缉，赵纫兰勇敢地和敌人周旋，带着孩子四处躲避，掩护李大钊躲过了抓捕。但遗憾的是，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大批军警包围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旧俄兵营，李大钊连同留京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在狱中，他写下《狱中自述》，公开昭示自己“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人生理想和革命历程，表示“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月28日，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慷慨赴义。

这对恩爱夫妻天人两隔，赵纫兰得知后“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1933年，赵纫兰病逝，鉴于她对革命的贡献，中共河北省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大钊生前曾撰有一篇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他曾豪壮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90多年前的今天，李大钊从容就义；90多年后的现在，赤旗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