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

母鼓铜方罍

泥塑佛面像

叔牝方彝

母鼓铜方罍   

罍是一种酒器，流行于商周时期。母鼓铜方罍以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通体均饰以龙纹、凤鸟纹组成的浮雕兽面。腹部饰有龙纹组成的垂叶纹。器盖似四面起坡的屋顶状。四角及罍中部有突起的扉棱。整件器型外形稳重大气，器身纹饰华丽，在商代晚期流行一时，是商晚期青铜酒器中的精品。

母鼓铜方罍的盖内铸有铭文“母鼓”二字。应是鼓国女子嫁与母氏男子为妻的实物见证。这件商代晚期的酒器出土于西周贵族墓葬，推测可能是西周贵族参与灭商战争而获得的战利品。而西周初期，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营建成周洛邑，将一大批殷“顽民”迁入洛邑，并将代表天下的“九鼎”迁入洛邑，成周洛邑成为西周的又一都城所在。

叔牝方彝

方彝盖作四面起坡的屋顶状，脊中有方形钮。彝通体满饰半浮雕兽面纹和凤鸟纹。盖和内底均有铭文3行12字：“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郭沫若认为此器“当是武王或成王时之器”，铭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当是文王之子，武王、周王之弟成叔武”。文全意就是：母亲王姒赏赐给叔牝贝币，叔牝铸作这件青铜彝，感念母亲的恩德。

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商代和西周是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其特点是“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叔牝方彝完美反映了这一特点，是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典型之作。并且在洛阳北窑发现了西周早中期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烘范窑、炼铜炉残块及大量铸造铜器的陶范等，其中陶范有二万多块。当时已开始使用鼓风设施，提高熔铜能力。这是古代冶金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面对方彝这些狞厉的纹饰，人们会本能地感到一种神秘、威吓的力量。

从单纯艺术的角度而言，青铜纹饰可以溯源到原始图腾和陶器图案。但是，同类型纹饰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却大不一样，凌驾、超越于世间存在的具象动物之上的抽象饕餮图案，象征着贵族阶级雄踞社会之上的威严、权势和暴力，是巫师的脑与工匠的手共同创造出来的神的意志的形象化。叔牝方彝纹饰繁缛，制作精美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青铜冶炼、铸造工艺，体现西周时期青铜艺术厚重与狞厉的美。

泥塑人面像

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改革带来的汉民族本体文化意识的复苏，使佛教造像也走上本土化的轨道。这件泥塑人面像清癯秀美，温和可亲，既有释迦牟尼那种超尘绝世的神秘感，又有世间中人温和慈祥的亲切感，体现了浓厚的人间时俗趣味。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促进了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北魏王朝封建化的进程。北魏王朝崇尚佛教和笃信人生轮回的思想确为历代王朝之首。孝明帝元诩继位后，其母胡太后“临朝称制，总览万机”，在当时王公贵族争相礼佛的热潮中，建立了北魏最壮丽的皇家寺院-永宁寺，永宁寺木塔高约四十余丈，合今136.7米。木塔建成后，胡太后携七岁幼子元诩登塔眺望，“视京师若家庭”，故而严禁一般人攀登，成为北魏崇佛建寺之风达到鼎盛的标志之作。永宁寺塔毁于一场雷电引起的大火，1975年，这座长期不为人知的艺术宝库重现人间，向世人展示着迷人的风采。

永宁寺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最精美的要数出土达3000余件的彩绘泥塑俑头，它们是贴附于塔内四周的影塑装饰品，因大火的焚烧，带彩并完整的作品极为少见，但残损并没有掩盖它们自身的艺术价值。

在佛的国度，佛是崇高、神圣、智慧和慈悲的化身。泥塑佛面仅存双颊、下颌、鼻、口以及双眼的下眼睑部分，整个头部应有40—50厘米，如取立姿，身躯有可能达3米之高，是永宁寺所发掘最大佛，从其舒展光洁的面部，紧闭的双唇，微微上翘的嘴角，我们推测这张脸应是从容慈祥的，其笑容显得沉稳自信，表现了佛的雍容大度及恬静含蓄的气质，体现了佛法法力无边的力量所在。

佛像一改此前秀骨青姿的艺术风格，而是呈现出雍容大度的超凡气韵，正是北魏时期佛教已经趋向本土化，最终成为人们精神力量和审美理想的艺术体现。如此大度和法力无边的形象，足以感化任何邪恶势力。雕塑家在不违背宗教礼法的前提下，大胆的取材于生活，使人感到他不是泥塑的、冰冷的佛像，而应是一位正在与我们对视与交流的鲜活生命。正是这无限的虔诚之心和创作热情，把佛祖对芸芸众生的关怀和悲悯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三彩黑釉马

马能役善战，又较易驯养，在古代军事、农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唐代尚马之风极盛，唐玄宗曾选择西域献来的良马和中原骏马，令画师摹绘。三彩艺匠用熟练的技术和灵巧的刀法，塑造出各种骏马形象。这匹黑釉马膘肥雄浑，造型雄健有力。黑釉马极为少见，是难以寻觅的珍品。

洛阳博物馆珍藏的这件三彩黑釉马，高73厘米，长84厘米，四足停立，头颈上昂，眼视前方。全身黑色，唯马面、鬃、背、尾、蹄为白色，间施酱黄色花斑，马鞍鞯为绿、黄、白三色相间，背垫褐色釉的革带为饰，革带系绿色或棕色的圆形骑马浮雕垂饰15枚。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并且膘肥雄浑，造型雄健有力，鞍鞯俱全，马头低俯，作嘶鸣状，体态雄健，气势雄伟，色泽质感及姿势神态均取得了力与美的和谐统一，华丽的装饰与黑色相配更加显得醒目明快，处处都透出一种内在的、真实的美。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依赖于强大骑兵才夺取天下的唐朝统治者眼里，马具有其他动物所不能企及的地位和意义。当时，马受到国家的特别重视。据＜文献通考＞记载，从太宗贞观到高宗麟德的40年期间，全国的马匹总数由不及万匹增至70余万匹之多．马大量用于军事、交通、贸易等方面。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唐人养马爱马的社会氛围为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正因为如此，唐代以马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无论是造型各异的彩绘陶马，深形骏逸，气势恢弘的“昭陵六骏，”还是阎立本笔下的“八骏图”都塑造的奔放俊美，无可挑剔。三彩匠师更是用熟练的技术和灵巧的刀法，塑造出各种骏马形象。

这件黑釉马在造型上遵循着“圆方圆”的传统构成法则，它四足停立，头小，领长，膘肥体壮结构准确，骨肉均匀，色彩纯正。马的身体看起来很肥壮，但腿部细小，着力于肌腱和骨骼的表现，正是这骨与肉的变化对比，使得它浑圆而不臃肿，矫健而不失俊雅。完美的造型，高贵的气质，体现了泱泱大唐帝国的风范，是唐代艺术美的典型洛阳出土的这黑釉马反映了唐人对美的理解与感悟，成功地诠释了古典现实主义艺术的真谛。唐代艺术家不仅以高超的技艺和饱满的热情，创作了跨越千年而不朽的艺术佳作，而且还将大唐盛世的欣欣向荣凝固在了永恒的瞬间。

1981年，唐安菩夫妇墓发现于洛阳城南的龙门东山北麓，据墓中所出墓志可知，为唐定远将军安菩与其妻何氏的合葬墓，是洛阳地区经过科学考古发掘为数不多的有确切纪年和墓主人姓名的墓葬。安菩是西域安国（今乌孜别克斯坦境内）人，幼年随父来唐，为唐立下赫赫战功，664年死于长安并葬于京郊龙首原。709年其子安金藏将其与其妻合葬于龙门东山，魂归大唐。其墓中出土了精美的三彩器和经由丝绸之路传入的西方金银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