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庄,当地群众每次见到吴金印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记者 史长来 摄
新华网河南频道9月9日讯 河南日报报道:“来啦,吴书记,快来家坐!……哎呀,刚才还在念叨您哩,都说俺能住上恁好的别墅,都是托您的福。搁从前啊,俺做梦都不敢想!”
“吴书记,又到工地上来了?质量绝对保证,这是为俺自己造地,能不上心?”
“今年的收入?中!俺家那个桃园,挣了20多万。”
“俺那几个大棚啊,今年种的黄瓜,挣个十四五万没问题。就是您当初说的,比种庄稼强多啦!”
“今儿个跑车净挣500多块!俺村上人说啊,车轮一转,一年收入十来万……哈哈,多亏您给俺指了这条路!”
“养牛就是中。去年挣了300来万;今年嘛,只会比去年多。要不是您帮俺贷款买小牛、建青贮池,哪有今天?”
8月下旬,记者看到,在四合社区,在靳湾村复耕工地,在石屏村外万亩桃园,在代庄村蔬菜基地,在龙山治山治水施工现场,在六庄店村大桥牛业公司……在卫辉市唐庄镇村村寨寨,穿着布鞋、一身农民打扮的吴金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是笑脸相迎。人们大老远地跑着围过来,亲亲热热地跟他打招呼,痛痛快快地与他拉家常。临走,人们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出老远老远。
在唐庄镇,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们的书记吴金印,镇上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吴金印能叫出全镇每个村组干部的名字,跟大多数村民都熟识。他不习惯坐办公室,一有空就到村里、厂里走走,或是到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他说,跟群众在一起,情况明,心里暖,就跟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舒坦。
“老百姓是咱最亲的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离不开他们。”这是1966年8月,吴金印在一份决心书上写下的一句话。
那时候,吴金印24岁,刚从中央团校学习归来,主动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就像种子渴望回到土地,他的魂儿离不开土里刨食的农民。他18岁入党,从大队会计、大队长、大队支书,一直当到公社团委书记。他领导着比他大几十岁的人,把家乡董庄大队搞得在全县乃至全地区都很有名。他觉着跟农民在一起,快乐,充实。
“还是让我到农村去吧,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他跟领导郑重地谈了自己的想法。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派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山高沟深,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全公社两万多人口,有百分之九十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遇到天旱,好多地方的群众连水都吃不上,是全县最穷最苦的地方。
到狮豹头公社报到的当天,他就背着行李到靳庄大队驻队去了。大队干部安排他在群众家里吃派饭,晚上住在大队部。到了第三天,吴金印找到靳庄大队支书孔现银:“老孔,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在大队部住,一个人一间房,又卫生又清静,可我总觉着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儿啊。”
孔现银有些为难,说:“以前上头来人都在大队部住。咱这里苦寒,哪个人家也没有大队部的条件好,我是怕你……”
吴金印说:“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心里想的啥,咱不知道;咱心里有啥想法也不能跟他们交流,两张皮,这会中?活鱼水中游,死鱼水上漂。你替我找个出身好、最困难的人家,我就在那里住。” 最后,选定了全大队最穷的牛德英家。
吴金印到牛德英家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吃午饭。吴金印来到牛德英跟前:“大娘,让我看看你们吃的啥。”牛德英把饭碗往一边扭了扭,吴金印还是看见了,是糠团和野菜。他从牛德英手中端过饭碗喝了一口,那菜汤连盐都没有,又苦又涩。他慢慢品味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吴金印要是不能把群众碗里的糠团变成白面,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干部!那天下午,吴金印向县委写了决心书:“为改变山区面貌,我十年不下山!”
吴金印在狮豹头15年,有7年多住在群众家里,另外7年多住在造田工地上。无论住在谁家,他都会给主人家打扫卫生、挑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有一年,他到砂掌大队驻队,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武忠当时七十来岁,孤身一人。吴金印往武忠家去的时候,正遇上武忠瘸着腿从外头回来。吴金印迎上前去,问:“武大伯,你的腿……”
“没啥毛病,就是脚指头那儿顶得生疼。”
吴金印烧了一锅热水,倒在盆子里,说:“武大伯,来,烫烫脚,让我看看你的脚是咋回事儿。”他把武忠扶到椅子上,脱了他的鞋子一瞧,原来是脚指甲长得太长,钩到肉里了。吴金印为武忠烫脚,找来小刀替他把钩到肉里的脚指甲一点一点挖出来。武忠逢人就说:“你瞧,人家是公社干部哩,给俺洗脚……别看俺没儿没女,俺觉着跟有儿有女的一样哩!”
吴金印在池山大队驻队的时候,住在烈属宋大娘家。有一天晚上,宋大娘的胃病犯了,疼得在床上打滚。吴金印赶紧找来一张竹床扎成担架,跟另外几个人抬起宋大娘,在漆黑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医院跑。到了医院,吴金印跑前跑后找医生,替宋大娘办了住院手续、交了住院费。等医生给宋大娘看过病,吴金印亲自去取了药,找来开水帮宋大娘把药吃下。病情稳定了,吴金印依然守在宋大娘床边为她捶背、擦汗、扇扇子。宋大娘吐痰,他赶紧用手帕接住;宋大娘的痰和涎水流到衣服上,吴金印就一点一点给她擦。他在宋大娘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宋大娘病愈之后,行动不便,吴金印每天早晨为她端尿盆、穿鞋,每天晚上给她烧水洗脚。宋大娘感到难为情,一再说,往后可别这样了,你是干部哩,这样侍候俺,大娘经受不起啊。吴金印说:“你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照顾老人有啥不应该的?”一句话把宋大娘说得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吴金印在社员家吃派饭,每次端起饭碗总要先往锅里瞧瞧,见锅里的饭稀,端住自己的饭往锅里一倒,说:“咱们有稠的一起稠,有稀的一起稀。”遇到有的人家特意为他准备了肉和菜,他扭头就走,随便到哪个人家盛一碗红薯稀饭,蹲在门口一喝了事。每次吃了饭,吴金印都要给粮票给钱。山里人不习惯,说啥也不收,吴金印就悄悄地把钱和粮票压在饭碗下面。
他视群众如父母,群众拿他当亲人。
吴金印总是忘不了杨务新杀鸡的故事。
杨务新是池山大队的一个五保户,老两口都60多岁,无儿无女。吴金印到池山以后,每天给他家担水。日子久了,老两口经常在一起念叨:人家吴金印跟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照顾咱,咱拿啥报答人家?
有一天,大队给吴金印派饭派到他家,老两口高兴得团团转。他家最值钱的是两只老母鸡,这是他家的小“银行”,吃盐、打油全靠鸡蛋去换。老两口把那只最肥的母鸡杀了,用文火炖了一上午。吃晌午饭的时候,老两口把炖好的鸡和鸡汤用盆子盛了,端到吴金印面前,笑眯眯地说:“吃吧!”
“你们这是……”吴金印瞧着鸡汤,瞧着两位老人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热,不知说啥好了。吴金印对杨务新说:“你们先吃吧,我有点事出去一下。”老两口在屋里左等右等不见吴金印回来,四处寻找,发现吴金印在别人家端着红薯稀饭正吃着。杨大娘哭着说:“你这是咋哩?给你炖的鸡,你为啥不吃?为啥不吃?”老两口站在那里哭着不走。吴金印也哭了,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我是干部,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群众啊!”那只鸡他虽然没有吃,但这件事却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里。
这些故事,是心灵的乳汁,滋养着吴金印。他说:“我那时候年轻,是朴实的山里人教我懂得了啥叫善良、啥叫感恩。这一辈子,啥时候想起他们,心里都是暖烘烘的,觉得不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办事,就是没良心,就是不孝之子!”
正是有这种感情支撑着,吴金印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动力。在狮豹头, 2600多道岭、2700多条沟、三四十个大队、几百个自然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春天,他跟群众一起找水源、修水池、上山挖地、下河造田;冬天,背着救济粮、带着救济款,来瞧瞧群众碗里盛的啥、身上穿的啥、床上盖的啥。几十年来,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帮助群众圆那个温饱梦。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说到跟群众的感情,吴金印很有一番感慨。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要成天想着“我要联系群众”、更不能嘴上喊着“我在联系群众”;真正的联系群众,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成官,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这样一来,遇事你就会自觉地替群众着想;跟群众在一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身架。
“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都说吴金印工作上的办法多、点子多,他说,我有多大能耐啊?很多办法和点子都是从群众那里得来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办法,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跟群众一商量,办法就有了。”
在狮豹头工作期间,他带领干部群众用8年时间改河造田,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沧河造田。沧河造田的核心工程,是在羊湾一带的棋盘山上打洞,取直河道,裁湾造田。这个裁湾造田的点子,就是群众想出来的。
那是1970年的春天,吴金印肩上挎着粪筐,腰间挂着水壶,挎包里装着干粮,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每到一地,他都要同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商量咋样改变山区面貌。
这天,吴金印来到羊湾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文焕家。晚上,他俩躺在一张床上喷,吴金印说:“我一直在琢磨,沧河的河滩白白地浪费着老可惜,能不能想法在河滩上造点田出来?”
“啊呀”,郭文焕一拍大腿,忽地坐了起来,“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哩。沧河流到咱羊湾的时候,叫棋盘山给拦住了,往西拐一个大弯,然后往南再往东流走了。俺庄上老辈人就想过:要是把棋盘山钻个洞,把河取直了,不就能造出好几百亩地来?”
“好点子啊!”吴金印披衣起床,拉着郭文焕就出了门。二人踏着月光在棋盘山下的河滩里走着,设想从哪儿打洞、在哪儿修坝,一直转悠到鸡叫。
有一年,吴金印在砂掌村驻队,发现这里的山光秃秃的,就想着怎么绿化。有人说,这山上根本就不长树。当时,吴金印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晚上聊起这个事情。武忠告诉他,这一带的山顶上早些年树可多了,满山黑油油的大柏树,一人搂不住。后来有人在山上栽过树,其他树种都死了,就柏树能活下来。武忠说:“听读书人说,柏树的根带酸性,能降住石头。对了,朝阳的山坡多少有点土,可以种苹果树,早些年有人栽过,结的苹果可甜了。俺估摸着,兴许种苹果能行哩……”
吴金印白天跟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同群众一起讨论。最后,他综合归纳群众意见,组织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用两年多时间绿化了2000多亩荒山。
吴金印刚到唐庄工作的时候,每天骑自行车到各村走访群众。有一天,他来到镇西北部的后沟村。这里靠山临沟,交通不便,是出了名的穷地方。跟群众聊起如何脱贫致富的话题,村民窦全福说,咱这儿靠山,有石头,如果把路修通了,建石砟厂,兴许能发财。他说,交通方便的地方,有人搞这个就发了财。他的话,让吴金印眼前一亮。他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调研,最终提出了“西抓石头”即发展石头经济的思路,使西边几个村子的群众迅速富裕起来。
“北抓林果”的思路,也是来自一次走访。
那是1988年秋天,三个月没下雨,唐庄北部的丘陵,庄稼旱得卷了叶。当检查旱情的吴金印来到侯庄村地界时,突然看见一片浓郁的绿,走近一看,是一片山楂园,枝繁叶茂,山楂果红成一片。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农正在侍弄山楂树,吴金印上前搭讪,问他咋会想到种山楂。老人说,山楂树是铁杆庄稼,最顶旱。吴金印又问他,山楂园一亩能收入多少,老人说,弄好了可以收入千把块。老人还告诉他:“咱这儿的地,种旁的不中,种果树中。”吴金印不由得眉毛一扬:“这是个好点子!”
据此,唐庄镇提出了在北部丘陵地区发展林果业的思路。几年之后,这里建成了万亩林果基地,搞了个“中国唐庄桃花节”,每年春天吸引着来自中外的10多万名游客。承包果园的人家都发了财,有了私家车,住上了别墅。
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吴金印就会到群众中间去,跟他们商量解决办法。这个法子很灵。
唐庄镇有个山庄村,1997年的时候,村民提出来想让镇里帮助他们修条水泥路。吴金印带着几个镇干部住到这个村,跟群众商量修路的事,最后商量的意见是:修路的经费主要由镇财政支出,每家每户多少兑一点钱,村民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参与修路。绝大部分村民同意这个方案,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有两户村民不同意出钱,但同意出工。有一户村民,既不同意出钱,也不同意出工。
吴金印召开村民大会,就最后一户村民的态度让大伙讨论。
群众站出来说话了。这个说:“镇里支持咱村修路,是给咱们办好事哩,你这个态度,像啥话?”那个说:“就你能,俺都是傻子?俺村盛不下恁能的人,你走吧!”还有人说:“你不出钱,不出力,就没权走新修的路;要走,走一次掏一次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那人说得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真诚道歉并履行了义务。结果镇里出钱,村民出力,把这个村的路修通了。
吴金印经常拿这些事例,跟唐庄镇的干部讲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咱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老百姓高明,不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指手画脚瞎指挥。群众在基层,最能吃透情况,并且整天都在思考问题,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切合实际。我们当干部的,如果放着恁好的老师不去请教,岂不是傻子?
“群众是最亮的镜子”
1987年11月,吴金印调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镇里全体机关干部到辉县常村乡燕窝村上一堂特殊的党课。
那天,他们大清早出发,前往太行山深处去看望一个人。此人就是郑永和。郑永和曾任辉县县委书记,后来担任省部级领导,退休后组织一批老干部成立“老头队”,在太行山里为群众服务。
“老领导,”吴金印见到郑永和,一把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这是在干啥哩?”
“房东家的门框坏了,我给他们做个石头的。”郑永和憨厚地笑着,手中的锤錾不停地在石头上敲打着。
“郑书记,你是咋想的?省里有你的高级住宅你不去住,儿孙一大群,你不去享受天伦之乐,咋就偏偏往这山旮旯里钻啊?”吴金印明知故问,他是想让大伙听听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要说享福啊,我觉着这就是享福。”郑永和停下手中的活计,望着四周的山,深沉地说,“活了快一辈子,回头想想,谁对俺最亲?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对俺亲,俺就到他们这儿来。吃饭——干活,干活——吃饭,一点烦恼都没有。这生活呀,越过越有味儿……”听着郑永和质朴的话语,大家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我们为谁当官”这些问题。此时,大伙明白吴金印带他们到这里来“开会”的用心了。
告别郑永和,他们没有马上回到机关,而是把车开到唐庄北部的大司马村,会议在这里接着进行。吴金印从社会上流行的享乐风开始讲起,讲到我们为谁当官的问题,他说:“大道理咱就不讲了,党章上写得清清楚楚,咱就讲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吧:我们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是人民交的税收;我们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是农民种的粮食。一句话,人民养活了我们。人民养活我们干啥?为了让我们替他们办事。老百姓养牛,牛能为他们犁地;老百姓喂鸡,鸡能为他们下蛋。我们当干部的,花着人民的税收,吃着农民的粮食,如果不给群众办事,那就连牛都不胜,连鸡都不如!从前,人们习惯称我们叫‘父母官’。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公仆。不要以为老百姓无职无权,免不了咱的职,也提拔不了咱,就不把他们放到眼里。要知道,干部和群众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心系群众苗得土,背离群众树断根,离开群众就是死路一条!”
咋样才能让干部不脱离群众?作为党委书记,吴金印深知仅靠口头上说说是不行的;即使按照要求执行一阵子,也很难持续下去。制度管根本,机制管全局,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落实。于是,在这次大会上,吴金印和唐庄镇干部一起立下了“四不”、“四同”的规矩。“四不”,就是身不懒,积极参加劳动;嘴不馋,到村进厂不喝酒、不吃请;耳不聋,倾听群众意见;手不长,不拿群众东西。“四同”即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群众商量。同吃,就是驻村干部不准单独起伙,一律到群众家吃派饭,不准喝酒,吃了饭要交钱;同住,就是驻村干部不准住村委会,必须住到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家里;同劳动,就是每个干部自备一套劳动工具,每年20个义务工;有事同群众商量,就是村里制定重大决策前,驻村干部要跟村民商量。
唐庄镇党委还规定,每个镇干部要交10户农民朋友,其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穷朋友。吴金印解释说,人在难处盼亲人,困难群众是最需要帮助的,跟他们交朋友最能体现咱们的价值,我们应该多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吴金印在大司马村偶然听到一个叫韩志明的村民的不幸遭遇。韩志明原来在外地一个煤矿上班,一次事故使他下肢瘫痪,成了残疾人。孩子尚小,一家人靠妻子一个人支撑着,日子很艰难,韩志明几次想到了死。得知这个情况,吴金印拉上村支部书记,说:“走,到他家瞧瞧。”
来到韩志明家,吴金印坐到他的床沿儿上,握着他的手,仔细询问他的身体和家庭情况,说:“你放心,有党在,不会让你过不去。”然后,对韩志明的妻子说,好好照顾老韩,有啥困难给村里和镇里说。临走的时候,吴金印把身上的钱全部留给他们。第二天,吴金印又来了,带着救济款,带着自己家里的两袋面粉。
过了几天,吴金印给韩志明送来一辆手摇三轮车。他看到韩志明家门前有一条四五米深、两米多宽的沟,就带领村里人填平了那条沟,并在他家门前修了一条直路。逢年过节,吴金印总要带些吃的用的到韩志明家慰问;每次从大司马村过,他总要拐到韩志明家里看看。
吴金印经常对干部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想叫群众真心拥护咱共产党,就得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好事;不然的话,人家为啥要死心塌地跟着咱啊?共产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基层,老百姓就是从咱们的举动中去认识共产党的宗旨。咱们为群众办好事,就是维护党的形象。”
有好的规矩,还得有监督机制。吴金印深晓此理,所以在制定了“四不”、“四同”规定以后,又制定了一整套检查监督措施:每逢单月,镇里派人到村里听取群众对干部的意见,问当地群众,某某在你们村住了没有,参加劳动没有,为群众办好事没有,是否有违纪行为,对这个干部有什么意见等;逢双月,让村党支部来镇党委汇报驻村干部的表现和群众对这个干部的反映;到年底,由群众和村党支部对驻村干部进行考评,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干部一律严肃处理。
1995年的一天,有群众反映说,某位镇干部到他们村检查工作的时候喝了酒。吴金印在对此事进行调查落实之后,找到那位干部,问:“据群众反映你在村里喝酒了,可有这事?”
“有……”
“咱们的规定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说咋办?”吴金印满脸严肃。
“我愿意接受处罚。”那位干部羞愧地低下了头。
听说那位镇干部为了这事受处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找到吴金印,替那位干部求情:“是俺请他喝了几盅,要处分就处分我。现在的干部到了下边哪有不吃不喝的?这算不上大问题,你就放过他这一回吧!”
吴金印说:“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上吃吃喝喝的现象比较普遍,可咱唐庄就是不兴这一套,就是不能容忍脱离群众的现象存在。你要是真的爱护我们干部的话,以后就不要请他们喝酒了。既然定了规矩,就得按规矩来,谁也不能例外。”
不久,镇里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让那个干部在会上作了检查并罚款80元。这件事在全镇干部中震动很大,从此再未出现过类似事情。
按制度办事,人际关系就变得单纯而清爽了。在唐庄镇,逢年过节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同志之间是不兴请客送礼的,连送一点土特产也不行。谁要是给他送礼,第一次,给你退回去;第二次,在镇机关干部大会上批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好风气,大家都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工作上。
2007年,吴金印的母亲去世。他谁也没告诉,悄悄地办了丧事。乡亲们还是有人知晓了,一些乡邻送来礼金表示慰问,受过他帮助的人也纷纷前来表达心意。吴金印费了好大劲,把礼金逐个退回;实在退不了的,全部交给镇财政用于龙山治理。
采访的时候,记者问到这事,吴金印感叹说,人啊,钱财多少是个够?够吃够用就行了。在物质上少一分欲望,心里头就多一分轻松和坦荡。当干部的,只有不存贪欲才能做到处事公正;你公正了,群众才会打心眼里佩服你、拥护你。“还是那句话,”他说,“群众是最亮的镜子。我们应当经常拿群众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看我们是不是干净、是不是有好的形象!”
在唐庄镇,群众就是干部的镜子。
“一切为了群众,是干部的职责”
吴金印深知,老百姓的心思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就是三条:有饭吃,有房住,有钱花。一句话,就是过上富裕的生活。他说:“啥叫联系群众?当干部的,把大伙领上致富路,才是最大的联系群众。”
为了让群众有饭吃,几十年来他造地不止,人们称他“造地书记”。
为了造地,他在狮豹头的山沟里、河坡上搭起工棚住了8个寒暑。
为了造地,他在十冬腊月跳进结冰的河水中垒石堰。
为了造地,他累得晕倒在地,在工程抢险中险些被滚石砸死。
在狮豹头,吴金印带领群众在乱石滚滚的河滩和荒沟野岭上造出了2400多亩旱涝保收田,解决了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
吴金印调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之后,瞄上了镇子西北方向那10多公里长的后山沟和10多公里长的十里沟。1992年10月,他带领唐庄镇机关干部,扛着铺盖卷,拉着锅碗瓢盆和劳动工具,在杂草丛生的后山沟安营扎寨,组织起近万人的造田大军,开动3000多台大小车辆和施工机械,连续奋战两个月,造出了1000多亩良田。第二年冬天,他们又在十里沟造田1000多亩。
2009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进入唐庄段,占用耕地1420亩,开挖土石方约740万立方米,堆放这些土需要占用很多耕地。吴金印决定抓住这个机遇,用该工程剥离出来的耕作表层土在十里沟闸沟造田。经过200多天奋战,他们在这条荒沟里造出了1810亩良田。如今,全长11.8公里的金门沟造田工程也已启动,工程完成后可新增耕地2600亩。
荒沟造田,荒山造田,复耕废弃窑场,复耕拆迁的村庄,这些年来,吴金印带领唐庄镇干部群众造地1.5万亩。与此同时,他们对全镇的荒山进行治理,在山坡上修筑鱼鳞坑以保住水土,为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垒上石堰,将其变成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
在造田治山的日子里,吴金印和唐庄镇干部吃住在四处漏风的工棚里,天不亮就起来搬石运土,抡锤打钎。2001年冬的一天,干了一天活的吴金印,夜里突然感到严重的腹疼。第二天,他发现尿液带血。医生建议他马上到大医院检查。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他没有惊动镇里的干部,只让儿子陪着他到外地做了手术。伤口刚刚愈合,他又马上回到工地,人们动情地说:“吴书记,你这样干,是在为俺老百姓拼命啊!”
群众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如何让他们尽快过上小康生活、过上城里人那样的生活,是吴金印一个新的梦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提出在唐庄镇的代庄、双兰、石屏、仁里屯等村搞新村规划,建成了一批别墅式农民新居。2000年,他们又制定了《唐庄镇村庄规划建设实施具体办法》,按高标准进行村庄综合整治。如今,唐庄镇85%的农户住进了新居。
说起新型社区建设,四合社区的居民能讲出一长串故事。
2005年,卫辉市行政区划调整,谷驼、张庄、靳湾、虎掌沟这四个国家级贫困村划归唐庄镇。这几个村,地处太行山区,缺水少电,交通不便,当地群众吃水难、吃粮难、走路难、看病难、上学难、娶媳妇难。划归唐庄镇的第二天,吴金印就安排人往这几个村送水,并亲自到群众家中探望。看到山里群众的生活境况,吴金印就跟大伙商量:能不能考虑搬下山去,在镇子附近交通便利、生活条件好的地方建个新村?村民们激动地说:“吴书记,您是替俺办好事哩,俺听您的!”
征得村民同意之后,吴金印又带着社区规划和住房图纸,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商量建房标准。从2008年开始,吴金印带领镇机关干部与群众一起动手建设四合社区。镇干部在建房工地上劳动是尽义务,村民出工却可以拿到工钱,用村民的话说就是“盖房挣钱,建我家园”。这是一个以别墅为主、功能合理、设施齐全的社区,设计标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落后。镇里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社区公共设施建设,而且给每户建别墅的村民补助2.5万元。同时,让困难户、五保户和残疾人免费住进了社区公寓楼。
那天,走在四合社区的感恩路上,71岁的村民王法对记者说:“你看这房子多好,你看这路多光,你看这路灯多亮,真跟做梦一样……”他说,入住社区那天,村民们情不自禁地喊起了口号:“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吴书记!”
对于城镇化建设,吴金印想得很深。他觉得,城镇化绝不仅仅是盖一些新楼让大家搬进去这么简单,关键是要解决好群众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为此,唐庄镇做出规定,凡是因建厂、建社区、建公益事业等占地人均三分以上(含三分)的户,镇政府出资每人每年50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镇里还规定,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全家享受低保;现有土地人均三分以下(含三分)的农户,6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17岁以下的孩子享受低保;现有土地人均五分以下(含五分)的农户,60周岁以上的老人享受低保。同时保证每户一至三口至少有一人就业,四至六口至少有两人就业,七口以上至少有三人就业。镇里还通过贴息贷款、提供信息服务等多种方式,扶持农村社区居民成立了种植、养殖、运输等合作社,促进了居民就业,提高了农民收入。
吴金印深知无工不富的道理,所以多年来他始终把发展工业作为带领群众奔富路的重要途径。上个世纪80年代末,唐庄镇大力发展“石头经济”,办起了100多家石砟厂、一家上规模的水泥厂和一批石灰窑,使西部山区群众迅速致富。当发现粉尘污染给周边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良影响时,吴金印听从群众意见,决定关停污染严重的石砟厂和石灰窑。一些人想不通,感到心疼,吴金印就跟大家说:“咱发展经济还不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如果环境破坏了,就是给个金娃娃也不能抱,咱绝不能干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事情!”最终,他们将8家规模较大、环保达标的石头加工企业迁往深山区,其余的石砟厂、砖窑、石灰窑全部拆除。
10多年来,唐庄镇先后投资5亿多元,在10平方公里的产业集聚区修筑了五纵五横10条高标准公路,铺设供水管网6.5万米,排水管网6万米,建设110千伏变电站2座、小型变电站10多座,建设日供水1万吨的水厂2个、日处理2万吨污水处理厂一座,西气东输的天然气辐射镇区各个厂矿和村庄,实现了路、水、电、气、通讯、绿化、美化等七通一平。同时,在项目审批、土地使用、跟踪服务等方面实行一站式、零障碍、心贴心服务。他们通过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世界500强和国内500强企业前来投资建厂。
2010年,为了吸引世界500强企业百威英博啤酒集团在唐庄投资建厂,吴金印一次一次奔赴该集团总部所在地上海,诚恳地邀请他们到唐庄考察。一连几天,吴金印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两眼熬得通红。百威英博啤酒集团高层被吴金印的真情所打动,在综合评估各方面条件之后,决定把投资27亿元、年产啤酒100万吨的项目放在唐庄镇。该集团一位高管说,他们选择唐庄镇,除了这里的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之外,主要是钦佩吴金印的人品和能力。
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2011年2月20日,百威英博啤酒集团决定要在3月19日举行唐庄项目奠基仪式。在短短28天内拉80多万立方米土方、平出600亩大的工地,这是连对方都感到难以完成的任务。吴金印动员全镇机关干部搬进工棚,展开工程大会战。几十辆铲车、推土机,几百辆大卡车日夜不停地工作,吴金印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在工程最紧要的几天里,他更是彻夜不眠,硬是在规定时间里完成了任务。该集团老总紧紧握住吴金印的手,说:“这是了不起的‘唐庄速度’,这是你们在百威历史上创造的奇迹!”
接下来,世界500强北新建材来了,国内500强六和集团来了,国内最大的塑料薄膜项目银金达开工了。目前,唐庄产业集聚区引进企业30多家,2012年该集聚区内的工业总产值达到33.8亿元,财政收入超亿元。在三至五年内,这个产业集聚区内的几家大型企业,产值合计将超过100亿元,税后财政收入将超过10亿元。
在温康社区的马路边上,吴金印跟记者一板一眼地描绘着唐庄的“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环境生态化的前景。他说:“说一千道一万,谁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群众就愿意跟着谁。明白了这个理儿,我就想啊,一切为了群众,是干部的职责,只要群众还需要我,我就会一个劲儿地干下去,决不松劲儿……”
今年8月28日下午,记者来到唐庄镇西边的龙山。这里原本是一座荒山,如今漫山的鱼鳞坑像纷披的龙鳞,整座大山宛若栩栩如生的飞龙,600多万株树木已蔚然成林,置身其间,清风徐来,鸟语阵阵。
在通往山顶的水泥路上,我们遇到了护林员李庆一和原德臣。他们是附近的村民,都60多岁了,听说我们是来采访吴金印的,就动情地讲起了“唐公山”的故事。
这个龙山,从前是出了名的“老狼窝”,是吴金印带领全镇干部群众把这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花果山”。大家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私下里谋划着要把这山命名为“吴公山”,以纪念吴书记的功德。今年6月下旬,他俩瞅准吴金印与镇干部外出学习的空当,悄悄找来工匠,赶在“七一”党的生日这天把“吴公山”这三个字刻在了龙山的山崖上。
吴金印回来看到了,大恼,打听到是他们几个干的,就把他们狠狠地训了一顿,命令他们把那个“吴”字改成“唐”字。他说:“我吴金印有多大本事,敢贪这个功!难道这山是我一个人绿化的,这坡是我一个人改造的?咋能把功劳记到我一个人身上?如果一定要刻字纪念,那就应该写成‘唐公山’——‘唐公’就是唐庄公民、唐庄公众。”
听着故事,我们不知不觉登临龙山之巅。放眼望去,天远地阔,沃野如锦,眼前的景象层层铺开,恍若一个连天接地的梦境——
那一片铺向天边的浓绿,是新造田地上的玉米、大豆和芝麻吧。绿浪如海,滚滚滔滔,正与太行深处狮豹头山间大片大片水浇地里的庄稼遥相呼应,它们是在回忆和讲述那令人感念不已的温饱梦吗?
在公路之间,在绿树丛中,在金色的阳光里,辉映着、站立着、扩展着的是一家一家工厂。它们在唐庄的土地上集结成产业集聚区,现代,耀眼,如同一片挺举的臂膀,高高地托起富裕而和谐的小康梦。
是新型农村社区吗?是的。一个,两个,三个,无数个,连成片,它们背负着幼儿园、学校、医院、超市、敬老院、文化大院,正在大步追赶现代化的城区。这是一个正在演绎着的多姿多彩的城镇梦。
而此刻,追梦的吴金印却沉默得像一位老农,正扛着他那从不离身的工具,沿着山路大步走着。这条路,通向乡村,通向工厂,通向社区,通向百姓的家门,通向一个无比绚丽的梦境,连接着太阳一样冉冉上升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