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的书房与明式家具

明晚期 黄花梨顶箱柜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中写到了西门庆的书房：

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周围摆设珍禽异兽，瑶草琪花，各极其盛。里面一明两暗书房，……进入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左右粉笺吊屏上写着一联：‘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里边书房内，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

此乃西门庆大官人的“书房”。另一间“书房”是其当时江南一名妓所用，见诸明代冯梦龙所著《喻世明言》：

明窗净几，竹榻茶垆。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爇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赏玩，一枰棋局佐欢娱。

名琴、古画、宝炉、沉檀、万卷图书、一枰棋局，这是何等斯文的书房。西门庆和妓女有书房，我们一直以为书房是画家、文学家们的专属。还有更颠覆大脑惯常思维的故事吗?

这里的书房问题，实际就是文化消费问题、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同时期的明式家具、私家园林、发达的工艺品制作都触及到这个论题。这种奇葩的文化现象更促使我们打开思路，广泛深入地思考明清时期物质文化的消费。

晚明的世界就是如此神奇，包括黄花梨家具、园林、古物、时玩乃至“书房”的流行，实际缘于这种神奇。经济发达、社会富有、消费提高、奢侈风行以后，文化、工艺和艺术会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这绝非是附庸风雅一句话可以简化定论，也不是简单的文人引导能概括。这是一个复杂的格局中，互相的触动激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古语可能是其中的一种解读逻辑。石涛曾说，绘画是富人闲时的消遣。绘画作为极高的文化修养，扬州的富有的徽州商人不但是石涛作品的主要购买者，而且他们的子弟，往往还向石涛学画 。

明末清初 黄花梨圆裹圆榻

传统常识认为，消费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是对物的购买、占有和使用。但是以符号消费理论看，当一种商品都具有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潜在性，就有了商品的符号价值。消费与某种社会地位、名望、荣誉相联系时，就是符号消费。符号消费中，人们所追求的并非商品的物理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商品再也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一连串附加的象征性、文化性，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的身份、地位、阶层等的象征。

符号消费理论的创立者是当代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他是当代西方研究消费活动和消费文化的著名思想家，他提出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并概括出他的消费文化理论。“符号消费”理论认为，一个商品在进行消费时，不是根据该物的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价，而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计价，这个商品就有了“符号价值”。有“符号价值”的商品，其使用属性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隐含于其中的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后者使它也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生命，成为身份、地位、阶层的象征。

实际上，几百年前，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这种现实已存在于明清市井中。当时置办私家园林、豪宅书房、古物时玩、硬木家具等，不仅是消费物体，也是消费理念。

试想，当时要使用一件紫檀或黄花梨硬木家具，其木料竟然为跋山涉水从海外舶来。生产黄花梨的海南岛孤悬海外，地方险远，环境恶劣，有鲸波之险，瘴疠之毒。出产紫檀的印度更是遥远。海外贸易商人从事木材的输入，国家实行海禁闭关时，走私进来;隆庆开关后，海关要课以重税。此等木材还如过江之鲫，源源不断而来。内陆的各种木材难道还不足够丰富，紫檀、黄花梨有何过人之处?

清早期 黄花梨方桌

这里的紫檀、黄花梨家具之物理功能已是次要的，其消费者不再将家具视为纯粹的物品，而是将其视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黄花梨、紫檀家具等高档材质家具的使用，从来就不仅是一般用具的消费，而是代表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意义消费，是 “符号消费”。奢侈品不仅仅是物质的使用和感官的享受，更多的是富贵阶层以此显示自己的地位身份。

在2000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新仿黄花梨、紫檀家具的价格并不是太贵，一般收入人群大都不知道什么是黄花梨、紫檀。与古典家具的行家交流，他们说，许多厂家的产品当时都存在销路不畅的情况，但近些年价格年年在涨。近十年涨价十倍、几十倍，这与整个国家物价上涨水平严重不协调，原因为何?这其间关键原因是这些年黄花梨、紫檀家具的“符号价值”越来越被强化和被广泛传播，家具越贵，其“符号价值”越强化，形成交替循环。

法国另一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集中研究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拥有者，自然要掌控文化资本，而且其文化资本拥有的层级与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层级是成正比的。三位相携而行，文化资本永远是一个不会被忘掉的猎物。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虽然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

布尔迪厄并不否认文化产品的独立价值，但是他坚持认为，只有把文化产品置于特定的社会空间特别是文化生产场中，其独创性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

其实，物质文化的兴盛，从来不是“读书人”主宰的。文化成果，尤其是物质文化成果是所有社会精英共同认同的人类智慧，它一定是首先被财富精英所占有和消费。

明清时期，在政界走运得意、生意场游刃有余者，以其经济力量、权力、社会关系和能力、阅历，可以轻易地认同各类物质文化成果乃至精神文化产品，而且把握着它们的命运。明代园林如此，书画古董如此，黄花梨家具亦如此。

传统工艺潮起潮落，其发达飞跃和奢华精致，总是与财富的盛世或盛世的财富相连，这似乎是一个不容质疑的法则。宋代沿袭下来的木作(以及许多工艺品)之花是在强大的财富风光中青春再放、锦绣斑斓的。

晚明社会，占据着广大社会财富的精英人群是晚明奢糜风气的主要推手，是当时包括紫檀、黄花梨家具在内的奢侈用品的主要消费人群。财富精英，包括了多种身份群体的上层人士，或者说是富贵人群，这个群体包括官僚、士绅、商人、上层山人等，它们身份常常又不是单一的，往往一身二任或数任。明代中期以后官僚、商人、地主、文人多身份合一的社会形象日益鲜明，一体多面的“缙绅士大夫”构成了明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阶层。

笔者对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明式家具的主体是在特殊时期、由特殊阶层在家庭特殊事件中制作的(可以简称三个特殊)。即大多数明式家具是在富裕的明清时期，由富有家庭、家族，在家族最大的家族事件——婚嫁活动中置办的。

这种结论是一种注重物质文化和人性特点的归纳，为明式家具高品质的找到实实在在的发生、发展之因。这些结论可能一时难以被许多人接受， 但它还原了历史场景，可以让明式家具的意义得到更大的延展，为明清社会史、生活史提供新鲜的资料。

明确明式家具的消费人群，可以更准确明了明式家具的商品定位， 传统的社会伦理在这里不应是家具价值评判的障碍。工艺史研究中，道德化、情感化的矫饰和美化已经左右人们太久。在已往的明式家具史研究中，人们很早就注意了物与社会意义的关联，即家具不仅是商品性的物，它还有文化和社会的象征性。但是在探讨之中，存在着把工艺品人为地、无史实根据地和某些被广泛认同的、高大上的文化象征符号联系一起的普遍倾向，更甚者远远游离家具器物自身，而不着边际地讨论起哲学等命题，这就难免让研究走向玄虚。（稿件来源：雅昌艺术）

清早期  黄花梨螭龙纹玫瑰椅

张辉：

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主编《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古董收藏价格书系》(远方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现为三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

本文来源：网易艺术 责任编辑：郭伟_NQ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