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里的手艺人：在给故宫文物治病的高手

机器的轰鸣声、剪刀划过纸张的声音、硬刷子在木头上的沙沙声……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刚开始，就展现了一个貌似装修房屋一样的现场。

作为目前唯一一部拍摄故宫稀世文物修复故事的大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用新颖的视角走进古老的故宫，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揭秘世界顶级文物的“复活”技术。

5年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走进故宫，编写了10万字的有关故宫文物修复的调查报告，他希望拍摄故 宫里的手艺人，做一个真正体现当代故宫的片子。于是，3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诞生了，该片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播出。

给文物“治病”

故宫西北角有几排房子，与坐北朝南敞亮的宫殿不一样，这几排房子东西排列，被称为西三所。昔日这里是冷宫，如今这里是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办公场所，里面几十位技艺精湛的修复专家便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人公。

2015年，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迎来了90周年华诞。为此，故宫博物院在2015年陆续举办了一系列重量级展览——石渠宝笈特展、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清代万寿盛典展等。

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展览是位于故宫神武门城楼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特展”。特展是故宫博物院首度举办以文物保护修复为主题的修复技艺和成果展，展 览分为古书画装裱与修复、木器修复、纺织品文物修复、漆器修复、陶瓷修复、囊匣设计制作、钟表修复和百宝镶嵌修复等11个单元。每个单元从代表性的修复案 例出发，以展陈修复后的实物为主体，从文物损伤状况、技艺、传承谱系、文物修复过程等几方面进行梳理与展示。

故宫浩瀚的文物收藏及庞大的古建筑群之所以能历经风霜仍以“如初”的面貌示人，正是缘于故宫博物院已传承60载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

这些经过修复的文物出自何人之手，其实并非人们想象中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老者。在这一群人中，即使年近60岁的老师傅，看起来也只有40多 岁。《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叶君说，与人们想象中的气氛肃穆、战战兢兢面对文物的状况不同，修复国之瑰宝的现场很日常化，“这些老师傅在宫墙里，环境安 静，生活节奏慢，每天看着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自然年轻”。

从故宫地库里取出来的屏风已经封存了近300年，珍贵的紫檀木边框，彰显财富的螺钿镶嵌，镶铜寿字，在经年累积的尘土下，隐隐若现。如果没有修复师们精湛的技艺，这些曾经华贵无比的屏风，还会以这个模样，继续在故宫某个角落里残破下去。

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作人员，但其实，他们是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是给故宫文物“治病”的医生。他们的着装言谈与我们无异，同时生活在工业时代，但他们的手艺，却有几千年的生命了。

他们师傅的师傅，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中的“工”，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师徒制。

2015年初，故宫博物院想拍摄一部关于“工匠”的纪录片，曾经参与过《故宫100》的导演叶君顺理成章地成为此次拍摄的导演。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出品人萧寒说，在创作的时候就明确，这部纪录片要做的不仅仅是故宫里的物件，还有这群文物背后的手艺人，希望打动观众的是有感情、有温度、有情趣的人。

为了呈现出现代化的故宫，叶君和他的团队在故宫里拍摄了近4个月。师傅们以为他们呆几天就会走。当时正值春夏，这群年轻人却像“苍蝇”一样，天天都在。

叶君说，他也曾拍过几天就完事的纪录片，但是人物都是扁平化的，“这次是纪实纪录片，需要长时间的拍摄，很短的时间师傅们也很难掏心掏肺”。故宫里的人给叶君取了个外号——“叶问”，一个姓叶的，总是问这问那的人。

与修复的师傅们同劳动、同吃饭、同聊天，这支拍摄团队不仅获得了师傅们的信任，有些还成为朋友。故宫里严格遵守朝八晚五的工作时间，纪录片的工作团队却不会在5点收工，只要师傅们不反感，下班后还要跟着。

于是镜头里，儒雅内敛、开朗外向、年轻活泼，各具特点的修复师们展现了故宫的另一面。也因此，一个青春化，让年轻人看得下去的纪录片便产生了。

故宫匠人

故宫有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每天早晨上班，文保科技部的师傅们都要打开7道大门。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故宫夜里闹鬼，所以早来的人应该吆喝，一声“走着”在空荡的故宫上空回响。

青铜组的王有亮师傅说，其实是怕晚上没人，开门的时候这里面有黄鼠狼、野猫之类的小动物，噌的一下窜出来。

故宫里几只花色各异的猫，也许就是宫廷御猫的后代。拿出猫粮，喂喂院里的几只野猫，师傅们一天的修复工作就开始了。

为了给故宫博物院建院90年献礼，寿康宫将完成“史上最强”复原。时隔244年，200多件曾经深藏故宫库房的珍宝，将重回寿康宫。

王有亮和徒弟高飞负责寿康宫里一件号称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海南黄花梨柜子的修复。柜子里的暗格曾经藏着上百件的珍宝，经过擦拭，柜门上的金属拉手再次熠熠生辉。

身穿蓝色大褂的王有亮，坐在柜子对面的床榻上，看着身着现代迷彩装的徒弟高飞爬上梯子，完成高处的工作。纪录片中，有这样一句解说词：乾隆的生母，当年也许就像这样，坐在这里欣赏过自己的柜子。钟表组的王津师傅，也曾在钟表馆里这样看着自己修复的一座座钟表。

儒雅沉稳的王津说，故宫收藏了世界各地的精品，一些大型英国钟表，大英博物馆都没有，故宫的钟表藏品或者件数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参观者无法看见这些钟表最美的样子，让一辈子都在故宫修复钟表的王津遗憾不已。

对于自己修复的文物，师傅们常常要这样观赏很久，赞叹古人精湛的技术，也自豪自己的修复技艺。

故宫90周年的展览中，慈宁宫里有一尊辽金时期的木雕菩萨像，原本是断了指头的，木器组的屈峰、史连仓和谢扬帆师徒的工作是根据断痕、形态用原本的材料做出缺出，进行修复。

在木器组的办公室里，屈峰和同事们一边忙着手中的雕刻，一边说道，文物跟人一样，故宫里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融入到里面去。“在世上走一遭，都想留点什么，才有自己的价值。”屈峰说。

很多人认为文物修复者的价值，是把文物修好，屈峰认为不见得是这么简单，修文物的过程中，修复者跟它的交流，对它的体悟，其实也是把自己融到里头了。

叶君在解说词里写到，修复文物，是穿越古今、与百年之前的人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职业和特殊生命体验。

看着修复完毕的木雕菩萨像被运走，史连仓和谢扬帆师徒站在门口，依依不舍。

故宫的老师傅们大多是十几岁就进入故宫做学徒。史连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他的父亲1982年从故宫木器组退休后，他接班进入了木器组，从小到大，50多年的时间就在故宫度过了。故宫对史连仓和这些拥有匠人之心的师傅们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

镶嵌组的孔艳菊，大家都喊她孔孔或孔姐，她手下的文物，从原料到一件艺术品，经过怎样的雕琢，有哪些经历，都是她跟文物很有意思的对话。不仅如 此，修复还会加入现在修复者的手艺、对美的理解等各方面的因素进去，“你是凑合凑合还是不能凑合、认真对待。这里面有一种精神在，所以你觉得它是活的。” 孔艳菊说。

现在的师傅们，可以看出上一个修复者当时的技艺如何，甚至可以猜测他当时的心理和外貌，这是一种穿越古今的奇特体验。

书画作品，往往百八十年修复一回。片中，书画组正在修复一幅贴在门扇上的清朝大臣的画，书画组的书画修复科科长杨泽华推测道：“这浆糊抹的不太厚，不知道那人（上一个修复者）长得什么样，一定是高高大大的。”修复室里一阵欢笑。

不一样的故宫

“解说n、l不分。”观众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评论里批评解说的口音。叶君笑着说，这是故意为之，本来就不打算找一个专业的配音。

该片解说配音曹志雄是湖南人，曾经是《鲁豫有约》的制片人，现在的职务是《超级演说家》的制片人。叶君认为，“这虽然讲述的是故宫，但是他们并不想做成一个就传统说传统的纪录片。我们背着唐诗宋词长大，但是我们也是用手机、电脑的现代人，经过现代趣味的处理，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而这部纪录片能够让年轻人喜欢，更重要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故宫并不是深宫墙里沉闷、严肃的故宫，故宫里的老师傅风趣、幽默、生活化，同时片中还有一帮爱说爱笑的年轻人。

拍摄期间，故宫里的杏子成熟了，落在地上的杏子成了蚂蚁的美餐。工作放松的间隙，木器组的成员们拿出棍子，开始了收获。在故宫里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这里绿意盎然，他们可以在瓜果飘香的环境里工作、生活。

有些树是他们自己种的，有些树是他们的师傅种的，还有些树，是生活在明朝或者清朝的人种的。

种些植物、养个鸟、逗逗猫，外加上朝八晚五、不能随意加班的工作制度，这些都让人羡慕不已。但是对于文物修复，这些“绿灯”都是为了让师傅们更加集中地工作，一点松懈，在文物修复上，都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伤害。

王津修复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它原来的主人是乾隆皇帝，一个小毛病也许就得调上个一天半天，这个过程还得反反复复。王有亮在堆满调色板的工具桌上调配青铜器的颜色，不顺利时一个颜色都要调上一个星期。

这是个急不来的行当，与当下快速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王津说，他的时间感与宫外的人们是不同的，“干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坐得住”。

镜头下，纺织品修复组的陈扬正在办公室的一角织缂丝。在古代，缂丝的使用者非富即贵，皇帝龙袍用的就是缂丝工艺。一个熟练工一天也只能织出几寸缂丝，因此现在人们已经不用缂丝了。陈扬说，即使是苏州的年轻人都忍受不了缂丝。

200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纺织品修复组，这里没有所谓的师傅徒弟，参与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在进行特殊修复的时候，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能开空调，“还不能抹粉底，不能化妆，不能喷香水，不可以做指甲”，女孩子们迅速地补充着。

最近几年，故宫每年大约吸收四五十名应届毕业生。在文保科技部，如今年轻人占了一大半。5年后，随着老员工慢慢退休，故宫将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替换成新鲜血液。

虽然许多观众看过纪录片，纷纷表示要到故宫修文物，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并不愿意到故宫工作。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孔艳菊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之前，和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这里只是一个旅游景点。孔艳菊笃定地说，刚从学校毕业来这里工作时，每个人都很难适应，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才能适应，“一进入大宫墙，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就如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孔艳菊说，刚入职时，故宫里安静的让她都不敢说话。

如今她已经是故宫里的老员工，也是镶嵌组的科长，她组里的年轻人也渐渐多了。但是在文保行业，即使已经工作5年的修复师罗涵，在这里还是个新人。

故宫在接受这些年轻人的同时，也引进了许多现代技术——谷歌眼镜、3D打印技术、扫描等，都慢慢成为故宫的装备。与此同时，面粉熬制的浆糊、猪血、生漆、鱼鳔等原始的技术也仍旧在这里流传。

如果没有《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我们与展厅里品相完整的文物擦肩而过时，很难知道它们曾历经断裂残损和惊心动魄的修复。

文物是过去式，但修复文物是正在进行时。

文/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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