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众所周知的“玄奘法师像”非玄奘

玄奘纪念堂竖立立的雕像竟不是玄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画写错了标签吗？知名旅日古书画专家陆宗润于8月9日上午在自己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其对于佛教艺术史上著名图像《玄奘法师图》的考证，从对图中行脚僧人腰间所配利器和其穿戴的分析，陆宗润认为，这幅被广泛认为是玄奘法师的图像其实并非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位唐代高僧，也不是中国古代的僧人，而极有可能是以日本贵族为原型所绘的。

这件事不小，玄奘非玄奘是第一波，第二波可以是玄奘在哪里，第三波找到的僧人像是不是玄奘？澎湃新闻得到陆宗润授权现将全文刊登如下。

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曾特别提到了唐代玄奘高僧当年在中印两国宗教交流方面立下的丰功伟业。唐僧的母校那烂陀大学也于当年9月1日正式复课，重新开始招生，中国政府特为此提供了资金援助。2007年，玄奘纪念堂于玄奘取经终点，那烂陀寺（大雷音寺）附近落成完工，纪念堂门口伫立着一尊巨大的玄奘法师雕像，明贤法师重走玄奘西行之路到达终点后曾特别来此参拜。

这座雕像的造型源出于宗教艺术史上一知名图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图像应当并不陌生。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百家讲坛系列之《玄奘西游记》一书封面及每章标题页均以此图为配。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系列中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也将其用作开篇配图。

画中所绘为一位中年行脚僧人形象，长眉，微须，束腰，草鞋。身后经篋中一卷卷经卷清晰可见。僧人一手持经卷，一手持佛尘，经篋上方一盏孤灯垂坠，照明前路。腰悬配饰，似刀似剑。

目前，该图像最广为流传的版本共有两处，其一为绢本设色画，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扶桑之旅”展览，该画作有幸得以在中国展出。根据展览的说明文字所言，此画绘于镰仓（1185—1333）后期，其造型依据中国所请画样绘制。其二为石刻，刻绘于玄奘法师灵骨塔所在地——兴教寺，石碑高1.76米，宽0.67米，右上角题有“玄奘法师像”字样，左上角刻有欧阳竟无题诗。此中日二版本造型完全一致，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所藏绢本画是自兴教寺石刻取材摹绘。

“玄奘法师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早对这幅图像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松本荣一，此后还有王静芬、李翎等中日学者纷纷参与其中，就其造型艺术来源影响及所绘僧人形象展开讨论。根据其在中国展出时展览陈述所言，此画作原型当为唐代高僧玄奘。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则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至少现有资料并不足以推断出此行脚僧人像即为高僧玄奘。

之前各方观点孰是孰非暂且不谈，笔者在此想从另外的角度对这一画作的具体绘制对象做一简要探讨。在此之前，首先应当澄清的是，关于兴教寺的石刻，除上文所提及部分，石刻左下角还有文字，因拓本多不清晰，前人学者少有留意。该文字内容为：“民国二十二年冬月长安李枝生摹绘郭希安刻。”由此可见，兴教寺石刻图像并非原创，乃是自他处“摹绘”而来，因此，通过认定该石刻图像为临摹对象确证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行脚僧人图为“玄奘法师像”之论点当难以成立。

兴教寺石刻拓本

窃以为，对 “玄奘法师像”中行脚僧人身份提出质疑的最有力论据之一在于其腰间所配利器上。李翎曾著有研究文章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称此图像中僧人所配为“戒刀”。针对这一看法，笔者特别查阅了佛家典籍求证。“戒刀”是指僧人用于裁剪衣物、修理头发的刀子，“戒”字在前，提醒僧众绝不可以此伤人。《大宋僧史略》中提到：“及持澡罐、漉囊、锡杖、戒刀、斧子、针筒，此皆为道具也。”而关于戒刀的具体尺寸，宋代诗人黄庭坚在《还神冈圆首座戒刀颂》一诗中写道：“平生受用，三尺吹毛。”似是指戒刀长度为三尺左右。此外，《祖庭事苑》中说：“戒刀，《根本杂事》云：‘佛在室罗伐城……此是大刀，不是刀子，汝等应知有三种刀子，谓大、中、小。大者可长六指，小者四指，二内名中。其状有二：一如鸟羽曲，二似鸡翎，不应尖直。’”其中明确定义了“戒刀”的尺寸共分大、中、小三种。分别为4至6指长。在现存的一些石窟中，也能找到戒刀的绘画或雕塑造型。其中新疆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第31窟左壁第三幅的壁画“剃度图”中出现的是半月形的剃刀，安岳毗卢洞石窟十炼全景中反复出现的则是约半臂长的直刀。从外观形制上看，后者与“玄奘法师像”中行脚僧人腰间所配长度相差较大，且无鞘。画中所绘与其称为“戒刀”，更像是带鞘的佩剑。依据佛经所言，剑属凶器，僧人不得佩剑，因此笔者大胆猜测，“玄奘法师像”所绘人物形象恐非取材于中国古代僧人，而是另有来处。

其二，画中所绘僧人衣物穿戴也与我们通常的认知有所不同。关于唐代僧人的衣着式样，可以以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图像作为参考。敦煌研究院的蔡伟堂等学者曾对敦煌石窟中描绘的僧服的历史沿承做了整理概括，将出现于敦煌石窟中的僧服造型主要分为袈裟、僧祇支、偏衫、裙等几种。其中石窟中出现的几处行脚僧造型多身穿窄袖裙衫，脚蹬木屐。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藏经洞出土的两幅“宝胜如来”图中，所绘制的僧人形象也均身着交领对襟衫，直袖或收口窄袖，单色无装饰。这样的穿着衣饰也与行脚僧的形象含义更加契合。“玄奘法师像”中的僧人衣着锦绣华贵，褒衣博带。这类大袖衣裙的僧衣式样在唐代僧人服装中只是偶有出现，多见于隋唐时期供养人造型中，此前的行脚僧人图像中尚未有所发现。此外，画中僧衣繁复厚重，图纹精致，边沿处甚至有华美绣花，这均不应为行脚僧当有之服饰特点。

结合以上两点，我们大胆推断，这幅行脚僧人图的取材原型并非中国古代僧人。综合参考日本相关方面研究成果，以及日本确证可考的玄奘像，同时考虑到中国古代权贵也有将自己的形象用作宗教绘画原型的先例，这幅画作很有可能是以日本贵族为原型绘制而成的。若此推论成立，则上文论述的关于佩剑及服饰方面的不合时宜之处均能够得到完美解说。当然若要论证这一点，还需要进行日本服饰方面的考证研究。只是如此一来，玄奘这一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僧，其图像造型究竟源出何处就又有待重新考证了。

甘肃省榆林窟第三窟西夏《唐僧取经图》局部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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