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界的“潘多拉宝盒”

1400幅艺术品在德国慕尼黑一间公寓中被发现，该事件成为整个11月的热门话题。据信，这批艺术品是前纳粹艺术商古利特的收藏品。它们是劫掠艺术品吗？作品原主人的后人会提出返还要求吗？美国、法国等方面呼吁德国政府公布艺术品完整清单，与此同时，艺术品的现拥有者小古利特先生在17日回应说绝对不会归还。在艺术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没有结束。

德国政府公布了25幅查抄到的艺术品，其中包括汉斯·克里斯托弗的水彩画《佳偶》、弗里茨·马斯科斯的版画和威廉·拉迟涅特的作品《桌边女孩》（从左至右）。

朱洁树 编译

这个事件震动了艺术界。

在德国慕尼黑一个公寓中，当地警方在例行检查时意外发现了1400件艺术品，警方相信，其中相当部分是在纳粹统治期间被掠夺的作品。德国人早在2012年3月就收获了如此发现，不过他们选择了向世人隐瞒这一信息，直到不久前，11月3日，在德国《焦点》杂志上的一篇报道才让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

该事件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秋天。海关人员在苏黎世开往慕尼黑的高速火车上例行检查，常常有人在过境列车上携带大量取自瑞士银行的现金，以此规避德国的税收。列车经过奥地利、瑞士和德国边境的一个小镇时，海关人员发现一位叫作科涅留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的老人身上携带着9000欧元。尽管该金钱数额在10000欧元以下的合法范围内，但其数量之巨还是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他们据此展开了逃税调查。

2012年2月，税务部门对古利特位于慕尼黑的公寓展开了突击搜查。30名工作人员的集体到访让这位穿着睡衣的老人颇感意外，而在老人家中发现的“宝藏”不仅让当地政府人员惊叹不已，也震惊了整个艺术界。1400件作品，工作人员整整搬了4天。

这批艺术品包括绘画和纸上作品，其创作者包括马蒂斯、毕加索，同样包括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奥托·迪克斯（Otto Dix）、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ham）、厄内斯特·基什内尔（Ernst Kirchner）。这些艺术家都曾受到纳粹的诽谤、贬低，其中部分还曾入选纳粹1937年举办的“堕落艺术展”—该展览始自慕尼黑，并且在全德国乃至奥地利巡展。

据信，德国警方发现的这批画作是科涅留斯·古利特继承自其父亲希尔德布兰·古利特（Hildebrand Gurlitt）的。老古利特曾是一名德国现代艺术史学家，他曾作为画商和纳粹合作，对收缴的“堕落艺术品”进行处理，因此成为二战艺术品劫掠史中留名的人物。

战后，老古利特收藏的200件艺术品曾被盟军收缴，经过“古迹卫士”（Monuments Men）的调查，134件艺术品归还给了老古利特。世人普遍以为老古利特大部分的收藏品都在战争期间焚毁了，然而，此次发现的1400件艺术品让他们跌破了眼镜，也再次成为舆论争论的主题。

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在11月1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件，并发表了其中25幅作品的名单。而这远远不能满足世人的要求。德国政府隐瞒事实一年之久让世人颇为恼火。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敦促德国政府迅速公布作品的完整清单。

大量的艺术品，其背后隐藏着多少秘密？是劫掠的吗？是“堕落艺术”吗？它们如何来到慕尼黑这间公寓？当局应当如何处置它们？是否有原主人后裔希望归还作品？他们在战后是否曾经打过报告？现在是否依然可以提出归还作品？

正如《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作者哈恩斯-克里斯蒂安·罗尔所说：“在艺术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没有结束。1933年至1945年期间，纳粹统治者赖以夺得艺术品的多种方式和途径，至今还没有得到全面清理和评判，还有待于系统的研究。”

劫掠的历史

事实上，在过去的25年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类似发现一一浮出水面。比如，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奎德林堡（Quedlinburg）教堂发现的宝藏，是由一位署名“G. I.”的人寄自德国的。更早些时候，赫尔曼·戈林的一位侍从布鲁诺·洛泽（Bruno Lohse）在地下室塞满的艺术品被发现。随着战争的一代—甚至是他们的下一代—纷纷离开人世，相关的发现依然层出不穷。而本次发现以其价值、规模之庞大引人注目—据说这些艺术品价值可达数十亿美元。

艺术界以外的人士未必能够深刻理解，纳粹的艺术和掠夺部门是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不仅净化本国博物馆内所谓“堕落艺术”，而且对所有占领国的艺术实行劫掠程序。希特勒早年收藏美术作品的激情，在1938年以后从个人爱好转变成了纳粹国家的政治行动。纳粹笼络了大量画商，为纳粹领导人、帝国的博物馆广泛搜罗艺术品，从而也造就了欧洲艺术市场一度的繁荣景象。

这种系统下也有很多可乘之机，每个参与其中的画商几乎都在战后拥有一些私人收藏品。这些作品中有很大部分被盟军缴获，并详细列举在盟军调查报告中，在1945至1952年，数以百万计的艺术品被送回了原属国。但显然，依然有很多作品散失在外。

希尔德布兰·古利特是这些报告中一个重要人物。

老古利特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他的家族连续几代都活跃于艺术领域。在纳粹崛起前，他是小城茨维考（Zwickau）博物馆的馆长，在那里建立起欧洲现代艺术的收藏，而他的品位正巧与希特勒截然相反。

因为他“另类”的艺术品位，也因为他有犹太血统。老古利特先后两次被剥夺了博物馆馆长的职务。当时的他已成为德国现代艺术领域的专家。

1938年5月，纳粹通过一项法律，没收所有德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希特勒认为是“堕落”的艺术品。独裁者和他的宣传部长当时表示，堕落的艺术描绘“妓女、皮条客、白痴、犹太人及其他”，同时，希特勒也讨厌抽象艺术。

在界定不很明晰的艺术品范围，老古利特建起了自己的业务。在“堕落艺术品”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成为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旗下的艺术商，负责为这些“处理品”寻找海外买家。他们出售的作品不仅包括德国博物馆的藏品，也包括从德国犹太人处收缴的私人收藏品。

每做成一笔交易，老古利特和他的同僚将会收获至少5%的佣金，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往往他们实际收获的佣金更高一些。并非所有作品都最终出售给了外国藏家，根据档案资料，老古利特本人也买入了不少作品。

1942年，当纳粹出售“堕落艺术品”的项目走向尾声，老古利特获得了一个更好的职位—为奥地利林茨的博物馆购买收藏品。希特勒年少时成长于此，他希望将这个城市塑造成帝国的文化之都，其博物馆中将会藏纳数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师杰作。

老古利特先后十几次飞往德军占领下的巴黎，为希特勒寻找艺术宝藏。在这些旅程中，历史学家相信老古利特也为自己的私人收藏丰富了不少藏品。在他儿子的公寓中发现的艺术品中有一幅是马蒂斯画的少女画像，据说是当时纳粹从著名巴黎艺术商人保罗·罗森博格（Paul Rosenberg）那里取得的。

1945年，在对盟军的宣誓中，老古利特说，人们传言纳粹偷走了法国犹太人的艺术品，但是他坚持表示自己从未参与其中。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的资料显示，战争末期，老古利特将巴伐利亚的城堡Schloss Aschbach作为庇护所。盟军在城堡里发现了他和另一位高级纳粹艺术商人，他被软禁起来，他所拥有的近200幅艺术品也被缴获。

他受到法国和美国两方面的讯问。200件艺术品被羁押在威斯巴登（Wiesbaden）中心收集点，由“古迹卫士”（Monuments Men）—来自全球345名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一部分艺术品最终被发现原属于法国，并被送回原属地。经过5年调查后，134件艺术品被送还给古利特，其中一部分在而今的新闻报告中也有提及。详细列表可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文档页面www.fold3.com查到（关键字：Gurlitt）。

根据美国的档案，老古利特在盟军面前将自己塑造为当代艺术家辩护者的角色，坚称自己也时时因前卫品位受到纳粹指摘。他宣称，自己是被迫成为纳粹艺术商的。

当被要求提供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的艺术品的完整清单时，他拒绝了，表示“确切的名单很难给出”。他表示自己的记录已经在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顿被轰炸时被毁了。

美国军官、后来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策展人的西奥多·海因里希（Theodore Heinrich）是老古利特的主审官。“我对古利特的总体印象是，他并非开诚布公的人。”海因里希写道，他当时向老古利特展示了一幅雷诺阿的“孩童头像”，这幅作品并不属于老古利特，但老古利特表示这幅作品是他的—直到他将画翻过来才看到另一位艺术商的标签。

法国政府同样抱怨说，老古利特在纳粹占领期间从法国偷走了艺术品。

最终，老古利特提交给美国的资料仅仅包括关于纪念碑男人收缴的作品的非常粗略的梗概。有一幅奥托·迪克斯的自画像在德国当局搜查到的艺术品中。战后清单以及在他儿子公寓中搜查到的艺术品都有多幅奥托·迪克斯的作品，但我们无法判别两者是否相同的一批作品。

古利特在1956年死于一场车祸。

1967年1月，收藏家的遗孀海伦娜（Helene）从慕尼黑家中写信给德国政府。以宣誓的口吻，表示“所有我们画廊的资料与我们公司的收藏都已在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顿受轰炸时付之一炬”。

直到11月3日，很多艺术史学家依然对此深信不疑。

画商的自白

随着发现1400件艺术品的事件公之于众，全球媒体开始对老古利特的收藏进行刨根问底的研究。美国《华尔街日报》调取了收藏于美国、德国的档案资料，援引了相关的传记和论文。而德国《明镜周刊》则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希尔德布兰·古利特（1895-1956）本人写的文章。该文章原本是为一本展览画册做前言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付印。在文章中，老古利特透露了自己如何在战后藏起大部分收藏品避过盟军的检验。与此同时，阅读这篇尘封已久的文章，或许可以让人们更加真实地了解当时一个犹太人、艺术史学家、商人的真实境遇。

“早在1914年以前，我已经开始接触而今人们所谓‘现代’艺术。年轻艺术家厄内斯特·基什内尔、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和埃里希·赫克尔（Erich Heckel）都是我父亲的常客，他们是德累斯顿桥社（德国表现主义一个画派）创始成员。我清晰记得和母亲一起去一家巴洛克灯具商店观看桥社的展览，那是1912年前后，这些充满野性、热情、力量的色彩，封闭在最简陋的木质框架中，向中产阶级狠狠甩出了一个耳光。还是学生的我也被震撼了。我的母亲说我们应该买一件，她带了一件惊人的木刻作品回家。”

年轻的老古利特成长于颇有艺术渊源的家族，然而，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打乱了这位文艺青年的安逸生活。经历了一战之后，年轻的老古利特带着伤痕累累的身心从战场上回到家中，他去法兰克福学习艺术史。但那时候古利特家族已经无力收藏艺术品了，通货膨胀榨干了德国人的钱包。

“1925年，我成为茨维考博物馆的馆长。这个撒克逊老城充斥着煤矿、工业、失业工人和烟尘。我的工作是为各类艺术爱好者——包括工人阶级——将一个沉睡的省级博物馆转变为活跃的艺术中心。”

1928年，他失去了这份工作。同一时期，包豪斯被赶出魏玛。

“年轻的我，曾经尝试着在错误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情。”老古利特如是忆念早年的时光。

此后，1932年，他因同样原因离开了汉堡艺术协会主席职位。

“你很难想象在接下来几年对于自己珍爱的艺术保持诚实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与媒体为敌，与舆论为敌。我觉得孤独。尽管我依然有一些朋友，但我的疑虑日增夜长。新艺术依然在生长，画家在私底下偷偷作画。奇怪的是，即便在纳粹圈子里，也会遇到对新艺术充满兴趣的朋友。……我在汉堡自己的公寓开了一家画廊，我策划了一系列新展览。我的画廊就像罪恶的巢穴，迅速积累起一批当代艺术作品，而人们热切地、偷偷地前来这里。很多伟大的作品经我的手。他们来自画家、移民和朋友。当然，如果你有勇气，你也可以在这里买一些画，但是，拥有这类画作是非法的，你也可能因此入狱。”

“大量新作品经过我手。他们来自画家、移民客户和朋友，来自那些愿意舍弃他们的人。” 当时，纳粹已经开始其清理艺术品计划，他们将很多被认为“没有价值”的画作焚毁，老古利特相信被付之一炬的作品有80000件之多。“我拯救了很多伟大的杰作免遭纳粹的毒手，并将之转售给了伟大的收藏家。比如科隆的约瑟夫·豪布里奇（Josef Haubrich）、汉诺威的伯恩哈德·斯布伦格（Bernhard Sprengel），后者买下了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所有的版画和素描。对于新艺术的热爱或许会让一个人变得勇敢，但一切都需要秘密进行。”

整篇文档总共有6页，但其中一页描述他后期收藏的内容丢失了。在文章最后，老古利特坦诚他将部分作品藏在磨坊的石墙里面。他透露自己还有第三个仓库，在一个雨夜他用两瓶杜松子酒贿赂了一个俄罗斯士兵，将这批艺术品从铁幕下的萨克森州带回联邦德国。

“我知道这些艺术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这些作品反映了我们如何挣扎着接受自己。我想，如果你了解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你会更加理解这些艺术。他们并不算独一无二，确是最典型的德国故事。”

颇具意味的是，老古利特本人拥有犹太血统，他与犹太人交易，特别是在法国。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当时，为纳粹领导人提供稳定的艺术品来源是犹太人的生存策略之一。老古利特因为关注“堕落艺术”而被纳粹踢落汉堡艺术联盟主席职位，1933年的时候，他本人也身处历史腥风血雨的危险之中，首要的需求就是自保。和老古利特一样，在掠夺艺术品行业中最臭名昭著的人才中有相当部分有各自理由与希特勒、戈林合作。为戈林工作，在荷兰“买下”戈德斯提克尔（Goudstikker）公司——当时是荷兰最重要的古代大师绘画商——的阿罗约斯·米德尔（Alois Miedl）有一个犹太妻子。纳粹的联络人、负责联系荷兰画商和林茨组织的维汉姆·维克尔（Wihelm Wickel）也有犹太血统。当时的老古利特同样负责招募荷兰的犹太画商，他们只要持续提供画作，就可以免于佩戴大卫之星标志，也不会被驱逐。（这类勒索形式的相关文件可以在德国档案中查到，不忍卒读。）

在负责艺术品查抄的“德国领导人罗森堡的特别任务小组”（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的法国总部，大群犹太商人聚集在门外。他们面临着两难的、分裂的境地，一方面需要解救自己，同时，往往可以获得可观的财富。

2005年，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博物馆联合会出版物《振兴记忆》上，德国研究者卡嘉·特劳（Katja Terlau）详细描述了老古利特的生活和活动，并且认为，所有经他手的艺术品都应该被调查。

根据特劳的说法，老古利特在战后为敦促他所帮助购买的挂在博物馆中的艺术品的归还做了很多积极的事情。但似乎这种无私态度并不适用于他自己的财产。

当事人的态度

“古利特的角色人尽皆知，但人们都以为那些画作已经没有了。”艺术律师弗里德里克·冯·布鲁赫尔（Friederike von Bruhl）愤慨地表示，这个谎言欺骗了世人大半个世纪，而今，追索之路依然遥遥无期。

根据法律专家的说法，在德国，将所谓“堕落艺术品”归还给原主人并没有法律依据。即便针对那些战争期间掠夺的艺术品而言，原主人必须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该作品是原主人在受胁迫情况下转手的。

更复杂的是，它们是由调查者从私人处获得的。关于纳粹收缴的艺术品的国际惯例——1998年华盛顿准则——仅适用于在公共机构发现的散失艺术品。这类政策仅从伦理原则要求拥有艺术品的个人归还藏品，没有法律条文强迫个体这么做。

与此同时，相关案件还有30年的追诉时效限制。专家表示，原告可以挑战时效，但在民事诉讼中，必须证明艺术品所有者清楚知道这是非法所得。

唯一能够加快归还进程的方式，就是而今艺术品的拥有者，即希尔德布兰·古利特的儿子科涅留斯·古利特放弃对这批艺术品的拥有权。法律专家表示，否则，任何一件作品在德国的法律体系下都需要经过数年时间才可能确定最终归属。

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在11月15日表示，希望与古利特就作品处理进行沟通，以避免漫长的官司，加速作品的归还。

“他们想干什么？我只想和我的艺术品生活在一起。”针对世人的期待，古利特通过《明镜周刊》做出了如此回应。在他眼中，自己的父亲，这位前纳粹的画商，是一个将作品从纳粹、美国人、俄罗斯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英雄人物。

小古利特毕生与这些艺术品在一起，他表示自己离群索居，不使用互联网，不清楚为何政府始终没有将艺术品归还给他。

“如果我是有罪的，他们应该把我送去监狱。”他说。他没有律师。

根据资料显示，科涅留斯·古利特出生于1932年，而今已80岁高龄。根据他的远房堂兄弟厄肯哈特·古利特（Ekkenheart Gurlitt）的描述，他是一个四处游历、离群索居、膝下无子的老光棍，几乎“隐姓埋名”地生活着，显然毕生都在保护、保存着自己的艺术品，并且，偶尔会拿出一两件艺术品出售以维持生活。

古利特会选择一些当地的艺术商出售作品——至少有一家在瑞士，一家在德国科隆——而非苏富比、佳士得这类国际性的大拍卖行。这样或许可以更容易避过世人的耳目。

1990年，通过科恩菲尔德画廊（Galerie Kornfeld），他提供的一件“堕落”纸上艺术售出了38250瑞士法郎（当时约合48757美元），那是他父亲在1938年后以低价购入的。拍卖行拒绝透露具体作品名称。

德国当局同样追查到2011年12月在科隆伦帕特（Lempert）拍卖行拍出了一件马克斯·贝克曼的水粉画《驯狮人》，这件作品曾经作为希尔德布兰·古利特的收藏品前往美国参展。2年前，这件作品拍得120万美元，该价格也是该艺术家纸上作品的最高价格之一。

据悉，古利特将利润分给了伦帕特拍卖行以及弗雷希特海姆（Flechtheim）家族，当时拍卖行的艺术品来源研究专家发现这件作品在战前属于该犹太家族。

古利特的明确拒绝将使归还工作变得更为复杂。根据德国法律，除非有确切证据，否则他就是艺术品的主人。一些德国专家甚至质疑，政府是否有法律依据，发布古利特收藏品的名录给公众。但德国政府已经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向世人公布了25件艺术品的名单。

古利特在采访中表明他被德国政府公布藏品的做法激怒了。

“他们是怎样的政府？居然公开我的私人财产！”他说。

德国人表示自己不会归还任何一件作品给其原主人，即便是那些获得自犹太人的作品也不会放弃。

“我不会与他们联系，我也不会免费归还任何一件作品，不会的。”80岁的古利特告诉《明镜报》，政府官员正试图商讨关于这些作品的处理方式，“等我死了，他们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未竟的事业

“有两种不同的规则：法律规则和道德准则。”失落艺术资料库（Lost Art Database）的主席迈克尔·弗朗兹（Michael Franz）表示。

如果所有权不能确认，在税务调查结束后，这批作品将归还给古利特。

“这非常令人气氛。”伦敦画商理查德·纳吉（Richard Nagy）表示，“即便在这样非同寻常的发现之后，古利特家族还是能够拥有这一切。这非常让人难以接受。”

德国《世界报》以封面评论形式表达立场，认为德国国会应当取消关于散失艺术的追讨限制，并且宣布所有关于这类艺术品的买卖合同都无效。

美国向来是追讨二战被掠夺艺术品最热心的国家之一，当地艺术律师表示，欧洲从不是追讨艺术品的好地方。通常欧洲法律都要求追讨者的先辈在战后马上提交相关申请，或者至少需要很多年的谈判，新提出的追讨要求往往不被受理，洛杉矶艺术律师兰道尔·勋伯格（Randol Schoenberg）表示。

勋伯格参与的最著名的案件是关于古斯塔夫·克林姆特作品的追讨。1990年代末期，维也纳女性玛利亚·阿特曼（Maria Altmann）得知她的家人在战后曾经丢失了一组克林姆特作品，而这组作品正收藏于奥地利博物馆中。在和博物馆商讨未果之后，她和勋伯格于200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向法庭提出对于奥地利政府的诉讼，最终案件抵达美国最高法庭。

最终，奥地利方面同意组建仲裁小组对证据进行权衡。奥地利于2006年返还了克林姆特作品，包括著名的《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画像》。

为了避过复杂的欧洲追溯法条，其他美国艺术律师常常得等待相关艺术品巡展到美国博物馆时才提出诉讼。纽约律师拉里·凯尔（Larry Kaye）就曾在2004年这么干过。他的代理人是俄罗斯画家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的后人，马列维奇曾于1927年在柏林举办个人抽象画展——但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并且被迫留下了参展的画作。一位德国建筑师后来将一些艺术家作品出售给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数年后，该博物馆拒绝了凯尔的归还要求。等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出借14幅马列维奇作品给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做展览时，凯尔向美国华盛顿特区法庭提出诉讼，将阿姆斯特丹告上法庭。

批评家在当时对凯尔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但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后来，部分物品归还给了艺术家的后代——马列维奇弟弟位于华沙的孙女格兰西娜·库斯美兹（Grazyna Kusmierz）也是其中之一。2007年接受访问时，库斯美兹表示法律诉讼将亲戚们联合在一起。“多亏有了这个案件，我们发现了彼此。我们因战争而分离，而今又重新联合在一起。”（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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