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是个值得回头的时间，撑过无数困惑才能鲜活至今，赚到的是可以传颂的功绩；故事总有阴阳两面，金马奖凭着一股理想转型、革新让华语电影第一奖的称号难以指摘，维护这块招牌的永恒之道却是几代电影人的迷思。网易娱乐对话前执委会主席王晓祥、焦雄屏、曾其次担任金马评审的著名影评人梁良，解析金马奖三大尴尬和困惑，它五十年来的解惑过程，在现在看来，对任何一个仍有抱负的华语电影大奖都是必经之路。
迷思之一：以戛纳的思路评奥斯卡的奖？
金马奔腾五十载，但大众有兴趣谈论的那个金马奖始于80年代末，群星荟萃固然是一个原因－在世的巨星多多少少是在那里入的门、镀的金，金马对华语电影的责任心也是在导演李行在1990年担任首届执委会主席后表现得更明确、客观。
真正的第一次制度大改革发生在1979年，在那之前所有奖项的评选从不公开，“分猪肉型的”，王晓祥回忆道，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后先是引入了提名公布制度，但在戒严年代，电影乃至电影奖项都是意识形态主导，“主题正确最重要，一定要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到1987年才解严，金马奖就已经改革了，已经不是完全官方主控了。”
2002年焦雄屏质疑评审中有人舞弊导致《十七岁的单车》全军覆没而宣布退赛。
金马奖的历史不无灰色地带，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电影节顶着政府的禁映压力摘得金狮，年底在金马拿下最佳剧本、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偏偏在最佳影片上输给了关锦鹏的《人在纽约》，侯孝贤跟记者抱怨金马搞平均分配，关于这种与业界期待的巨大落差，一种说法是影片内容涉及对国民党负面形象，80年代港片势头压过台湾电影也是常事：“它处的时代刚好就是那批比较保守的人在拥有金马奖主导权的时代，而很多掌权的人都有港片的发行权，这个中间很大的是一个利益上的问题；现在回想都有点不可思议，《人在纽约》是一个简单的小片子，它能压过《悲情城市》，大家其实都一笑置之了，因为觉得金马奖就是这样了。”
评审负担着奖项的公平、公正、公开，梁良则认为一切的根源其实在谁来挑选评审，“评审定了就决定了那些片子的命运了”，“最初当然是新闻局，后来等于是民间的电影团体才慢慢成立，金马奖后来从官方主办变成一个民间机构，就变成电影团体会推荐一些人选，金马组委会再来勾选。”
尽管2002年焦雄屏质疑评审中有人舞弊导致《十七岁的单车》全军覆没而宣布退赛、蔡明亮1998年、2006年两度不满评审审美落差扬言退赛，但奖项的公平、公正、公开，做过七届评审的梁良觉得金马目前至少在后两者上没有可怀疑的，“所谓公正就没有收买、绑票，会有人打电话给你想卖人情，但评审本身你可以不理。可是公正不代表公平嘛，有些人就是推崇艺术片，有些就是对香港片反感，就爱台湾。”
王晓祥说，金马的评审制度改革已经改了不下十次。在焦雄屏看来，这个制度最大的流弊在于：奖项的设计模仿奥斯卡，巨细无遗是一个产业界的作风，但是评审团制度采取的是戛纳或者威尼斯这种讲究整体文化意义的，比较不重产业，所以这两个是制度上的矛盾：“你说音效、武术指导，摄影或者美术，如果我是个演员，我不见得个人修养上要囊括这部分，如果我是一个做评论的人，我对于制作的细节上也不理解，很多人不那么专业，却要去选择分工非常细的技术奖项。”
焦雄屏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这种矛盾的主席，曾任金马奖执委会秘书长的邱复生曾经想把金马弄成台湾奥斯卡，组织了一个很大的评审团，结果失败得一塌糊涂，“因为台湾不是美国，几千、几百人到哪去找？那时候很多小电影公司的成员本身就是挂名的，只是出了一点钱，把这些理事都找来，投票怎么投？”
2007年，曾为《十七岁单车》愤然退赛的焦雄屏却接过了执委会主席的棒，第一件事就是对评审制度下手。其一是大量纳入专业人才，模拟各种加权计分，目的是把误差区算到最少；然后用不同阶段的评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平衡文化跟产业两个世界。现在的金马奖有三个评审阶段，初审由五名不同背景的电影人士组成，将报名作品看一遍，按一定比例留下有资格入围的，二审评审里有部分专业技术背景的评委，评审要进行类型的分组讨论，入围名单在此轮产生，曝光率最高的七人终审评审团的意见实际上需要返回二审，再一同商议得出最终结果。好处就是包括主席在内，谁都无法预测真正算出来的结果。
而在侯孝贤上任后，初审规则也有微调。2012年，初审评委在各自看片、投票基础上还要开会，原因是一些票数在边缘但有闪光点的作品也许会因此被拯救，评委争论的戏剧性不输给终审，去年担任初审评委的梁良很欣赏的《千锤百炼》初审险些因为票数不够被淘汰，拉票成功后送入二审，结果它夺得了最佳纪录片奖。
迷思二：拿平等牺牲态度？
很难找到一个大奖会像金马这样在结束后让评审团主席或执委会主席公开向媒体解释评选细节，但没有任何一任主席能保证绝对的公平。2012年，最佳影片由《神探亨特张》爆冷拿下，它在内地上映口碑不高，刘德华代表评审团发表的评价和媒体的观感差距很大；2011年，《赛德克巴莱》夺得最佳影片也让台湾人大跌眼睛，影评人认为它的瑕疵其实是非常明显、甚至严重的，但评审团则认为它反映了台湾电影在制作上的努力，值得肯定和鼓励。今年台湾的票房冠军《大卫龙曼》一个提名都没有，也有人跳出来叫冤。
媒体或大众的质疑，梁良认为可以忽略，“金马奖是规定你只要符合这个时间来报名就OK了，其实超过一半的片子，媒体、观众都没看过，你只是凭那个片子的曝光度就认为，哦，这是大热门，那是冷门，其实是无知之言。”
《赛德克巴莱》得奖，影评人认为它的瑕疵其实是非常明显，但评审团则认为它反映了台湾电影在制作
上的努力，值得肯定和鼓励。
解决不了的其实是模糊的定位造成期待的落差。对中、港、台三地的演员和导演，金马是最难拿的奖，从好的角度看，这是公正的象征，反过来看，你越来越猜不透它的价值观。
金马奖成立的初衷是奖励优秀国语电影，这个重要的基础在五十年里变得越来越明确，梁良解释道：“在大陆电影没有开放报名的时候，金马奖奖励港台的优良国语片，以前甚至有语言的限制，都是要讲国语的，所以香港片都不能以粤语版本入围的，所以很吃亏的，后来从《南海十三郎》那一年他们开始送粤语版，当年谢君豪就得影帝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变革就是大陆片可以来参赛，李行把它的定位变成是华语电影的评奖，而不是港台，正好第一次开放就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一年的热门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跟罗卓瑶的《浮生》，最后姜文得奖，由此就可以看出来，香港电影金像奖完全是港片的，保护主义非常浓厚，大陆就讲意识形态，目前放眼天下，金马的包容性是其他的做不到的。”
但这种“表面”的平等在合拍片盛行、大陆片产量激增后显出了极端的倾向，男、女主角奖在2000年至今，几乎全被大陆演员囊括；2007年前十年里，台湾电影制作跌入谷底，最低谷的2003年全年度台湾片总票房加起来不到1000万台币，票房冠军《杀人计划》票房不到100万台币，也就是20万人民币左右。在金马上的直接反映自然是势单力薄、寡不敌众，王晓祥担任主席期间，本土电影有报名的十部都不到；到近十年来，式微的港片也面临一样的问题；今年220部报名作品，港片和台湾片加起来不超过一半；在综合素质的评定上，《美丽时光》、《无间道》、《赛德克巴莱》并不是该出现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东西：“游戏规则最重要了，越明确，越能够服众，选出来的东西争议性越小，民间接受度也越高。但现在不是，跑100米的跟跑马拉松的一起跑，你要人家说谁跑得好一点？”
金马曾在第43届起设置年度最杰出台湾电影和年度最杰出电影工作者两个奖项，2008年，被誉为台湾电影复兴之光的《海角七号》拿了这个奖，但连评审在讨论时都知道，“哇，这个安慰奖又来了！有企图心的导演，类似魏德胜，你给他保障名额他不爽的！要就一起打拳，你为什么认为我是小孩子？所以后来就取消了。”
每年颁奖结束后，执委会开会检讨的事项之一是舆论反应，梁良认为：“假如说舆论界说对这个奖的定位是不是要重新检讨，更明确一点，比如因为合拍片已经变主流了，港台合拍，中港合拍、中台合拍等等，现在台湾很多片子也靠大陆的资金链，市场摆在那儿，你现在整个大趋势就是希望冲市场，也希望鼓励优质的商业片，那《一代宗师》就是优质商业片；今年是50周年，如果最后最佳影片选了《郊游》，肯定会有这样的声音：这个是代表50周年最佳华语片？你到底奖励什么？但是假如评审当时经过争论，这个在艺术上表现最好，你怎么办？把你的颁奖标准更鲜明一点，比如蔡明亮，那我就参加外国影展就好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他们不要求这个。现在就是因为没有标准，所以大家都来了。主办单位把这个难题交给评审，其实是主办单位该面对的，这个奖是什么定位，什么形象，你追求什么目标，那是你的事，评审只是在你这个标准底下......可是假如真的往这种方向，就鼓励工业为主，有指标性的，希望华语电影往这个方向发展，有一些个人色彩很浓的艺术片就说你歧视我，我都没机会玩金马奖了，一年里除了这个没别的奖了，除非你另外办一个。”
迷思之三：台湾太小 金马奖五十年后如何做大？
50岁的金马回到台北举办，在此之前，它不止一次被传要被停办了。在前十年里，它断断续续地在台湾东西南北大小城市里落脚，其实是在金鸡百花电影节身上得到的灵感。
2001年王晓祥接李行班担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这个职位在外界来看定位也很模糊，基本没工资、也不要求天天上班，“就等于个门神”，但他到办公室把卷宗翻了一遍发现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这个做不好的话不得了，而且那时候还有一点债务，他辞掉了一个民间企业的工作，在金马做了第一任全职主席，第39届、40届那两届是我办的，每一年办的活动大概有39到40个活动，用各种活动以业养业，慢慢有一些收入，慢慢回笼，像国际影展就赚得多，以前他们无所谓办，叫好不叫座没关系，我说不行，既然叫好就要叫座，所以我用各种我学到的包括一些教书的方法，所以真正奏效了，那些套票都是我们搞出来的。这两届做完了以后很累，该还的债也还清了，还有盈余，金马奖渐渐制度化了，以前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主席走了以后下面的重要干部就要跟着走，不成文的潜规则，我说这样不能传承，所以我就改了，通过执委会开会的时候委员投票来提案，主席虽然有两年一任的门槛，可是他下面的这些组长和秘书长应该留任，除非他自己要走。”
50岁的金马回到台北举办，在此之前，它不止一次被传要被停办了。
作为金马奖执委会的主管部门，台湾电影基金会每年向政府申请到的活动经费是1500万台币，但王晓祥提出的预算是4000万－4400万台币，不足的部分需要基金会通过片商和企业途径等自行筹集；2003年初，第40届金马奖的1500万经费预算没有通过二审，王晓祥下了决心，即使如此也一定要想办法筹够钱。
把颁奖礼和一些主要活动移师外地是开源节流的方法之一。王晓祥接任后，第一个向金马招手的就是花莲，“很大方，说如果到我们这儿来就给你两千万，我们算了成本，那些钱都花掉还有一点盈余；花莲那时候新盖了一个剧场还没用，第一次让我们用。”但连锁反应是电视台纷纷以20万转播费太高和移师外地成本增加为由拒绝竞标，直到现在金马奖仍要为电视台垫付制播费，第二届在高雄的第40届又因为婉拒当时的总统陈水扁在颁奖礼上致辞跟当地政府一度交恶。正值2003年前后，台湾电影效益极差，广告和赞助商愿给钱的人很少。
焦雄屏上任前，金马奖又闹过一次“停办”：“跟电影的产业也有很大关系，当时台湾的电影产业已经连续很多年都是低于1%，偶尔有一部电影叫《色，戒》把它成绩拉拔高一点，那个也不能完全算是台湾的产品，所以对整个社会跟所有的观众来讲，金马奖连电影的占有率都只有1%，这些电影来竞赛关大家什么事？都没看过。每次金马奖就变成一个明星秀，大家看看服装算了。”
2008年，《海角七号》杀出来，以十亿台币票房奇迹让台湾电影又成了关注的中心，金马在此之前开始把它的普及度抬到“中港台共襄盛举的华语电影平台”，和大陆洽谈电影频道的转播，开创了商业投资的平台，也即现在的“创投”；虽然暂时无法把金马成为注册的国际级电影节，焦雄屏尝试引入两个国际性奖项，一个是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一个是以亚洲为中心的一个奖项。至少在这七八年里，她看到金马成为了一个真正受三地业界都尊敬的奖。
但五十年过去了，一些也许会一直困扰执委会的问题还在。主管金马奖的台湾电影基金会每年在颁奖结束后会对活动进行审核，“现在是电影基金会的成员每年到年底金马奖办完了之后审查一下审计一下它的支出、收益，所以就变成一个商业组织，这个是不对的。对金马奖的认定，比较没有在它的金马影展，或是它的创投的表现，或是它的国际化的成果，作为监督部门反而没有在管。在文化角度的意义，基本上的检讨已经变成媒体在做。”
王晓祥和李行一样，都曾经希望把金马执委会从电影基金会里独立出来，成为像金像奖那样的财团法人机构，像办公司一样能自负盈亏、有比较自由的财政。“但这个愿望到现在也很难成功，基金会并不愿意放手属下这个最像样的活动，对金马执委会来说，不自由不仅仅是经费，”连侯孝贤也得听电影基金会的，电影基金会很多都是吃槟榔的，他的暗示很隐晦，有些人开会有时候就会说本来想讲的话就把它吞回去了？金马奖五十年已经有资格去谈它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公司，专办影展，既然办这个影展就让它有一个自主，成败自己负责。“焦雄屏则不希望金马奖的商业气越来越重，”只沦为一个好看的节目。金马奖的给奖代表一个价值观的树立，这个价值观代表什么？每年其实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结论，这是其一。第二，千万不要沦为一个商业机制，这个商业机制最大的就是我们常常在批评的戛纳所产生的流弊，因为戛纳现在变成一个太赚钱的组织，或者是活络这个城市观光的重要的活动，所以它基本上就比较很多东西会偏向于产业上的东西，偏向于星光灿烂，跟电影的文化或者是社会性，和它的艺术性就会渐渐远离，越行越远。
2001年王晓祥在大陆参加金鸡百花奖后，跟媒体提出了一个举办两岸三地联合举办的电影大奖的概念，有记者戏称之为鑫像奖，取金马、金像、金鸡三个金字，由三地轮流坐庄举办，主要是建立一个足够大的华语电影展销合作市场。当然这个想法流产了。台湾的市场潜力和缺乏热钱的状况无法支撑中大型投资的本土电影项目，金马奖的“国际化”，甚至仅仅是“三地化”都不得不受此牵连，但现在无法预测谁有魄力站出来，怀着远见砸出资本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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