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我一直在跟青春期斗争。
该叫张元一声大叔了。这是走进他宽敞而黑暗的工作室扑面而来的印象。前来拜访的记者大多是跟他片子《有种》里人物年级差不多的小孩儿，他热情地张罗着茶水，用一种低沉、含混的声音；标志性的爆炸头可能刚被剪过，蓬得并不张牙舞爪。他刚刚做完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再多聊一阵就有些迟疑，话也越来越短。一周前穿着铆钉皮衣在发布会上宣称自己是老屌丝的他，以及许多传说他在夜场微醺后说出的狂言，都更符合对一个拍出《北京杂种》的人的想象。眼前的张元，说自己没有特别高兴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悲伤的时候，没有特别绝望的时候，“一切都差不多，过眼烟云”，有些过分和蔼了；《北京杂种》时无因的放浪形骸在《有种》里变得沉甸甸，他自称像个长辈一样，对每个年轻人投入了很深的爱和关怀，尝试去为他们总结这个世界为何只有恶意没有诗意。
《有种》是张元第十二部剧情长片，人们无法不把它和《北京杂种》联系在一起，它描述的场所有许多是当年他和他镜头下的年轻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但现在他不太去“愚公移山”了，喜欢看电影、看书，还喜欢古典音乐。没有改变过的，可能只有对年轻的好奇，从《妈妈》到《达达》，连他自己也没发现他的主角极少年过三十，”可能年轻人有意思吧，我没有中年危机，一直都是在跟青春期做斗争。”他不愿意借《有种》回忆“杂种”时代，他让以易装走红的男模时诗在《有种》里本色出演一个想用整容改变命运的舞者，打了同性恋的擦边球，这个话题如今可以堂而皇之地为人讨论，他却根本不在乎能不能让《东宫西宫》进入影院，“该看过的人都看过了，这个形式感我觉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审查问题，电影不是了不起的大事，电影能够完成的东西就是电影范围里面的东西”，“叫我艺术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自豪，或者说是商业也不觉得有羞耻感。”（文/3pinky 图、视频/663）
“《有种》是我向年轻的致敬”
拍《北京杂种》的时候是比较直接，因为那个时候我和崔健，包括窦唯，刘晓东，唐大年都是年轻人，那时候都很年轻，因为今天我们再要去拍年轻人，我们这批人年华已去了，对于今天这样一个故事的表达，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像过去那样，那时候完全是随心所欲，完全是非常自然的，甚至是没有很好的剧本的时候，只有几页的梗概我就开始拍摄。这次的剧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从一些直接采访的故事中拿出来的一些故事，这种感觉不一样。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有一种看回去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我给年轻人的一个礼物，也是一种致敬。
因为我不太喜欢做重复性的东西，因为展览和书里面已经完成的那些故事，我就不想再做了，哪个更倾向于记录，或者更倾向于一种直接的真实表达。电影的部分，我还是希望做得非常剧情化，这个故事也是从很多的采访里面又拿出来的一些故事。
张元接受网易娱乐专访。
网易娱乐：《有种》从去釜山参赛到现在上映，什么让你们等了那么长时间？
张元：我觉得等发行和放映时机吧，我觉得也不算长，挺好的，这个时间看这个电影，可能真是个好时候。
网易娱乐：影片是“有种”摄影展的衍生作品，但据说最早想到办摄影展，还不是您本人的意愿？
张元：对，刘晓东推荐尤伦斯的馆长，希望他们邀请我在尤伦斯做一个展览，当时在准备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实际上还没产生这个构思，在完全已经确定好展览时间的时候，才有了这个构思。来了很多年轻人参加了我们的拍摄，整个过程还是挺有趣的。我们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小的帖子，一下来了特别多的人。我们拍摄的时候拍的比展出的多，但是最后选出了十组人物。
网易娱乐：有的人物跟你过往作品还是有一些精神的牵连，但释道心这个人跟他们似乎不在一个空间里面。
张元：都是年轻人嘛，实际上是一个空间里的，他在这个城市中也比较特别，他是13岁父母离异后自己出家，出家了以后，通过自己的学习最后也上了佛学院。到今天，实际上他自己给自己定名为艺僧，也生活在北京，他的人生过程使我很感兴趣，而且他对于信仰的追求，还有和他交谈时候的表达，我很喜欢这个人。
网易娱乐：那时候你最关心的是故事和最后片子里放进去的故事，算不算是重合？
张元：因为我不太喜欢做重复性的东西，因为展览和书里面已经完成的那些故事，我就不想再做了，哪个更倾向于记录，或者更倾向于一种直接的真实表达。电影的部分，我还是希望做得非常剧情化，这个故事也是从很多的采访里面又拿出来的一些故事。
网易娱乐：《北京杂种》里那种年轻人自我放逐的生活方式，没有办法直接从社会找到某种动机，没有谁在逼迫他们去那样活着。但这部片子里很明显的变化是，你把“社会”揭露出来了，为什么现在你想要帮80后这帮小孩儿去找为他们失败、失意负责的东西？
张元：拍《北京杂种》的时候是比较直接，因为那个时候我和崔健，包括窦唯，刘晓东，唐大年都是年轻人，那时候都很年轻，因为今天我们再要去拍年轻人，我们这批人年华已去了，对于今天这样一个故事的表达，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像过去那样，那时候完全是随心所欲，完全是非常自然的，甚至是没有很好的剧本的时候，只有几页的梗概我就开始拍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强烈的记录性，甚至是不知道第二天将会发生什么但还是要再拍摄。这一次整个剧作来说是非常精细的，而且这次的剧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从一些直接采访的故事中拿出来的一些故事，这种感觉不一样。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有一种看回去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我给年轻人的一个礼物，也是一种致敬。
网易娱乐：年轻人做糊涂事的时候启示并不知道为什么去做这些事情。感觉你像个长辈一样存在于画外？
张元：我觉得里面也有很深的爱和关怀。
“我没有中年危机，我一直在跟青春期斗争”
我觉得“有种”是非常好的词，作为一个影片的片名，对于今天年轻人生活状态的描述上，某种程度上又特别贴切。在我的眼睛里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尊严，能够坚持活下去，就是了不起的有种。
北漂这个词已经完全的过时了，北京这个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和纽约、东京、巴黎，很多国际化的都市没什么区别，那个时候拍《北京杂种》的时候，北京有八百万人，现在有三千万人，现在有谁再提北漂这个词，有多少真正的北京人，这个概念已经完全的过去了。还是这么一个城市，但是现在聚集了这么多人，大家的机会或者生存的状态是很艰难的。
张元说自己没有中年危机“我一直在跟青春期斗争”。
网易娱乐：那些年轻人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是为了过得更好，牺牲了一些关乎尊严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成功？那几个男孩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可是如果得到了钱，你觉得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张元：人的追求是多方面的，而且我觉得千万别认为他们的命不好，之所以叫《有种》，我觉得“有种”是非常好的词，当年陈胜吴广的嘴里说出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讲的是一个特别平等的概念，“有种”这个词今天翻译成英文和意大利文都翻译不过去，因为直接翻译会发现很可笑，例如像“大睾丸”这种词，很可笑。到了作为一个影片的片名，对于今天年轻人生活状态的描述上，某种程度上又特别贴切。在我的眼睛里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尊严，能够坚持活下去，就是了不起的有种。当然你刚才提到对于金钱的追求，或者对于名牌的追求，也没有什么错，我们也拿不出所谓真正正确的价值观给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当然没有问题。追求钱，追求名牌，追求好的生活，没有错误，一点错误都没有。
网易娱乐：《北京杂种》的角色大多是北京人，但《有种》说的还是北漂的事？
张元：北漂这个词已经完全的过时了，北京这个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和纽约、东京、巴黎，很多国际化的都市没什么区别，那个时候拍《北京杂种》的时候，北京有八百万人，现在有三千万人，现在有谁再提北漂这个词，有多少真正的北京人，这个概念已经完全的过去了。还是这么一个城市，但是现在聚集了这么多人，大家的机会或者生存的状态是很艰难的。
网易娱乐：很多人提起《北京杂种》会拿“牛B”来形容，特别崇拜他们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你觉得那也是你自己最有种的时候吗？
张元：年轻就是有种，“有种”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和荷尔蒙连在一起的，年轻在某些方面就是代表着正确，代表着青春，代表着生命力。那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拍电影是随心所欲。今天，某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包括自己都是这样，比如你的年华已经过去了。
网易娱乐：有些精神上的东西也失去了吗？
张元：我觉得也有一些东西可能会失去，在年轻的时候，拍电影非常的准确，今天可能顾及的一些琐碎的东西多了一些，可能想的小东西太多。
网易娱乐：年纪大，经验会成为你的障碍吗？
张元：没什么，我觉得比较自然。
网易娱乐：你好象从来没怎么拍过上年纪的人的故事？
张元：是吗，我没有想过，可能年轻人有意思吧，吸引我。（你没有中年危机？）没有，不感兴趣，我没有危机。一直都是在跟青春期做斗争。
“公开发行《东宫西宫》已经没有意义”
《东宫西宫》公开发行已经没意义了，该看过的人都看过了，这个形式感我觉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审查问题，电影不是了不起的大事，电影能够完成的东西就是电影范围里面的东西，而且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导演，我觉得都会有自己的自律和自己对于题材选择的感觉，实际上你不审查，每个导演自己已经在审查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文责自付。
在选择同性相爱，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情，人类非常自然的一种感情。今天如果准确的去看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变化的话，就是宽容，这个态度是来自于西方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条件，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怎么样去看社会的进步，实际上就是能够容纳，或者是容忍，或者是宽容的去看待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只要他不影响别人。
张元表示公开发行《东宫西宫》已经没有意义。
网易娱乐：大家无法避免把它和《北京杂种》联系在一起，但是你觉得它们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吗？
张元：我觉得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不太回头。
网易娱乐：那你觉得自己拍片子到现在有一部作品可以视作阶段性的转折吗？
张元：因为我拍电影的类型比较多，我拍故事片，也拍纪录片，甚至也拍很多的MV，拍过上百个MV，几乎崔健的都是我拍的，包括张雨生的，艾静的，袁泉，羽泉的，周迅的，很多音乐录影带，我对自己没什么限定，也没有像你说的这样，没有很深的研究过自己，到底哪个是转折，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我觉得每部电影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段里程，都有点意思。
网易娱乐：包括原来《过年回家》你自己的感受，外界觉得这是张元从地下状态到地上状态。
张元：实际没多大感受，就是在国内能公映了，即使《东宫西宫》不能公映，在国内也有几十种盗版，有的是法国出版的，有的是日本出版的，有的是意大利出版的，我看有不同的盗版，该看到的人都能看到。
网易娱乐：像小诗那个角色，在北京、在娱乐圈很常见的，这也是你在作品里涉及到整容、同性恋的话题，现在比过去更能公开、自由地谈论这种话题了？
张元：这个已经不是禁区了，大家已经理解了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不仅仅是在娱乐圈，在很多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看到，都已经发现这不是一个问题了，选择同性相爱，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情，人类非常自然的一种感情。今天如果准确的去看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变化的话，就是宽容，这个词是荷兰人发明的，而且这个态度是来自于西方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条件，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怎么样去看社会的进步，实际上就是能够容纳，或者是容忍，或者是宽容的去看待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只要他不影响别人。
网易娱乐：所以你能想象真的会有一天，像《北京杂种》、《东宫西宫》能拿出来公开放映？
张元：这个公开发行已经没意义了，该看过的人都看过了，这个形式感我觉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审查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的的确确是受老苏联的影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文革的余毒，电影不是了不起的大事，电影能够完成的东西就是电影范围里面的东西，而且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导演，我觉得都会有自己的自律和自己对于题材选择的感觉，实际上你不审查，每个导演自己已经在审查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文责自付。
网易娱乐：能不能公映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元：它是一个形式，事实上也很重要，重要在于电影就是和观众对话，我觉得电影就是要给观众看，所以能公映和不能公映当然有天壤之别。
网易娱乐：这个片子能上了，对于你来说，就已经可以了？
张元：我没有什么期待，但是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愿景，我觉得挺好。
“叫我艺术家我也没什么自豪”
没有说北上拍这种电影，没有这种说法。只不过我们愿意尝试在这个空间里面，对我们来讲很大冲击的一个城市一个背景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 们会一起做这个题材去展示一个剧本的电影作品，我真不知道谁突然提出北上这件事情。都是不断在拍戏，市场来讲，当时在狄仁杰在大陆的市场也并不是那么好， 在很宽泛的年代里大家争取拍戏。
技术是我们不会去为这种东西而不断在某个时间里面把握这个技术的一些技术，不是闹的。其实他能做到我们也做到，不是说这个不是中国人做事情，不应该这样想，不怕。
电影《有种》剧照。
网易娱乐：商业片你也算是拍过，你自己有过某种明确的感受：该向商业片，去迈进这一步，尝试制片的形式？
张元：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拒绝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我刚才提到了，我做各种类型的影片，甚至去年和今年都拍了短片，都拍了微电影，没有什么可拒绝的。《床上关系》这样的东西我可以拍，没有什么要拍什么，不拍什么，商业不是坏东西，商业不坏，但是有一个大问题，中国老喜欢把商业和艺术分得那么清楚，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真正好的商业片应该是艺术的，应该是有价值的，不应该把这个区分，界限拉得那么明确。我觉得是艺术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自豪，或者说是不是商业也没有什么觉得有羞耻感，没有，都挺正常的。
网易娱乐：学摄影出身的对胶片这种东西也没有执着的情节？
张元：我觉得没必要，毫无疑问，现在新的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贴近于我们今天的视觉，要把它掌握好了是和胶片一样的，甚至会超过胶片。
网易娱乐：你有没有考虑过用纪录片这种形式来拍《有种》？
张元：因为展览里面已经使用过了，使用过他们的记录采访。（把它剧情化是出于什么考虑？）当时很无聊的夸了一个海口，要再去拍一部电影，所以就拍了这部电影。
网易娱乐：从夸下海口到开拍经历了多久？
张元：一年多。孔二狗是写的第一稿。邀请他写，是因为我看过他的小说，后来杨翌舒，李昕芸参加，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作者，年轻当然也是一个方面，他们能够理解这方面的生活。
网易娱乐：里面很多故事，比如说像愚公移山，还是会跟你身边生活、工作的圈子有相关性，是不是经常去看现场？
张元：很少看。现在是喜欢看电影，看书，而且现在也喜欢古典音乐。
网易娱乐：会不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躁动越来越小，不那么容易激动？
张元：我原来也不是特别爱激动的人，都差不多，没有特别高兴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悲伤的时候，没有特别绝望的时候，一切都差不多，过眼烟云。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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