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喜剧在内地只能做到微言小义

谈喜剧：西方拿来嘲讽最多的在国内都是禁区

在所有的题材创作中，其实喜剧是最难的。一方面，现在各种喜剧狂轰乱炸，再加上网络上各种层出不穷的搞笑，观众的笑点越来越高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喜剧在内地的表达空间有限。西方喜剧拿来嘲讽最多的是性、政治、宗教、民族……而这些在国内都是禁区。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在尺度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针砭现实，能够微言小义、入木三厘就不错了。

看喜剧要有看喜剧的心情，放松去看——不要老带着审查、审视的眼光去看，就像我最开始看《武林外传》、《泰囧》时那样，老觉得“这什么呀”、“瞎闹腾”。结果看了一段时间，突然就噗嗤笑出来了——不再绷着，用看喜剧的心情去看就好了。

郑晓龙出席《新编辑部故事》发布会。

1992年，由郑晓龙策划的《编辑部的故事》拉开了中国系列喜剧的序幕。在这部剧中，探讨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热门话题，故事独立成章，语言诙谐幽默，并由此捧红了吕丽萍、葛优等主角及一干配角。时隔22年，当年的编剧王朔不再执笔《新编辑部故事》，从提前曝光的片花来看，虽然剧情也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展开，但议论的话题和立场远不及老版有深度、有力度。对此，郑晓龙不无遗憾地表示，喜剧是最难的形式，而偏偏内地对喜剧的表达空间又限制太多，顶多只能做到微言小义、入木三厘。《新编辑部故事》中多个对社会敏感问题的探讨，都在审查时被拿下了。

网易娱乐：你很少翻拍的，为什么突然又要拍《编辑部的故事》？

郑晓龙：这是续拍，不是翻拍，而且也不算是突然，其实在2000年前后我就想重拍了。《编辑部的故事》是种很好的形式，系列话题剧可以把很多问题都包括进去。编辑部聚集了社会焦点话题，思维方式上也常常引领时代的潮流。从1992年到2000年，社会变化特别快，可以探讨的话题很多，我就一直想再拍《编辑部的故事》。开始时候曾经多次找过王朔，但是他说自己现在写不了电视剧——我也能理解，所以创作一度搁浅。

网易娱乐：没有了王朔，这部剧还会有那样特别的喜剧风格吗？

郑晓龙：最开始我也一直卡在这里。编剧我们换了五个人，最开始还是希望坚持王朔的语言风格，后来发现不能这么坚持，因为这么坚持编剧很难写出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喜剧也有了很多变化，有王朔式喜剧，有无厘头喜剧，也有各种载歌载舞的喜剧……后来我们给编剧松了绑，在保持语言的喜剧元素的同时，通过无厘头、后现代等喜剧展现方式来打磨剧本，既有传承，也有创新。

网易娱乐：其实大众也蛮好奇的。你在拍摄完大雅、沉重的《甄嬛传》之后突然又拍这么通俗、轻松的《新编辑部故事》，为什么会有这种转换呢？很多人拍戏什么热门拍什么，也有些人一直拍一种戏，你的戏好像不怎么跟他人的风，也不重复自己。那你选择题材有什么标准吗？

郑晓龙：好像还真是这样。最开始我们做《渴望》，《渴望》火了之后我们也没有跟风再拍类似的作品，而是做了《编辑部的故事》；《编辑部的故事》之后又做了《北京人在纽约》……好像是没有怎么跟风。我选择题材标准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有意思。在电视剧整个创作周期中，我最喜欢前期的策划阶段，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瞎聊——这就是“头脑风暴”，这种沟通特别有意思，很多创意和故事就是这么产生的；等剧本完成、拍摄时间那就完全是体力劳动了——我不喜欢。拍《北京人在纽约》是因为出国热；拍《金婚》是因为大家都在说第三者、出轨、离婚，我反而觉得一对夫妻风风雨雨五十年的金婚生活挺有意思。

网易娱乐：那拍轻松的《新编辑部故事》，是想给自己放个假吗？

郑晓龙：在所有的题材创作中，其实喜剧是最难的。拍《编辑部的故事》的时候，电视剧是种新鲜事物；现在各种喜剧狂轰乱炸，再加上网络上各种层出不穷的搞笑，观众的笑点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发笑了。所以拍喜剧是迎难而上而不是放假。

网易娱乐：老版的《编辑部的故事》有不少映射现实的，《新编辑部故事》也是热点话题剧，那么最大的尺度有多大？

郑晓龙：就是之前说的，喜剧其实是最难的。一方面是观众笑点高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喜剧在内地的表达空间有限。你想想，西方喜剧拿来嘲讽最多的是什么？性、政治——这在国内都是禁区，根本不可能做。你想想，国内能嘲讽什么？性、政治、宗教、民族，包括部分现实，全部都是禁区。我们也想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在尺度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针砭现实，所以现在做到微言小义、入木三厘就不错了。

网易娱乐：那你没有坚持吗？剧作能展现的最大的尺度有多大？

郑晓龙：坚持？沟通是从妥协开始的，如果我们坚持的话，这部剧就不可能出来了。尽管我们已经在自觉地收敛，但是还是被审查掉了不少。尺度大的，都在被审查掉的那几集里面。（审查掉的几集都有什么内容？）那可不能说，说了牵连现在已经审查过的都播出不了怎么办？你们能够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应该就是可以做到的尺度。

网易娱乐：您是电视剧制作界的老人，做了那么多年优秀的电视剧，也没有给你更大一点的尺度？审查时候会不会更容易一些？

郑晓龙：怎么可能？也许更严格吧。像《甄嬛传》，人家播出“宫斗戏”时候没问题，我们播出时候就不允许上黄金档了……后来好多都是非黄金档播的。我们在做《新编辑部故事》的时候，就自愿放弃了一些，然后又被审查了一些。

网易娱乐：片花播出后，你看了网友评论没有？会不会担心市场反馈不好？

郑晓龙：还没看到，观众反映不好吗？我觉得看喜剧要有看喜剧的心情，放松去看——不要老带着审查、审视的眼光去看，这样的话可能就笑不出来了。我一直说《武林外传》给了我很强的观影经验，最开始时候我觉得“这什么呀”、“没法看”、“瞎闹腾”，结果看着看着过了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就噗嗤笑出来了——不再绷着，用看喜剧的心情去看就好了。后来徐铮的《泰囧》也是，徐铮的第一部电影，票房又特别高，我就自己去电影院看了。最开始看的时候就是带着审视的眼光，跟你们现在一样，觉得“这什么呀”、“没意思”，然后突然之间我身边有个人哈哈笑了出来，然后我的心情也被带的特别轻松，然后觉得确实蛮好笑的——你们看剧的时候都带着审视的眼光看，这样看不出来喜剧。

网易娱乐：您说的没错。但是《武林外传》是古装剧，《泰囧》仅仅造型就能让人看出来是喜剧。但是《新编辑部故事》穿着时装、表演夸张，会不会让人感觉有些别扭？

郑晓龙：这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观众常常会用现实的尺度去考量一部剧，自我代入地批评这部剧“不真实”如何如何。《新编辑部故事》是借用了一个编辑部的形式，实际上是系列喜剧，可能会有人批评这部剧不像编辑部、表演太夸张，所以我们本身就强调了剧作的“亦真亦幻”感觉。你们仔细看的话，从编辑部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央视新大楼、台湾的101大厦、美国的帝国大厦、香港的中银大厦、上海的东方明珠塔、迪拜喽……就是避免“真实情景再现”，而是要让你知道，你是在看“喜剧”。其实老《编辑部的故事》也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很多人说编辑部的那帮人天天侃大山，不是真实的编辑部等等。

网易娱乐：除开这些，现在观众接受的信息量很大，剧中的段子可能会是观众以前就看到过的，他们会觉得不新鲜，另外，现在很多喜剧，一加入流行元素很容易就落入俗套，你是否有这样的担心？

郑晓龙：我们的笑话肯定很多是网络上没有的，大家会觉得现在的很多喜剧不好，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内容，纯粹搞笑，没有思考，没有批判，所以流于俗套了。

谈市场：自己不导戏挂名做导演，是比较傻的导演

《甄嬛传》是我老婆推荐给我的。我觉得故事架构好、情节好、台词好，但如果不能“落地”，就只能变成一个古装言情剧，没有现实意义，所以我就要求必须写实了，并确立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价值观：批判封建主义。我很接受不了很多古装剧，美化封建社会——价值观首先就有一定的问题，那么多古装剧，我反而看好人家外国人拍摄的《末代皇帝》，那里面有最为正确的价值观。

再缺钱，也得慢工出细活；自己不导戏挂名做导演，那不是大导演，是比较傻的导演。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着急，把速度慢下来，数量减下来，质量提上去。

郑晓龙的每部作品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

从1982年开始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开始，郑晓龙几乎见证着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从《四世同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到《金婚》、《甄嬛传》，他开创了中国电视剧的多个第一，被媒体称为“中国电视的拓荒者”。不论是在完全没有市场概念的八九十年代，还是在充分市场化的现在，郑晓龙的剧作几乎部部都获得成功。然而，这个见证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的老电视人感叹，自己更喜欢那个投资艰难、回报低微但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

网易娱乐：中国电视剧发展有三十多年，你进入这个行业也有三十来年，我看有好几家媒体把你叫做“中国电视的拓荒者”。

郑晓龙：拓荒者？可能是说我进入的年头够长吧。我从1982年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中国电视剧生产和制作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早的时候电视剧产量都很低，所以各家电视台之间都是你给我五集你的片子播，我给你五集我的片子播……生产数量多的单位还会获奖呢。后来是我们制作了电视剧，电视台不给钱但是给一定的广告时间，我们自己去拉广告播出，这样收回成本。后来市场好了，才出现现金买片。这些年变化是挺大的。以前是完全没有市场的概念，现在是不考虑市场不行。

网易娱乐：恩，也有不少人认为八九十年代的内地电视剧是文化人在做电视；进入这个世纪以来就开始了商业电视剧时代了。

郑晓龙：这种看法还蛮有意思的。以前确实我们都没有市场化的概念，像《渴望》、像《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基本上都是我们一起瞎琢磨，然后做出来的。那时候我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聊天，或者听别人说话。觉得有意思、有趣、有营养、有价值才会做。像《渴望》，我们第一次完全在室内搭景拍摄，50集拍了一年——搁现在，怎么可能？太奢侈了。70多集的《甄嬛传》，我们拍了五个月——这在现在电视剧中也算时间比较长的了。

网易娱乐：比较起来，你更喜欢没有市场概念的过去呢，还是更喜欢现在充分市场化的现在？

郑晓龙：虽然现在充分市场化是好的，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完全没有市场概念的那个时候。

网易娱乐：为什么呢？感觉过去你做剧都没有赚到什么钱呀？

郑晓龙：过去是好像没什么赚钱的概念。《渴望》播出给很多家电视台赚到钱了，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赚到；《北京人在纽约》通过银行借款，但是还款时候汇率出现比较大的变动，最后我们还亏钱了。《金婚》播得很好，然后被奖励了100万，给我们北京艺术中心缴纳取暖费了。确实好像那时候赚钱少，但那时候做电视剧有想法，有意思，可以认认真真地去做一部戏；现在要顾及的事情太多，要考虑投资，还要考虑市场，真正考虑作品、打磨作品的时间就少了。

网易娱乐：是不是感觉那个时候更有理想一些？

郑晓龙：理想不敢说。但是这些年影视圈有一些流行的说法叫做“远离现实”，也有不少电视剧是这么做的，我不太认可这种做法和说法。电视剧如果不能观照现实、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批判主义精神，我觉得没有太大意思。以前我们做《编辑部的故事》在反映和讽刺现实；后来《北京人在纽约》是因为当年的“出国热”；后来做《金婚》，是因为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小三”、“出轨”。像《甄嬛传》，是我老婆推荐给我的，她特别喜欢。我看了，觉得故事架构好、情节好、台词好，但是如果不能“落地”，就只能变成一个古装言情剧，没有现实意义，所以我就要求必须写实了，写到具体的朝代，否则没有现实意义。我们花了比较大的力气让它“落地”，所以我们这部剧有比较稳定的价值观：批判封建主义。在中国，封建主义的毒害尤其深厚，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也是与现实有关联的。我很接受不了很多古装剧，美化封建社会——价值观首先就有一定的问题，那么多古装剧，我反而看好人家外国人拍摄的《末代皇帝》，那里面有最为正确的价值观。

网易娱乐：所以你比较在乎《渴望》播出后社会犯罪率下降，这种带来的快乐比赚钱多少更重要？

郑晓龙：《渴望》播出后，是有统计数据显示犯罪率下降，我们还收到相关单位的锦旗；后来听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出国率下降——谁也没想到电视剧会对社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意外的效果，不能要求每一件作品都做到这样，但至少作品中应该展现出对真善美的赞颂，对假丑恶的批判。文艺作品应该有本质上善良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

网易娱乐：强调现实意义，强调价值观，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比较大的投资压力？

郑晓龙：我缺投资的时候，也不会这样。（你有缺过投资吗？）当然有缺过。以前拍《渴望》生活，102万要拍50集，没办法，我们中心的戏停了一年来拍这个；后期没钱了，把片尾曲拿去卖，几万块钱结果很多人都不要；后来我们找了好多人才卖掉，然后整部剧才能拍摄完成。后来片尾曲火得一塌糊涂，没有买那支歌的人都恨不得抽自己嘴巴。很多剧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易娱乐：有不少导演是之前辛苦积累市场知名度、信誉，后来也不自己导戏，做挂名导演；一年出很多戏。您已经这么知名了，年龄也挺大的了，还一直坚持自己在现场执导？

郑晓龙：再缺钱，也得慢工出细活；自己不导戏挂名做导演，那不是大导演，是比较傻的导演。

网易娱乐：你基本上拍一部剧火一部剧，好多人都不敢在你后面播出同类的剧了。那时候听说你拍《甄嬛传》，然后就有一部同样的戏抢在你们前面播出，怕你的戏播了之后他们就完蛋了。很多人说你拍戏，完全是在给圈里的很多人上课？

郑晓龙：我没那么好为人师，我算老几，我唯一能够给大家提供点建议的就是：不要着急，把速度慢下来，数量减下来，质量提上去。你看我基本上一年拍一部戏，有时候一年还拍不了一部戏。那么着急干嘛？做一些半拉子的作品，还不如休息着呢。是有一部也很火红的古装言情剧，听说我们要拍《甄嬛传》，然后就赶忙拍赶忙做，比我们晚开机，比我们早播出半年。结果轮到我们播出就有问题了。

谈雷剧：他们收视率真的很好吗？适合低龄化浅层次的审美

我是不会为了娱乐而娱乐地拍戏，有那功夫还不如休息着呢。我唯一的期待就是我们的作息能正常一点，现在每天工作14个小时，脑子都是浑的，根本没空思考——对业内人的过度透支，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像宗教、民族、军事这些审查特别严格的作品，最容易做成半拉子，虽然也很有现实主义意义，但我也不会去碰。

《新编辑部故事》表演风格比较夸张，但郑晓龙认为这部剧并不“雷”。

虽然平日工作繁忙，但在闲暇之余，郑晓龙仍然会看看最近热门的电视剧，包括一些“雷剧”、“神剧”。面对这些电视剧收视率一路走高，郑晓龙充满好奇，他相信那“更符合低层次的审美”，而自己则是不愿意为了娱乐而娱乐。在迎合市场与坚持自我之间，不少导演随时更换频道、左右徘徊，而郑晓龙却从不否认市场，他只是怀疑这市场是否真实可信。在他看来，“只要是真实的，就是可以接受的”。

网易娱乐：在《新编辑部故事》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批判媒体、娱乐圈、炒作的内容。你对这些圈子和这种方法有什么看法？

郑晓龙：其实我不反对娱乐和炒作；对于媒体，是又爱又怕。像《新编辑部故事》中，有很多娱乐圈、炒作、选秀的内容，但是不能违背一个原则：真实。比如，安妮喝醉了担任评委，发言率直结果大红，没喝酒时候评论就非常正常——这是真实，可以接受。但是后面被安排设计发言，她就拒绝了——不能愚弄观众、不能设计、不能作假，这是我对新闻、娱乐圈、炒作的看法。

网易娱乐：片子里面，安妮第二次斯文发言，然后粉丝们愣了下，仍然举起牌子说“安妮不红，天理不容”。你怎么看待粉丝的这种举动？

郑晓龙：不要去批判粉丝、观众——只要是他们是真实的。粉丝们真的这么认为，所以他们不该被批判；批判的是虚假和做假，对待观众和市场我也是这种看法。

网易娱乐：现在很多很雷的剧收视率很好，你有看过吗？

郑晓龙：我看过一些。像那个射箭的抗战剧（《箭在弦上》）还有湖南台播得那个家庭剧（《百万新娘2》），我都看了一些。（觉得如何？）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适合低龄化的、浅层次的审美吧。我也奇怪，他们收视率很好吗？（是）那我好奇的是，如果这个剧放在我们北京台播、换个地方播，收视率还好吗？有些奇怪。我听说过一些，包括收视率的样本可能有一定的问题、有些电视台收视率可能会有一定的水分——这个就比较难办了，因为不是真实的市场，所以觉得分析的价值也不那么大。

网易娱乐：你怕不怕《新编辑部故事》播出之后，因为表演夸张，观众也觉得“雷”？

郑晓龙：“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只是表现夸张，我觉得没问题，那是个好词。如果说“雷”是胡编乱造、不合逻辑，那我们《新编辑部故事》不是这种剧。我们本身是个话题剧，是按照单元的形式在讨论各个话题，不是为了编造情节而存在的。

网易娱乐：有些雷剧收视率很好，包括一些特别娱乐化的抗战剧。你会考虑做一些迎合低龄化审美的电视剧吗？

郑晓龙：我不会为了娱乐而娱乐地拍戏，有那功夫还不如休息着呢。我唯一的期待就是我们的作息能正常一点，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进组拍摄，每天都要工作14个小时，以前更长，18个小时，早上想睡觉都不行。像我们在美国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每天拍摄八个小时，拍一天休息一天，保证了充分的休息，也能比较好的思考。现在每天连轴转地拍摄，脑子都是浑的，根本没空思考——对业内人的过度透支，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网易娱乐：你觉得你拍过烂片吗？

郑晓龙：我自认为没有，当然也有些剧没有那么好。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拍好的作品，特别是创作。有可能最开始是想拍一部好的作品，结果后来成了烂片；也有可能本来拍的时候就知道是个烂片，但还是要拍，因为在拍的过程中已经把钱挣了。我没有知道是烂片还要拍的时候。

网易娱乐：那怎么预先判断这个作品是不是个烂片呢？

郑晓龙：很简单的一点就是，这部作品有没有营养、有没有好的价值观。我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所以像宗教、民族、军事这些审查特别严格的作品，最容易做成半拉子，虽然也很有现实主义意义，但我也不会去碰。

网易娱乐：现在毕竟电视剧充分市场化了，你会担心收视率吗？

郑晓龙：我不是否认市场化，只是觉得好坏的标准有些问题。你比如说，收视率，收视率好的剧就是好剧吗？收视率不好的剧就是不好的剧吗？多少收视率很好的电视剧，看完就看完了，什么都没留下，也不会重看？去年的时候北京市搞了个“30年30部剧”，30部剧我们占了6部，五分之一。这些剧有些并不是当年收视率最好的，但是现在仍然在一代人心中是经典，还能重播。很多电视剧，我们当年没有得奖，但是同期得奖的片子，现在谁都不记得了，偏偏我们的电视剧还在被传播——这才是我要担心的。

网易娱乐：你的片子几乎出手就成功，你会有智力上的优越感吗？觉得娱乐圈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郑晓龙：被别人夸奖的时候会感觉不错，但实际上不是那样的，拍戏的时候我压力特别大，面对监视器只能自己说行不行，所以脑子特别累。《金婚2》播出后，很多人说植入广告太直白太粗暴了，我也自己反省，觉得确实不对，以后应该修改；拍《新编辑部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了“预先排练”是特别好的拍摄办法……都没有特别轻松的时候。娱乐圈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太浮躁。不是我已经成功了才这么说，慢下来、认真，这是什么时候都应该要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