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赴西藏录音，为了表达西藏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歌颂之情，在为1964年版《北京的金山上》新增加一段歌词后，由当时年轻的女歌手才旦卓玛重新进行了这首歌曲的录制。
《北京的金山上》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后，很快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才旦卓玛也因为这首歌曲的家喻户晓。她独特的高原唱法，甚至直到今天，依然成为西藏地区音乐的一种代表和象征。
才旦卓玛。
《北京的金山上》最早取材于西藏山南地区古老的祝酒歌，名字就叫《山南古酒歌》，一般用于宗教仪式。全国解放后，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了表达藏族人民对毛泽东主席敬佩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情，重新为这首古老的民歌新编了歌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1961年，进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在得知有这么一首作品后，亲自向扎西老艺人学唱，并在马倬新增前奏音乐和对部分歌词进行修改后，将它搬上了舞台，并受到西藏听众的热烈欢迎。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由于规定必须是由业余歌手参加演出，便选定由一位叫雍西的业余歌手来演唱。而作为《北京的金山上》的第二位演唱者，雍西更具西藏本色和原生态的唱法，也很快大获成功，并获得了周总理的高度称赞。在将“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亲自修改为“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后，也为这首歌曲除去了最后的一丝宗教意味，而变得更具现实意义，并为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进藏录音，及才旦卓玛的再演绎，奠定了一个成熟的歌曲版本基础。
西藏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华夏大地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在一个战火频仍，落后的交通状况更阻碍沟通的时代，西藏人民的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的民风，却一直只能局限在本地区、及本地区以外有限的范围内，无法让全国其他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分享。
才旦卓玛在舞台上。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夏大地有史以来最包容、最团结的民族政策之下，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也终于平等的坐在一起。随着战火的消失，经济建设的逐步走向正轨，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而在一些音乐家、作曲家的努力下，经过采集整理并改编后的各民族民歌，如《敖包相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婚誓》等，也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传唱起来。通过这样的传播，一方面说明了新中国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正确合理；另一方面，也为新中国的现代音乐事业，搭建起了一个发展框架。而这种民歌传统，也是中国流行音乐日后始终不变的发展轨迹，并借以区分与欧美、日韩，甚至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流行音乐的独特标志。而这首歌曲在新时代还能经常被刀郎等歌手翻唱，就足以说明它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力。当然，当年演唱此歌的雍西之女韩红，日后同样走上歌手这条路，并为广大观众喜爱，同样也可以说是这种民歌审美血液的一种继承。
在新疆、内蒙古等边区少数民族都有作品逐步在全国传唱后，同样拥有深厚民歌底蕴的西藏地区，自然也不甘落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翻身农奴把歌唱》及《北京的金山上》，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首歌曲。
不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虽然中央的民族政策并没有改变，但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潮，却让整个中国的重心，很快都倾斜到了阶段斗争上去，从而忽视了各行各业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产业，也被迫陷入了停滞，只能在《东方红》和样板戏这样单一的路子里有限的发展。曾经红火一时的民歌，也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幻，不得不暂停它们传播的速度。
才旦卓玛接受“中国制造”专访。
而从1972起，随着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与墨西哥等国的建交、以及与日本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等等消息的传来，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阶段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出了文革前期的混乱，并首先通过一些外交关系的建立，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作好前期的政策准备。
也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音乐界也终于可以稍微松动一下。但由于一者不知外面世界潮流变化，二者内部消耗多年时光，即使是重新有开禁的趋势，中国音乐各界的直接反应，也只能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前最后的音乐辉煌期，即以《敖包相会》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代表的六十年代。《北京的金山上》也因为有着和前两者近似的民歌血脉，得以很快就和它们接上了线。而原本应该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作品，却分成两个时代传播，这也正是文革留给我们的悲剧在音乐界的反应。
不过，和六十年代的民歌相比，《北京的金山上》还是拥有一个文革时期独特的主题，即将毛泽东主席当成绝对的音乐主角，通过对他的赞美和歌颂，以达到一种与时代同声的艺术效果。
（文/爱地人）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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