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周恩来总理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1966年，他还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边打拍子边指挥百万红卫兵演唱这首斗志昂扬，并让人意气风发的红色经典。
李劫夫（1913-1976）。
《我们走在大路上》由李劫夫创作。李劫夫，原名李云龙，笔名劫夫，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自幼喜欢音乐与绘画。1935年“九·一八”事变后，因曾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因此改名为劫夫。
李劫夫1937年奔赴延安，在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工作，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到东北鲁艺音乐部工作。他与红色革命相伴一生的历程，也决定了他音乐创作中的革命气质，并最终在为毛主席语录谱写旋律的“语录歌”领域，取得了其一生最高的艺术成就。
不过，李劫夫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却并非是一首语录体歌曲，虽然歌词中不乏毛泽东主席诗词中那种特有的狂放气质，但最终促成这首作品问世的，却是源于一部小说，以及周总理的激励。
1941年，前苏联作家斯捷潘诺夫（A·CTEIIAHOB）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忠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防御战，记录了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进行的为控制远东重要战略经济区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战争。由于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于1946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不过，由于斯捷潘诺夫的童年是在旅顺度过，他的父亲即为沙俄侵略者中的一员，所以从小就受到一定殖民侵略思想的熏染，因此在《旅顺口》一书中，除了歌颂俄罗斯下级官兵英雄主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烈地散布了殖民思想。
而《旅顺口》中一些失实的描述，也让当时的周恩来总理非常生气。为此他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特意责成田汉等人赴旅顺收集资料重新创作。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东北人的李劫夫也在田汉等人的工作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为此，他本人也接受了当时到辽宁视察工作的周总理接见。而周总理则在接见过程中，就当时中国困难时期的形势，对李劫夫提出多创作一些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作品。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鼓舞并指导下，李劫夫终于写出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么一首歌曲。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的李劫夫作品选。
《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的六十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一段历史时期。对内，1959年庐山事件的爆发，让政治斗争取代有序建设而成为新中国工作重心，并直接导致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错误的决策出现，并酿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对外，以1957年前苏联全盘否定斯大定为导火索，六十年代的珍宝岛事件为分水岭，中苏关系开始极度恶化，尤其是随着前苏联专家从中国的撤退，也让新中国在当时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阵营中，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位置。无论什么行业，在不可能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也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于黑暗中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我们走在大路上》所呈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时代豪情。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民，面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要挟、威胁之下，一种不靠天、不靠地，只用双手来创造自己幸福的信心表现。是一曲对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不畏艰难之生存意志的赞歌，也是对当时国际社会的一种宣言，一份战书。
《我们走在大路上》已成为经典的合唱曲目。
由于《我们走在大路上》无论在词和曲方面，都有极强的战斗气息，有着不是军歌胜似军歌的气质，因此这首歌曲在艺术角度上，最大的共鸣点就在于它的感染性和煽动性。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首歌曲中豪迈、壮丽的特点，也因此被一些激进的红卫兵，歪曲成一种单纯情绪的发泄，并作为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战歌”使用，从而背离了这首歌曲，希望用振奋人心的旋律和歌词来激励国人建设家园的美好愿望。
这不仅是周总理不愿看到的，更是李劫夫不愿意看到的。
（文/爱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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