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均衡上，相关部门再次重提教师流动，这一政策的出台背景，就是教育的均贫富，即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大同。
其实这个想法作为政策提出并非今天才有，而是至少应有10年历史了，一些地方也都曾做过尝试，但最后都因为各种困难，不了了之。
能否实现薄弱校的逆袭？答案可能不乐观
教师流动的核心是希望把名校的教师流动起来，向薄弱校流动。这一教育治理思想的一个默认前提是：一所好学校的形成，无非就是两点，其中关键一点是“软件”，即师资；另一点是“硬件”，即基础建设。硬件上各地政府在快马加鞭推进标准化，去差异化，如果投入完全到位，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在师资上，就成了一个难题，也是关键，学校差异的核心，仍是老师素质、名师多少。目前各地已经投入建设了一些硬件一流的学校，但仍然处于二三流的位置，比较急切把这些学校扶持起来，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均衡，诞生更多的名校。
基于这一认知，教师的流动很早就被西方教育学家提了出来，并不新鲜。
但遗憾的是，这一默认前提本身可能就存在认知错误。
一所学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决定性的并非这两个因素，更多的是生源。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优秀生源对一所学校往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学区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学区房是从美国引入的一个名词，也是就近入学制度下派生出来的。美国的学校，硬件上标准化很好，软件上，老师的工资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学区房？好学校为什么用房子衡量？背后就是父母的区别、家教的区别，也是生源的区别。
名校之所以培养出大量优秀学生，并非原因，而是结果，因为一开始，优秀学生就选择了优秀的学校，于是才有这样的结果。若不信，我们把学校的生源都换了试试看？
这不仅是逻辑上的道理，在教育实践中，更是如此。某著名中学校长就曾公开称：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有20余名同学不用老师教，就能考上清华北大。因此，对于很多校长、学校，核心还是争取好生源。衡水周边为争抢优秀初中生源，某些地方政府不惜违规，甚至大打出手。在高考中，清华北大浙大也不例外。
当然，生源有决定性影响，不宜颠倒，但也不能否认优秀的师资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
因此，想靠师资的流动让薄弱校逆袭，都成为名校，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教育均衡是政府的责任，但教师的流动还有很多困难与挑战
虽然不能指望通过教师的流动让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名校，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一政策的积极意义。作为政府，给公众尽可能提供公平的教育资源、教育服务，是其最基本的职责与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政府在穷尽各种办法与思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
遗憾的是，教师的流动涉及整个社会治理，并非简单的教育问题。这一理想做起来困难很大，放眼全世界，做得比较好的，目前也只有日本。
和我们相比，日本的成功，从社会环境看，取决于两点：第一，非差异化的教师待遇；第二，地区之间的差异化很小，尤其是城乡之间。
先说好的一面。此次再次提出教师流动，外部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地区差距缩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相比10年前，这次强调教师流动，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理想化，搞大范围的流动，而是一定范围的流动，甚至是一个学区之内的流动，为落实流动，提供了可能。
但显然，第一点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做到。在甲学校与乙学校，收入是不一样的，虽然地方政府给的是一样的，但学校私下的补贴给的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名师带给个人的光环。怎么办？凭什么让一些老师流动出去？我们不怀疑一部分有觉悟的名师的积极性，但作为一个制度性流动，还是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
其次，不仅仅是待遇，我们还有更为复杂的管理挑战。大量的优质学校是中央或省属高校附属学校，地方无权管理，如果这些著名的高校无法纳入地方整体的流动，对于一部分学校与老师，则是显失公平的。
第三，教师与校长之间也是一个复杂的管理问题。我们很重视与谁共事，所以招聘领域的新锐叫BOSS直聘，核心就是突出领导者的价值。几乎每一所优秀的学校，都可以找出其成长中关键的校长，往往是这位校长带领大家经过长期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一名优秀的校长，不仅仅是有教育理念，而是尽可能给教师提供发挥的空间与舞台，容易吸引到优秀的教师，反之亦然。如果过度强化这种流动，实际上在否定优秀校长价值的同时，也会引起个人的反弹，优秀的老师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消极工作，流失，不再优秀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四，我们面临一个新的教育生态的问题。任何一所学校，都有其特殊的传承，这种传承也包含一种归属感，频繁的流动，必然会破坏这一点，更多强化了老师的职业属性，让老师更多定位自己只是一个职业属性：仅仅是一个教师。常年下来，这种个人定位对于教育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最后，频繁的流动，也必然导致差异较大的学校的老师需要频繁地适应，尤其是第一年，第一个班，这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一所好学校的老师，不自觉地会把其成功的经验搬到新学校、新学生，但是面对一个基本学习习惯都没有的学生，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反之，亦然。
因此，教师的流动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对于教育均衡有积极的意义，但全世界成功案例不多，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也是我们在实践中需要谨慎思考并加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