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安德里亚·扎菲拉科（Andria Zafirakou）在迪拜的颁奖典礼上振臂高呼。
据说现在全世界约有1亿名教师，但在2018年，扎菲拉科打败了3万名候选者拿到第一名，她的名头是“全球年度教师”。这有点类似于教育行业的诺贝尔奖。
扎菲拉科在颁奖典礼上始终保持着标志性的笑容，这个在社区学校里教美术的希腊后裔，即便和那些迪拜的王公贵族同台，气场也丝毫不输。
唯一让她有点措手不及的是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
她知道自己一定会赢得奖杯之类的东西，但这么一大笔钱该怎么处理，她还得好好想想。
1
唐宁街10号是英国首相的官邸所在地，特蕾莎·梅已经沏好了茶在那儿等她。教育部长尼克·吉布和一屋子的教育界显贵也在等她，这让扎菲拉科感到有些尴尬。
吉布在这里是打算再给扎菲拉科颁一个奖，奖励是一份新工作：政府希望扎菲拉科能作为推广大使，吸纳更多的人才进入教师行业。
大概是常年和孩子待在一起，扎菲拉科只要醒着，脸上就会挂着微笑，可是当吉布把这份工作的宣传计划递到她手上的时候，她的笑容罕见的消失了。
“我考虑考虑吧。”
这似乎不是部长期待的那个答案——在部长旁边，已经有人端起了相机准备拍照。
“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个问题一出，整个房间顿时安静了下来。
扎菲拉科板着脸开始解释：“我认为本届政府在对艺术课程的支持上做得不够”，她紧盯着吉布说，“例如你现在引入了EBacc（一种要求学校专注于核心科目的比较狭隘的考试标准），英国时装界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设计师，但你现在这种做法就扼杀了美术课，这是我的课程。”
“按照你们的思路去教育孩子，未来的设计师从何而来？”
扎菲拉科的情绪渐渐有些激动，吉布准备回应这个质疑，但扎菲拉科没打算听，还是自顾自的继续说了下去：
“我教的这些孩子，基本上英语都是第二语言，对他们来说，除了数学，艺术是为数不多能给他们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学科。为什么政府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部长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他开始试图用一些数据和术语重塑自己的权威。
可是扎菲拉科完全不吃这套，“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校达到什么绩效上的目标，教育是为了孩子，当然也为了老师。”
就在这句话出口的那一刹那，扎菲拉科突然知道那100万美元怎么用了：
“如果政府不打算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孩子，那我来做。”
2
扎菲拉科最终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扎菲拉科用这笔奖金建立了一个慈善机构，这个机构用于在她的学校推广一种“驻校艺术家模式”。
扎菲拉科会请艺术家走进学校现身说法，这些人包括画家、音乐家、舞蹈家、演员、电影制作人等等。
这个模式不仅要为学生提供灵感和一些实用的建议，更关键的，它要为学生展现一些活生生的例子：那种将艺术创作逐渐转化为收入来源，从而走上职业道路的例子。
因为要持续邀请艺术家驻校，扎菲拉科真的将她的100万美元花光了，这让许多人感到很诧异：你哪怕好歹换一辆新车，或者与丈夫和两个女儿出去度假一趟呢？
“这种想法在我脑子里一秒钟都不会出现。我就是在这所学校长大的，如果我去花掉这笔钱，这会让我感觉不舒服。连我妈都对我说：你根本不可能留着那笔钱的，对吧？”
“如果我真是中了什么国家彩票，那也就罢了，但这笔钱？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都是因为周围的同事和那些我教过的孩子们。”
扎菲拉科把2018年的那座奖杯就放在房间一角的架子上，然而当你走进她的屋子，奖杯一点都不显眼，因为那块墙壁足够吸引任何人的目光——那里挂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绘画和艺术作品。
和一般学校的宣传栏不同，那些作品全部是她买下来的。
“我记得自己考教育资格证的时候，有两个人买了我的一些作品，我的化学老师和英语老师。我不敢相信他们会买我做的东西，但他们真的买了，当时他们给了我30英镑。”
“所以这么多年来，当我的学生举办展览的时候，我都会问：这个东西你想卖多少钱？然后我就会买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
扎菲拉科望着这些天真却充满想象力的创作，微笑又回到了脸上：只要呆在这里，就仿佛又被孩子们围绕着，至于墙上那些，你随手点一个，她都能讲出背后的故事。
3
扎菲拉科在她的新书《Those Who Can, Teach》里分享过许多孩子的故事。
“如果我们学校早上六点开门，那孩子们早上五点就会在校门外等着，我的学生们就是这么了不起。无论他们在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学校永远是他们的家。”
每天早上，扎菲拉科都会站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孩子，为了和他们一一打招呼，她学会了35种语言的“你好”和“再见”，其中包括古吉拉特语、海地语、泰米尔语、索马里语、乌尔都语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语种。
她的很多学生都是刚刚逃离战争来到英国，一家人住在狭窄的单间里，吃穿都成问题，孩子的父母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英语。
扎菲拉科发现很多学生因为英文说不利索而有点自卑，“没关系，我来学你们的语言”。
作为希腊移民的女儿，扎菲拉科这么做完全没有任何负担：“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深深的体会过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放学之后，扎菲拉科还会亲自送学生们上巴士，因为当地的黑帮会等在学校附近招募成员。
只要看到可疑的人，扎菲拉科就会用对讲机联系附近的警察，让警察来替孩子们解围。为了加强学生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她还指导孩子们上拳击课。
然而有一些孩子的情况，注定是更棘手的，比如阿尔瓦罗。
阿尔瓦罗在学校生活的头几个星期几乎一句话都不说，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呆呆的望着某个地方，然后剩下的还是无尽的沉默。
扎菲拉科给了他铅笔和纸，那是一张A3纸，结果阿尔瓦罗在纸的中心画了一个小罐子，大概只有邮票的大小。这个小罐子，就是阿尔瓦罗对这个世界的全部感知。
阿尔瓦罗最后进了艺术A-level班，因为扎菲拉科让他意识到自己可以画一些更大的东西，而在这件事上，他甚至可以做得比其他人更好。
还有一个叫勒罗伊的孩子，他的单身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做护工，勒罗伊上课的时候通常都是在睡觉，每个学期都穿同一件外套。
等到下午有体育课，扎菲拉科会让他脱下外套，然后帮他洗衣服，迅速烘干后放回衣架，这样其他孩子也不会觉察到异样。
对扎菲拉科来说，需要特别照料的孩子实在太多了：
比如有的孩子必须在浴室或者楼梯上写作业，因为这样才能不被打扰；
比如有的孩子做作业只能用家里的厕纸，又或者干脆用麦当劳的纸袋；
比如有的孩子因为家里跟邻居共用厨房，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做饭，他只能早早从学校赶回家；
比如有个阿富汗女孩主动请求庇护，因为她的父亲曾威胁要割掉她的生殖器。
……
4
不过扎菲拉科也时常提醒听众，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事实上，那些被迫从学校离开，又回到混乱中的孩子们，一直困扰着我。你总能从孩子身上学到东西，有些教训会始终伴随着你。”
扎菲拉科讲过一个有些啼笑皆非的故事：
曾经有个七年级的男孩子，在学校被发现有偷窃癖，这孩子除了偷窃还经常打架，老师们只能给他关禁闭。那孩子后来离开了学校，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直到几个月前，扎菲拉科在公交车站等车，一辆轿车在她旁边嘎的一声停了。一个大块头突然从车里跳出来，快步朝着扎菲拉科而来。
“天哪，这是什么人？”扎菲拉科下意识戴上了口罩，可是大块头竟走到跟前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真的很为你骄傲。”是的，就是当年那个男孩。
这个男孩在和当年的老师寒暄了几句之后又扬长而去，仍然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在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向扎菲拉科发难：教师一定要成为社会工作者吗？
扎菲拉科回答：“也许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如此，但如果是在我们那种学校，这件事是必然的。学校的全部意义，在我看来，是让每个学生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度过每一天。”
在扎菲拉科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教育界的人把这件事称作“教学”，那她宁可直接管这个叫“爱”。
扎菲拉科的父亲是一位希腊东正教牧师，每次礼拜结束后走出教堂，父亲都会把各种食物分给在外面等候的人们。
所以不如说扎菲拉科是有这种DNA的，事实上，她的姐姐玛利亚也是一名教师，姐妹俩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帮泰迪熊包扎，她们看上去就像是天生的护士。
然而父母最开始想让扎菲拉科学历史，而不是艺术。幸好一位懂些艺术欣赏的表亲改变了她父母的想法。
现在，扎菲拉科本人扮演的，就是当年那位表亲的角色，每当她与学生家长进行相似的对话，她总是随时带着统计数据。
“孩子们想从事艺术行业，可是父亲们会坚持让孩子去做会计。我会告诉家长，据研究表明，对创造性学科充满激情的孩子，完全可以成为更出色的科学家，或者至少，会成为更快乐的成年人。”
这也是扎菲拉科和教育部长针锋相对的原因：“我认为政府所做的是一种人为的隔离，如果你看任何科学领域，就会发现创造性思维总是能起到关键作用，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学生们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扎菲拉科在她的书里将矛头指向一些盛行的政治观念，比如学校应该以结果为中心，应该重视纪律性。
“也许这适合某些学校，但在我的学校里，‘寂静走廊’模式的教育永远不可能成为答案。孩子们需要空间去创造，他们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
为此她建立了课外和周末俱乐部的活动名单，对任何公立学校而言，这种俱乐部的模式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挑战。
“每一任教育部长都来过，如果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就不会说‘因为我对艺术一窍不通，所以艺术没用’这种话。”
自1900年以来，总计有49名政府官员控制着英国的学校系统，而这其中只有4个人以前真正在学校里教过书。
“对我们教师而言，坐在唐宁街10号的那些人就像上帝一样。”
扎菲拉科这话可是明摆着的讽刺，她是想说，那些教育官员的行为在一线教育工作者看来是如此的难以理解，那些人就像从奥林匹斯山上向下凝视，对着那些沥青操场肆无忌惮的发射闪电一样。
5
“教自己的孩子就是很难的，他们从来不会听你的。”扎菲拉科总是半开玩笑的说。
和其他人一样，扎菲拉科也在试着接受新的挑战，他一边要在线上授课，一边要照顾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12岁。有时屏幕里的孩子们望着她会大笑起来，因为在她身后，女儿正在上街舞课。
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老师的诅咒”，是说老师们自己的孩子，不得不面临其他孩子和自己分享母亲的困境。
扎菲拉科对此倒不以为意：“我的家人都住在学校附近，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永远也做不到现在的一切，我的孩子们很支持我的工作，当然，她们很喜欢妈妈出现在google上的感觉。”
学校被迫关闭的那段时间，扎菲拉科因为在线上授课竟然感冒了，当然她没有染上新冠。
“我怀念在学校里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感觉，我总是需要从他们的笑声中汲取能量，那种食堂里的香气飘进教室，和油漆味混合在一起的感觉，真的让人兴奋。”
“仅仅是看到他们回到操场上，那种感觉就足够美好了，当然我知道在有的人看来，那是一种噪音。”
扎菲拉科说的也是事实，她身边有一茬一茬的老师选择了放弃。有一项数据表明，英国近10年在教育行业里，有15.3%的人只干了一年就转行了。
然而令扎菲拉科痛心的，从来不是同行的离开，而是孩子们的离开。
比如有个女孩在16岁那年出嫁了，扎菲拉科失去了一个好学生。些许宽慰的大概是，出嫁之后这孩子还会偶尔来学校请扎菲拉科帮点小忙。
现在，学校已经重新开学有一段日子了，扎菲拉科望着操场上的孩子若有所思。
如果一切顺利，她还想写本新书，或者没准有哪个导演看上了她的故事。
“也许能让詹妮弗·洛佩兹来扮演我这个角色？为什么不呢？”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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