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梦的理解各有千秋：有的人的梦是黑白的，有的人的梦是彩色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在做彩色的梦？心理学对这个有点说法。而我理解的“梦”，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个人的志向。
少年之梦，很清楚。很多人在少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志向，就是要上大学。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是不是因为，邻居、同学、父母都上了大学？还是因为据说优秀的孩子都上大学？又或是因为赶时髦而上大学？对于上大学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南开大学老领导黄钰生——西南联大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经提出，上大学实际上有两重意义：一重意义叫做“润身”——润身是为个人的。
他对当时要上大学的青年人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大学有实验室，你好去窥探宇宙的秘密；大学有图书馆，你好去登人类思想和艺术的极峰；大学有曾在学问中探过险的人、有经验的老师，引着你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所未想，欣赏所未欣赏。大学使你耳聪目明，思想活泼，开阔你的心胸，推广你的世界，敏锐你的神经，使你感觉着宇宙的脉搏，使你有伟大的同情，同情于人类向上的企图。使你去想，去做，去改造一个合乎自己心愿的世界，一切峭屑鄙俗的事都忘记了。这样恬润的生活，就是大学教育的意义。”他是希望我们人生有一个美好的、恬润的生活。这是上大学的第一层意义：至少是要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
上大学的另外一层意义，大学要“淑世”——这是为社会来讲的。黄钰生先生当时讲，到南开大学的意义，就是要用人格与学术去争气、去淑世，去实现中国的最高的理想。他说：“南开大学不信中国人根本不行，中国事根本未有办法，不信在中国社会做事，必须要圆滑，要敷衍，要应酬，要在茶寮酒肆中定大笔的交易。不信中国的问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去研究去分析。南大更不信中国青年生性浮躁，不守规矩，不肯念书，只会浪漫与颓唐，南大相信的只有两件事，人格、学问。用功夫修来的人格，老老实实求来的学问。到南开大学来读书要做实验，要守规矩，要受考试，怕难不必来，好安逸的不必来，好奉承的不必来，服了这口气的不必来。”这是黄钰生先生90年前说的话，1930年说的话，他当时对天津准备报考大学的人讲的话。
我想这里面谈到了，上大学，第一要“润身”——为自己求一个美好的生活；第二要“淑世”——为实现中国最高的理想，为实现我们人类的价值。
在这里面他谈到了人格和学问的统一。我们都知道，上大学我们经常谈到一个文献，叫做《大学》，就是“四书”之一。我们经常说，让我们的大学从《大学》开始，大学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这经典的著作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完整的统一：要明明德于天下者要先治其国，要治其国要先齐其家，要齐家，要先修其身，要修其身就要正其心、诚其意，诚其意就要致其知。我们学知识为了什么呢？为了诚意，诚意正心，正心以后能够修身，修身治国、治国而能平天下，所以这一套不论正过来说，还是反过来说，讲的是以修身为本。我们这种以修身为本的中国教育思想，和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黄钰生先生所讲的，润身和淑世在大学里面是统一在一起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要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民族的振兴统一起来。
1935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南开大学当时的老校长张伯苓在1935年的大学开学典礼上——那时候叫做始业式——向南开的同学们提出来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问，是爱国的三问，是历史之问，是现实之问，也是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其实，在同一天始业式的讲话里面，张伯苓校长除了大三问，还有小三问。他说，你真的爱中国吗？你每天要想三遍，你是不是真爱中国？如果你真爱中国，你每一天的言行对公家有好处吗？或者你今天的言行对公家有什么好处？他说，每天都要问自己三遍——我们称之为南开大学版的“吾日三省吾身”。它实际上也是润身、淑世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学校里面有一面镜子，写了宣言，我们称之为镜箴，也称之为容止格言。这是我们南开的创校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严范孙先生手书的容止格言：面必净——脸是一定要洗的；发必理——头发要理清楚；衣必整，钮必结——扣子要扣好；头容要正，肩容要平，胸容要宽，背容要直。那么，要有什么样的气象呢？勿傲，勿暴，勿怠。什么样的颜色呢？宜和，宜静，宜庄。
人的一生价值在于淑世，在于你把自己的人生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连在一起。我年轻时候最喜欢读一本小说，那个时候是我们仅仅能读到的不多的小说之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全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其实他还讲了一句特别好的话：“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呢？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因为你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所创造那一切，将永远地为人类服务。
例如四川的都江堰，是公元前256年修建的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距离现在已经2200多年，今天仍然造福于我们。而造这个工程的人，特别是领导造这个工程的李冰父子已经离开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住的是什么房子，用的什么样的车马，但今天我们为了纪念他，做了一个雕像。他们死了2000年，但他们为人类所创造的都江堰工程，仍为我们服务，直到今天。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逝世的时候，讲了这样一句话：“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还要大。”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有着长达20年的友谊。他们可以称之为忘年交，居里夫人还为爱因斯坦写过求职推荐信。
爱因斯坦在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做了一篇致辞，除了刚才那是第一段话，通篇大概300个英语单词的致辞里面，反复强调的是居里夫人的品德和道德的力量。它里面说到，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是证明了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且把它分离出来，这样的功绩之所以能够获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要靠难以想象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工作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实验是在科学历史上所罕见的。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热忱，哪怕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说这句话时是1935年，当时处于纳粹即将统治欧洲的非常黑暗的时刻。
今天我们说以德为先，不仅是中国的提法，实际上在世界优秀的知识分子里面，他们首先也是看到了道德的力量。
“淑世”和“润身”，这是一辈子的事，这不是上大学四年所能完成的。上大学四年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这四年是为了今后的四十年打基础：明德、博学、强身、审美、勤劳。这是我们要打的基础。
首先，我们要明德。但是这个“德”，不光是拿来说的，不光是写在纸上的，是要在行动中体现出现的。我们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先生，给我们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是爱国群之功德。“能”是要能够把功德付诸于行，而且能成之以孝，这样的一种能力，不是怀才不遇的那种才，所以叫服务社会之能力。“日新月异”，就是不仅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仅要跟上新时代，而且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抗战期间他讲的话，今天听起来，完全不过时。
博学，我自己的体会，有4门知识是最重要的，必须打好基础。一是数学，尽管是学文科的，也要掌握数学，因为这是思维的科学；第二是要掌握物理，涉及到基本的世界观；第三要懂些历史；最后要学一些文学。这是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在大学四年应该把这4方面基础知识打好。
要学到博学，实际上我们在4年里是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博学。因为现在知识爆炸，所以我们需要会学，要通过学会若干门知识达到会学的境地。我这么多年当教师，发现中国的学生有一些缺点，针对这个缺点，我给大家八个字：第一，开口。一定要开口，一定要动手做实验，动手去制作。要下笔，一定善于落笔写东西，而且要抬出腿来走出学校，走到中国现实中间去——社会实践。这是在大学四年必须形成的良好能力。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1985年到2014年30年间我们大学生身高和体重都有所增长，但学生肺活量在下降，跑步越跑越慢。男生做引体向上，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是9个才合格，现在只能做4、5个；女生仰卧起坐也越来越不行。这个是不行的。没有强壮的身体，是没法做到强国的。
还有，我们要审美。鲁迅有段话讲：“审美是让人格健全。”他说科学非常好，但是如果只有科学，如果极端的话，会使人性偏倚。所以，他就说，我们所希望的，不仅要有奈端——这个奈端，现在翻译成牛顿。就是说，不仅要有牛顿，而且要有诗人狭斯丕尔——现在翻译成莎士比亚；不仅要有物理学家波尔，还要有音乐家；不仅要有康德，还要有贝多芬。总之，我们要懂一点文学，要学会审美，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基础。
最后我想说，所有这一切，如果我们懒惰，如果我们怠懈，一切都归于零。德智体美劳，劳讲的是劳动精神，辛勤的劳动，诚实的劳动，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必须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勤劳的人。如果我们有很大的智，也很有才，读了很多书，身体也很好，但是我们懒惰，不愿意做事情，我们的梦想将归于空想。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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