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待了10年,奉劝普通人:除非万不得已,千万别来
我叫周建国,今年44岁,安徽人。刚来澳洲时,我34岁,在墨尔本一家冷库做叉车工。现在还在那儿,夜班多,手指头常冻得发木。
我跟妻子秀琴结婚20年。女儿小满17岁,在墨尔本读高中。我们一家住在西区一套两居室里,房租每周520澳元。秀琴在养老院做清洁,班排得碎,常常下班了还要等公交。
我爸妈留在老家,爸72,妈69。每年我给他们打钱,多少看当月工时。家里没什么大事时,我总觉得日子能过。直到我在冷库认识了老梁,后来又跟他合租了店面。
那阵子,老婆刚做完手腕手术。我把她送去上班,回来就得接小满。车贷、房租压一块,周末我还去华人超市卸货。老梁是在冷库门口认识的。他比我大9岁,福建人,开一辆旧白色面包车,车厢里常放着一把坏伞和两副工作手套。
他看我把一箱冻肉拖上小推车,过来帮我托了一把。
“你是新来的?”
“来了几年了。”
“那还算不上熟人。”
他递给我一罐热咖啡。罐子烫手,我没接稳,差点掉地上。他笑了笑,说他在这边开杂货店,想找人一起盘个小仓库,给餐馆送冻品。
我说我没多少钱。
他说:“我也没钱。店是我老婆的,她最近腰不好,我一个人扛不动。”
他讲得挺明白。仓库租金一人一半,货款按出资算,谁出车谁算油钱。账每周对一次,赚了平分,亏了各担一半。
他说:“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让我一个人累死。”
我听着觉得实在。那会儿他眼下发青,手背上还有一道新划口。我也知道他不容易。租店面,养两个孩子,还得照顾腰不好的老婆。
我盘算了几天。最后拿出积攒的八千澳元,跟他一起租了个小仓库。那时我想,只要肯干,晚上下班再跑两趟车,家里的账就能松一点。
开头还真不错。
老梁会把货单按店名夹好。红夹子放冷冻品,蓝夹子放干货。我看不懂一张英文退货单,他就拿圆珠笔给我圈重点,旁边写中文。
一次餐馆老板临时改单,四箱鱼送错了地方。老梁没骂我,直接开车带我绕回去。货卸好后,他把最后一瓶水塞给我。
“喝吧,别硬扛。”
我还跟秀琴说,老梁这人可以。她只回我一句:“你别光听他说,账也得看清。”
我嫌她多心。那晚回家,我把仓库钥匙放进抽屉,顺手把她换下来的护腕洗了。
头几个月,店里的活能转开。老梁负责联系餐馆,我负责搬货和送货。小满放学后偶尔来仓库等我,老梁会把纸箱折平,给她留一块干净地方写作业。
有次她说饿了,老梁从冰柜里拿出一盒过期一天的酸奶,自己先看了日期,又把盒子塞回去。他说:“这不行,我去街口买个三明治。”
我听了,觉得这人有分寸。
我不是没动过心思。小仓库一月能分几百块,我想多分一点,给小满攒学费。可老梁当时也没少出力。我想,先把店撑稳再说。
后来,仓库后门的锁坏了。
我换班时看见门缝里塞着几张水费通知。老梁正蹲在门口,拿钳子夹一根弯掉的螺丝。我问他怎么不叫房东。他把螺丝丢进空咖啡杯里,说:“房东修一次收一次钱,能拧就拧了。”
我没多想,回家拿了工具箱。修完锁,老梁把一张七十澳元的收据放到桌上,说他先垫了。
我掏出钱包。他推回去。
“下周一起算。”
“行,别忘了。”
我把收据夹进账本。那时我还觉得,这是合伙人之间正常的小事。
再后来,他送货时开始顺手把自己的杂货也放上车。两箱米、一箱罐头,塞在我们的冻鱼旁边。回仓库后,他拍拍车门。
“顺路,一脚油的事。”
我看着后排的货,手套上沾着鱼水,没马上说话。那两箱米是给他自己店里送的,路倒不远,可油钱和人工都记在我们这边。
我说:“下次分开记吧。”
他把车钥匙扔到桌面上。
“这点事也算?”
“账上得清楚。”
“你放心,少不了你的。”
我不喜欢这句。听着像我小气。可我还是把那趟送货时间写在了本子上,想着周末对账时再说。
周末对账,老梁没带账本。他从抽屉里翻出几张皱巴巴的餐馆小票,放在我面前。我看了一眼,有两家店的货款没入表,时间正好跟他送自家米那几天重叠。
我用笔点了点小票。
“这两笔呢?”
他吸了口烟,没点着,又把烟放回去。
“客户还没给。”
“那你先记上。”
“先别记,收到了再说。”
我心里堵了一下。那两笔一共三百多澳元,不至于让人吃不上饭,但我知道其中一笔店老板上周已经付过。那天我在卸货时亲眼看见他把现金交到老梁手里。
我没有当场拆穿,只问:“那天我看见他付你了。”
老梁把小票叠起来。
“你记错了。”
我盯着他。他没看我。
我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秀琴。她把药盒盖好,腕上还缠着护具。
“你老说他不坏。现在看账。”
“他可能忙忘了。”
“忙忘了就把钱放口袋里?”
我没接话。第二天,我把自己的送货记录翻出来,重新算了一遍。少的不是三百多,是七百四十澳元。里头还有两次我加油的收据没报。
我把账本摊给老梁看。他手上沾着红色记号笔,刚给货箱写完店名。
“这几笔是我垫的。”
“你垫的,怎么不早说?”
“我不是没说吗?”
“你没记。”
他把笔帽摁上,声音低下来。
“老周,我老婆最近跑不了店,两个孩子还要交学费。我不拿点钱,家里就断了。”
我看着账本,没有说他撒谎。那几笔钱确实有些是他先垫的,店里也有几家餐馆拖过账。他家不宽裕,我知道。
可他把自己的杂货运费也算到公账里了。我也知道。
我说:“你难,我理解。我的钱也不是捡来的。”
他叹了口气。
“你有固定工资,我没有。”
这句话落下去,我一下不知道怎么接。我的工资是固定的,可我夜班多,腰也疼。秀琴的工时一周一变,小满学费还没着落。我不想拿自己的辛苦跟他比,更不想被他说成有工资就该多担。
我把那七百四十澳元先记在账本上。没拿回来,也没再争。
隔了几天,冷库临时叫我加班。那批货刚好是仓库的货,我下班后直接开车去送。到餐馆门口,老板拿手机给我看转账记录,说上周已经付过尾款。
我手里那箱冻鱼顿了一下。
回仓库后,我把货卸下,洗了手。老梁坐在办公桌边数现金,桌上摊着一个孩子的学校缴费单。
我没立刻发火。我先把那张转账截图放在他面前。
“这笔你收了?”
他盯着屏幕,停了两秒。
“收了。”
“为什么没入账?”
“我先拿去补店里的租金。”
我看着他。他把那叠钱捋齐,放进抽屉。
“我不是说不还。等手头松点。”
“这是仓库的钱。”
“我知道。”
“你知道还这么干?”
他抬起头,脸色也不好看。
“我家快撑不住了。你要我怎么办?”
我没骂他。旁边的冻柜一直响,门上挂着的温度记录表晃了两下。我脑子里只想起那七百四十澳元,想起老婆那只缠着护腕的手。
当晚,小满在餐桌边写数学题。她的计算器屏幕裂了一角,按数字得用手指使劲压。我把那张账单压在桌面上,没让她看见。
秀琴抬头问我:“还跟他干吗?”
我说:“明天把账说清。”
“你每次都说下回。”
她没多说。她把计算器往女儿那边推了推,自己去洗碗。我坐在椅子上,指甲缝里还有冻货箱上的黑色墨水。
第二天,老梁把两张餐馆的欠款单放进文件夹。他把我这边的送货记录抽出来,折了一角。
“你先签。”
我看了看纸。上面写着仓库的进货金额和现有欠款,没写他拿走的那笔钱。
“这笔呢?”
“后面补。”
“什么时候?”
“我都说了,后面。”
我把纸推回去。他的手还压在文件夹上。
“周建国,别搞得像我坑你一样。”
我看着他,也看见他眼下那圈青。他确实被钱逼得厉害。他觉得自己先救家里,过后补上,就不算占我的便宜。
可我这边也有人要养。我没欠他。
我把账本翻到那页,指着那笔转账。
“你拿仓库的钱补自家租金,是你家的事。”
“我会还。”
“你没问过我。”
他抿了抿嘴,声音大起来。
“我不是故意不给!”
我没再等他把话说完。
“你不是故意的,可钱是我出的。你难,我认;你瞒我,我不认。”
老梁松开了文件夹。我把没签的那张纸放回桌面。
他坐在椅子上,手掌搓着膝盖。
“我真没别的路。”
我说:“我也没有。”
我先把自己的货款清单列出来。再把油费、垫款和送货时数一笔笔算上。老梁没拦我。他承认还差一千一百八十澳元,分三个月还给我。
我不想把他逼到没法过。也不想再拿家里的钱堵他的窟窿。
我跟他说:“仓库我不干了。设备按二手价算,你把我的份额买下来。”
他问我能不能再等等。
我说:“我等过了。”
过了一周,我们在会计师办公室签了转让单。那笔欠款写进了纸里。老梁每个月转三百九十澳元,转完为止。他老婆也来了,腰上垫着一个蓝色护垫。她跟我说对不住,我回她:“把身体养好。”
秀琴陪我去冷库交仓库钥匙。回来路上,她问我后悔不后悔。
我说有一点。八千澳元不是小数目,少了那份收入,房租还是得按周交。可我不打算再合伙了。我们把那辆旧面包车卖了,钱补了家里的账。小满继续上学,周末去奶茶店打工。
离开那天,我把仓库钥匙放在老梁桌上。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新手套,推给我。
“拿着,外头冷。”
我收了手套,没拿他的烟。
后来他按约还钱。三个月一次,没拖过。碰到他的杂货店,我偶尔会进去买一袋米。他也不提仓库的事,只问我女儿考试怎么样。
上个月,我在后院把工作靴刷干净,鞋底卡着几粒碎冰。秀琴晾好衣服,叫我把收据放进抽屉。
我把手套挂在门边。
“建国,明早还上夜班?”
“嗯,五点走。”
她把钥匙递给我。我放进外套口袋,顺手摸了摸那张回国探亲的机票收据。
我在澳洲待了10年,跟熟人说起这事,我就讲原话:“普通人,除非万不得已,千万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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