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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与全球未来——访英国学者马丁·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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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叙事日益显现局限,如何跳出西方固有框架读懂中国,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英国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以“文明—国家”分析框架观察中国,强调文明演进视角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忽视的钥匙。在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研究国际论坛(2026)之际,马丁・雅克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全球治理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国际格局变迁等热点话题分享他的思考。


马丁·雅克 本报记者 任冠虹/摄

历史视域下读懂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两个结合”。从文明型国家视角来看,这种理论创新与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框架有着怎样的差异?

马丁·雅克:我认为,西方国家并不属于文明型国家。中国虽非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但发展历程极具特殊性。理解中国,不能脱离它的历史,这一点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中国的历史具有独特性,它绵延漫长、文明连续性极强。从文明型国家框架解读中国,必须立足于这段悠久的历史。例如,大致自秦代起,中国在多数历史时期都维持着大一统的治理格局。这样的历史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十分少见。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制度形态时,应当把这种绵长的历史脉络作为理解背景,这是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传承下来的底色,也就是我所说的历史维度。下面我再谈谈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便深刻影响中国。这一点和同期其他国家共产党有相似之处,但中国走出的道路又和其他国家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拥有坚实的群众根基,这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形成鲜明对照: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集中在城市,在农村缺乏稳固基础,这也长期制约着它的实践。由此,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力量根基深厚的重要原因。

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在于,中国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国经验的同时,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主张从文明演进和历史连续性的视角理解中国。请谈谈理解中国可以为世界带来哪些启示。

马丁·雅克:我想着重强调一点:不能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去解读中国,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国自始至终都不属于西方式的国家形态。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就已成型,其绵延不绝的历史连续性在世界范围内十分罕见,这也是它和绝大多数国家的显著区别。西方的现代性植根于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历史根基相对较短;而中国不少制度理念与价值取向,源头可以上溯至久远的古代。

这种历史连续性,是中国重要的力量源泉。即便历经战乱与动荡,文明脉络依然薪火相传。反观西方,我们和自身历史很难建立起这样的深层联结。这构成中国发展力量的重要根基。中国能够实现今天这样快速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从自身厚重的历史经验与集体认知中汲取动能。

赤字溯源与共同体理念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转型,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重。在您看来,四大赤字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根源?

马丁·雅克:现代世界的一大核心矛盾,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境遇之中。过去两个世纪,殖民主义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大批殖民地直到二战结束后、20世纪60年代前后才相继获得独立。相较于昔日殖民宗主国,这些国家发展基础薄弱,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即便实现独立,它们的发展道路依然充满挑战,因为现行国际体系长期是按照西方主导的规则构建起来的。我认为,各类发展赤字最主要的根源,正是殖民主义及其留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遗留包袱。

值得关注的是,此后数十年间,发展中国家持续追赶。回望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GDP增长的绝大部分占比由西方贡献,如今这一格局几乎反转,发展中国家正以不同步伐追赶发达国家。当然,拉美、非洲国家与欧美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但从长时段历史视角观察,这些差距总体正在收窄。如何让发展中国家逐步提升发展水平、改善民生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

关于治理赤字,这是一个宏大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模式呈现显著差异。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一大困境:内部事务时常遭遇外部干涉,中东、非洲、拉美不少国家深受其扰。这些国家的主权和自主发展权常常得不到充分尊重,发展进程远比当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更为艰难,这一状况至今依然突出。

安全领域也在涌现出新的挑战:部分发展中国家内部族群分歧突出、冲突频发。部分非洲国家的边界划定形成于殖民时期,本质上是当年殖民势力博弈的产物,并未尊重当地固有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这类边界缺少内在历史逻辑,将不同族群、不同历史文化共同体强行拼凑在一个国家框架之内。这也使得冲突成为不少非洲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难题,当然,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面临同样情况。由此可见,安全问题成因错综交织,既有外部干涉等外部因素,也包含内部族群矛盾等内生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应对当下各类全球赤字带来哪些启示?

马丁·雅克: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在于,全人类面临大量共同挑战与共同关切,世界各国人民需要携手合作、共克难题。进入全球化阶段,不少问题的跨国特征日益凸显,气候变化就是最直观的例证。尽管各国立场存在差异,但这项挑战具有人类共通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扎根于全球化发展现实。大量原本属于一国或者区域层面的问题,正在不同程度演变为全球性挑战。而现行主流政治架构仍以民族国家边界为基础,各国合作议程存在局限,治理行动多停留在国别层面,全球协同机制尚不充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精准把握了全球发展大势,但理念转化为实践仍面临很多阻碍。以气候变化为例:理论上各国应当秉持团结合作的共识协同应对,现实推进却困难重重。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汇聚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但各国国情差异显著,制约着协同行动。时至今日,全球各地都真切地感受到气候危机的迫近,但距离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依旧任重道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比西方偏重权力博弈的逻辑,中华文化看待国家间关系有哪些独特的取向?

马丁·雅克:中国看待世界和国家间关系的视角和西方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当前,国际政治体系以及用来描述它的概念话语,大多源自西方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而中国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一套不一样的国与国交往思路。“共赢”就是一个如今在西方也广为流传的概念,它可以适用于个人、机构等各类场景。

中国向全球输出了一套全新概念与话语,这些概念植根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对当今世界具有现实意义。例如,中国的“天下观”,在西方没有对应的概念。“天下观”诞生于中华文明的演化历程,不以种族等特定身份去区分人群,所有族群都被纳入共同体之中。这种思维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诸多理念为代表,中国的思考维度是“天下”,也就是全人类,这和西方的思维模式截然不同。

打破西方中心的发展叙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世界不应只有单一现代化范式。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马丁·雅克: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的发展水平如今已能够与西方并驾齐驱,这是一个历史性节点。自英国工业革命起,现代化进程长期由西方主导,这一格局深刻塑造了世界。巨大的发展落差,构成殖民扩张的物质条件,重塑了全球秩序。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20世纪70年代起驶入高速发展轨道,持续追赶并超越了一些西方国家。进入21世纪20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愈发彰显。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它显著改善民生,拓展了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随意支配发展中国家的旧格局,促使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和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这一转变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中国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经济大国。

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持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生动体现。而这一切的基础,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发展成就。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影响是变革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进一步阐释,中国的发展如何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马丁·雅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助力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合作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对一国的产业能力与经济基础有着很高要求。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力,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突出,放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领域都居于世界前列。

与此同时,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规模可观的出口市场。不少非洲国家的贸易条件,都依托中国的市场需求得到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向这些国家输出丰富的工业制成品。早期以电视机、收音机等产品为主,如今品类已经拓展至各类消费品。

在政治层面,在各类国际多边磋商场合,中国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助力它们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带来的变化不可忽视。

科技普惠与西方认知的迭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正积极布局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这些成果应当怎样转化为惠及世界的全球公共产品?

马丁·雅克:这一转化过程其实已经在发生。太阳能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组就是典型代表,它们已经在不少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挥效用。非洲光照资源充沛,适宜发展光伏发电,如今光伏设施已在非洲多地应用,这不是构想,而是现实。电动汽车是另一个突出例子。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性价比优势明显,走向全球市场后大大降低了电动汽车的消费门槛。以我所在的欧洲来看,此前电动汽车售价高昂,伴随产能扩张,价格虽有所回落,但中国电动汽车的定价仍普遍低于欧、日、韩同类车型。

当然,这一过程也伴随争议:欧洲一些声音认为中国企业挤占本地市场,然而实际上,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本土产业在价格竞争上优势不足。市场竞争本身就要接受更低定价带来的挑战,本土产业如果难以适应,就会面临收缩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论著中提出,21世纪西方将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的崛起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还将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能否进一步阐释这一判断?

马丁·雅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格局由西方国家、西方企业以及西方的创新成果主导。20世纪后半叶,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带来局部变化,但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来自中国的发展——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曾长期保持约10%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有着迥异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系与发展路径,其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植根于自身深厚的历史传统与价值积淀,和西方形成明显分野。一个经济体的崛起,必然伴随显著的政治与文化外溢效应,二者相互伴生,也会传导至社会关系层面。

此前,西方民众对中国普遍缺乏了解。我想起自己求学的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即便在一所办学条件较好的学校,课堂上也几乎不会提及中国。我幼年时对中国仅有的印象来自一次午餐:老师见我剩饭,便提醒我说:“雅克,把饭菜吃完,想想那些还在挨饿的中国人。”这就是那时我对中国的全部认知。而今情势已然不同。中国与西方社会的联系不断加深,部分西方人士也催生出褒贬交织的复杂心态。上述趋势还只是预判,现实演进的节奏,甚至超出了书中当初的设想。全球发展格局经历深度调整,中国成为关键一极,这在近代以来是从未有过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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