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笔三万块打进我卡里的时候,我正在县城那家快倒闭的机械厂里蹲着啃冷馒头,手机屏幕亮了一下,银行短信提示到账30000.00元,备注栏空着,只有尾号8842的账户转来。
那天我刚被厂长通知月底结清工资走人,兜里连给老爹买盒像样降压药的钱都凑不齐。我盯着那串零看了足足十分钟,手指头冻得发僵,心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荒唐的松快——好像压在胸口几年的大石头,突然被人抬走了一半。
林晚也就是在那年秋天认识周明远的。
那会儿我们结婚第七年,孩子刚上小学二年级,我在厂里做技术员,工资每个月四千出头,扣完五险一金到手三千八。林晚以前在服装店做导购,生完孩子后辞了职,在家带娃、做饭,偶尔帮人改改衣服裤脚。
我们的日子过得像白开水,寡淡,但还算安稳。直到我厂里效益滑坡,工资开始一拖再拖,家里那点微薄的积蓄像漏水的桶,哗啦啦往下淌。
周明远是市里一家建材公司的老板,四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腕上戴着块看不出牌子但一看就沉甸甸的表。他第一次见到林晚,是因为林晚帮他改了一条西装裤的裤脚。
后来林晚去市里帮他做些零散的账目和样品整理,再后来,她回家的次数越来越晚。起初她还会编点理由,说路上堵车,说客户临时改了方案,说帮周总跑腿办手续耽误了时间。
再往后,连理由都懒得编周全了,有时身上带着淡淡的陌生的香水味,有时手机反扣在桌子上,屏幕一亮就是周明远发来的消息。
很多人肯定好奇,我为什么没有当场掀桌子。因为我觉得掀桌子有什么用?把日子掀翻了,老爹的药怎么办?孩子的学费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本来就摇摇欲坠,再砸一锤子,就真成废墟了。
真正让我决定“装作不知道”的,是那年冬天老爹突发脑梗住院,医生说需要做介入手术,自费部分加上后续康复,至少要八万块。
我跑遍了亲戚朋友,借到的钱还差一大截,急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在医院走廊里蹲着抽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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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晚站在我旁边,搓着冻红的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那天下午,她去了市里。傍晚回来时,脸色有些发白,但眼神却比前几天镇定了许多。她把一张银行卡放在我面前,说:“周总借给咱们应急的,不用还利息,慢慢来。”
我看着那张卡,没问她付出了什么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