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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澳大利亚电影,你会想到什么?是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荒野景观,还是那些走向世界的电影明星与类型经典?
在世界电影的版图中,澳大利亚始终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它与英美电影共享语言、类型和工业传统,却又拥有截然不同的历史经验与文化地理。那些享誉国际的作品,并不总能让我们辨认出鲜明的澳大利亚身份;而那些深植于本土经验的故事,又常常触及超越国界的情感与处境。澳大利亚电影的丰富性,或许就藏在这种本土与世界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里。
而在澳大利亚电影的历史脉络里,我们或许能发现另一种观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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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以辽阔地景、荒野冒险和鲜明地方文化著称的电影国度里,一批从文学作品、真实经历与艺术创作中走来的女性人物,获得了各具神采的银幕面貌。她们走进那些长期由男性冒险者主导的荒野与公路,让熟悉的乡村、家庭与土地显露出更为细密的社会纹理。
循着这些银幕面孔重访澳大利亚电影,我们或许能够在更丰富的矛盾与张力中,重新辨认被“大女主”这一称谓遮蔽的声音。
一、从文学到影像:澳大利亚电影的另一种乡土叙事
澳大利亚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这个国家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探索,有着耐人寻味的联系。当澳大利亚电影努力摆脱英美文化的既有范式,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时,那些无法安放于传统英雄叙事中的女性经验,也逐渐成为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入口。
1950年,澳大利亚评论家阿瑟·安格尔·菲利普斯(Arthur Angell Phillips)就在《Meanjin》发表《文化自卑》(The Cultural Cringe),批评本土读者和知识分子习惯于借助英国的评价标准衡量澳大利亚文学艺术。电影方面,一直到1970年代,随着政府资助、电影教育及本土制作体系的发展,澳大利亚电影新浪潮逐渐形成。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征的作品开始赢得国际关注,也为长期受到英美文化影响的澳大利亚电影,开辟出更具自主性的表达空间。
1979年,澳大利亚电影迎来了颇具象征意味的一年。乔治·米勒的《疯狂的麦克斯》与吉莉安·阿姆斯特朗的《我的璀璨生涯》相继上映。前者让梅尔·吉布森饰演的公路警察麦克斯·洛克坦斯基(Max Rockatansky)成为澳大利亚电影最具辨识度的英雄之一;后者则将朱迪·戴维斯饰演的西比拉·梅尔文(Sybylla Melvyn)带到观众面前 —— 一个出生于19世纪末澳大利亚乡村、对自己的人生怀有强烈文学野心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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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疯狂的麦克斯》后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电影系列,《我的璀璨生涯》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似乎少了一些声量。但在1979年,它同样是一部引人瞩目的作品,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获得六项澳大利亚电影学院奖,也让年轻的阿姆斯特朗与戴维斯走进国际影坛。
它还是澳大利亚自1933年以来首部由女性执导并获得商业发行的本土剧情长片。1901年,迈尔斯·富兰克林将西比拉写进小说;近八十年后,阿姆斯特朗又赋予她新的银幕生命。电影里的女孩渴望成为作家,电影外的女人则通过摄影机讲述她的故事。
在澳大利亚电影新浪潮的其他重要作品中,彼得·威尔的《悬崖上的野餐》将殖民时代的女子学校置于神秘而令人不安的自然景观中,《加里波利》则通过战争记忆重新审视民族身份。辽阔的土地、偏远的乡村、流动的冒险者与历史中的普通人,共同构成了澳大利亚电影的重要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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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璀璨生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既延续了澳大利亚文学与电影对于乡村生活的关注,却又改变了观看这片土地的方式。澳大利亚国家电影与声音档案馆曾指出,西比拉有别于早期银幕上那些擅长骑马、射击和畜牧,最终嫁给英雄的乡村女性。她笨拙、倔强,热衷读书与写作,无法轻易成为传统叙事中理想的澳大利亚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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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如今最为人称道的,正是西比拉为了安放那颗近乎狂野的心,竟拒绝了一段并无明显缺憾的爱情。她的选择无须借助对方的过错来获得正当性,也不需要一个功成名就的未来为其作证。
影片多次将她置于辽阔的澳大利亚乡野之中,那些在传统国家叙事中象征开拓、冒险与自由的空间,却始终与她受限的日常生活形成反差。她可以在旷野中自由行走,却仍需回到由家庭劳动、阶级秩序与婚姻规范所划定的生活轨道。土地的广袤与人生选择的逼仄相互映照,也让澳大利亚田园风景之下的社会纹理逐渐显现。
这种从熟悉的地方经验中重新发现人物的方式,也延续到了21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改编电影中,并逐渐显现出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大女主”符号意义。
《沙漠驼影》(2013)改编自纪实作品《Tracks》,将镜头带向澳大利亚内陆。如果说西比拉渴望走出乡村生活为她划定的边界,罗宾·戴维森便真正把自己的身体投入了辽阔的荒野。1970年代,她带着四只骆驼和一条狗,完成了约2700公里的沙漠旅行。从城镇向内陆深入,意味着远离熟悉的社会秩序,也意味着进入一片有着自身历史和原住民文化的土地。然而,这场以独处为初衷的冒险,却需要借助《国家地理》的摄影报道获得资金支持。她试图通过地理上的远离暂时退出社会关系,摄影机却一路追随,将她重新带回公众视野。那片看似可以容纳无限自由的荒野,最终也无法隔绝社会目光,反而见证了一个私人旅行者如何成为公共文化中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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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2015)改编自罗莎莉·哈姆的同名小说,人物的行动方向则恰好与上述两部相反。Tilly曾因一桩童年悲剧被整个小镇视为罪人,被迫离乡多年,如今带着在巴黎习得的高级时装技艺重返故土。她已经跨越了地理上的距离,却发现故乡的时间仿佛停滞,居民对她的判断依旧牢固。导演乔瑟琳·穆尔豪斯借助黑色喜剧与复仇类型,让华丽时装闯入灰暗荒凉的乡村小镇。那些争相改头换面的居民,依然不肯改变对Tilly的偏见。她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却无法轻易从共同体的记忆中脱身;而她的归来,也使小镇从一个审判她的空间,逐渐变成被她重新审视、改造乃至摧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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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乡村、深入荒野或重返故土。女主们三种方向不同的行动,使澳大利亚电影中那些熟悉的空间显露出不同的社会纹理。土地既是这些女性行动得以展开的场所,也承载着她们试图挣脱或重新面对的关系。她们的行动,使辽阔风景中的种种限制变得可见。
二、从演员到角色:那些「不安分」的银幕面孔
所谓“大女主”,往往先由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成立。但真正有意思的表演,又总在不断偏离这张面孔所承载的意义。
《我的璀璨生涯》和《裁缝》里,都有朱迪·戴维斯那张充满矛盾感的脸。
回望她的银幕起点,那个目光倔强、情绪总像要从身体里溢出的乡村女孩西比拉,仿佛已预示了她日后独特的表演气质。一种不愿收敛锋芒,也不肯轻易讨好观众的生命力。三十多年后,她在《裁缝》中饰演女主人公Tilly的母亲Molly。戴维斯放开了那种粗粝、尖刻甚至近乎失控的表演,蓬乱的头发、突如其来的怒骂与恶作剧般的幽默,让Molly成为整部电影最难以预测的人物之一。
与她搭档的凯特·温斯莱特,则以另一种方式占据银幕。在《泰坦尼克号》中,她曾饰演渴望挣脱阶级与婚姻安排的露丝;到了《裁缝》,Tilly已经不再是那个站在船头、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少女。她带着创伤、技艺和报复的意志归来。她的精致时装、鲜明妆容与沉着姿态,与母亲的粗粝和小镇的荒凉格格不入。在这部充满黑色幽默的电影中,两位演员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一个仿佛从高级时装画报里走出来,一个却毫不在意自己的身体是否符合任何体面的规范。
而《沙漠驼影》中的米娅·华希科沃斯卡,则提供了几乎相反的表演方式。从《爱丽丝梦游仙境》到《简·爱》,她常常饰演外表安静、内心却有强烈自主意志的年轻女性。在《沙漠驼影》中,她进一步收敛了语言和表情,将更多表演交给沉默、行走,以及身体面对环境时的细微反应。漫长的旅程中,罗宾·戴维森的疲惫、烦躁、恐惧和偶尔的愉悦交替出现。她的身体被置于辽阔而近乎空旷的景观中,情绪却常常没有明确的语言出口,这也让电影保留了她在“传奇叙事”之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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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三部作品中的女性,都在重新调整自己与世界的距离,那么另外两部澳影佳作《企鹅布鲁姆》和《文字与图像》,则让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体处境。
娜奥米·沃茨那张敏感而明亮的面孔,是许多影迷难忘的银幕记忆。《穆赫兰道》中,她曾带着近乎天真的笑容来到好莱坞,又在梦境与现实的裂隙间逐渐显露出令人心碎的脆弱。成长于澳大利亚的沃茨,在改《企鹅布鲁姆》中回到当地的海岸与家庭生活,饰演一位身体和日常秩序突然被打乱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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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Sam曾经热爱冲浪、旅行与户外运动,一次意外却使她下半身瘫痪。那些在澳大利亚电影中惯于承载自由与冒险想象的自然景观,仍然近在眼前,却不再能够被她以熟悉的方式进入。
沃茨没有将人物的痛苦直接转化为励志叙事。她的失落、愤怒与沉默中,还包含着一个人面对家庭时难以言明的矛盾。她仍然是妻子、母亲,是有着丰富愿望和生活记忆的人,却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接受TA人的帮助。而受伤喜鹊“企鹅”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关系。Sam与小鸟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拯救与被拯救,两个受伤的生命在相互靠近中,逐渐改变了照护的方向。
《文字与图像》则将身体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推向前景。澳大利亚导演弗雷德·谢皮西邀请法国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出演画家Dina。或许我们都还记得,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中,她曾用近乎封闭的表情表现深重的丧失;而这一次,人物面对的痛苦更加具体地落在了身体上: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Dina,逐渐无法像过去那样自如地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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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a与一位文学教师围绕文字和图像何者更有力量展开争论。表面上,这是两种艺术媒介之间的竞争;但对于一位身体正不断背离创作意志的画家而言,表达本身已经成为需要重新争取的能力。她可以在语言上保持锋利,在艺术判断上毫不妥协,身体却未必能够完成她想要的动作。
更有意思的是,比诺什本人也是绘画创作者,影片中Dina的画作由她亲自完成。摄影机记录真实的创作过程,笔触、颜料、动作与身体的迟疑,使绘画成为银幕上实际发生的劳动。演员的身体与人物的身体,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叠:一边是仍然渴望创作、却受制于疾病的画家,一边是通过真实的绘画行为赋予角色生命的演员。从渴望成为作家的西比拉,到面对身体限制的Dina,文学与影像之间构成了跨越时代的呼应。
从Sam到Dina,身体的变化让那些过去理所当然的行动变得困难,也让“独立”拥有了不同的含义。她们仍然拥有强烈的欲望与创造力,却需要在与TA人的照护关系、与自身身体的重新磨合中,寻找新的生活方式。银幕上的女性并不总能通过行动证明自己,有时,接受限制、承认依赖,同样构成了人物复杂而真实的一面。
如果说“大女主”的流行,总伴随着某种关于女性能力、气质与人生选择的理想化想象,那么这些演员令人难忘的,恰恰是她们不肯让人物安稳地停留在一种形象之中。她们的脸可以成为故事最鲜明的标识,却也让失控、迟疑、古怪甚至无法被解释的部分,在银幕上浮现并留下痕迹。
三、从内容到观看:当女性故事遇见新的观众
《企鹅布鲁姆》上映后,有质疑声指出影片让女主角想象自己重新站立的画面,是否无意中将健全的身体设为幸福生活的标准?而那些过去容易被视为励志象征的情节,如今也可能引发对残障经验、照护关系与个人价值的重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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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澳大利亚女性电影的接受史,这种观看视角的变化早有迹可循。1975年,澳大利亚多个首府城市举办国际女性电影节,以回应主流电影节中女性创作者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四年后,《我的璀璨生涯》上映,西比拉对婚姻与事业的选择,与当时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现实议题形成呼应。电影制作期间,投资方甚至希望故事以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收尾,制片人玛格丽特·芬克却坚持保留原有结局。关于什么才是令人满意的女性故事,不同的期待已然发生碰撞。
2018年,《我的璀璨生涯》以数字修复版本重返悉尼电影节。近四十年后,观众得以重新认识西比拉,也重新看见导演吉莉安·阿姆斯特朗、制片人芬克等女性创作者在电影史中的位置。作品的意义,随着新的观看语境不断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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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璀璨生涯》导演吉莉安·阿姆斯特朗
这样的观看经验,对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2024年,从年初的《热辣滚烫》,到秋天的《出走的决心》,再到年末的《好东西》,几部女性题材电影接连上映,取得不同程度的市场成功,也激发了广泛而复杂的公共讨论。《热辣滚烫》中贾玲的身体变化,究竟是自我重塑的证明,还是又一次落入对女性身体的审视?《出走的决心》里,李红终于驶离家庭,但出走之后的生活又该如何展开?《好东西》以轻盈的幽默回应性别议题,也引发了关于女性电影是否需要承担某种立场与表达责任的讨论。观众开始从不同的经验与期待出发,争论何为真正的独立、自由与成功,也让这些人物获得了超出电影本身的公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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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1年的文学人物,到1979年的银幕新星,再到今天重新走进电影院的观众,一个女性故事的意义始终处于流动之中。不同年代的人们,带着对爱情、事业、身体与自我实现的不同理解,辨认着同一个人物身上新的可能。有意思的是,当女性角色终于可以拥有更多选择,观众对于她们的期待也变得更加复杂。
「大女主」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流行称谓。它让更多女性成为叙事的中心,却也可能将她们压缩成几种容易辨认的理想形象。而更值得期待的,是电影能够容纳越来越多新鲜的想象。以及,那些早已被讲述过无数次的故事,仍然可能在新的目光中生长出新的面貌。
作者: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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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广东艺术影展·澳大利亚电影展映定于11月21日至11月30日举办,落地广州珠影星寰国际影城(CINITY店)、深圳万象影城(深圳湾万象城旗舰店)。本期影展精选8部影片,包括澳大利亚影片5部、国产影片3部,涵盖剧情、传记、喜剧、爱情、运动、家庭等类型。它们风格各异,却共享一份关于成长与自我重建的坚定:在红土上行走,在孤独中生长,在广阔的天地间寻找自我的答案。
本期影展排期已公布,观众可通过淘票票、猫眼、珠影通等平台购票。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故事,将在深圳与广州的银幕上静静等待,等待与观众各自的人生记忆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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