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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电直连是缓解当前新能源消纳难题和电站投资压力的新业态,其商业价值的实现仍有赖于制度完善和市场化探索
文|武彩凤 李文龙 周锋 张永平
中国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已接近全国电力总装机的一半,新能源消纳正面临新的挑战,依赖“集中式并网+远距离外送”的传统模式受制于跨省跨区通道容量瓶颈,而常规的“分布式就地消纳”模式也面临绿电物理溯源、源荷时空错配等难题;与此同时,在新能源消费侧,高耗能产业、出口制造业及算力设施等用户对稳定获取绿电、精准核算碳足迹的需求却不断增长,这为新能源消纳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
推动新能源通过专用线路点对点就近向工业用户供电的“绿电直连”模式,正成为扩大绿电消纳、促进新能源与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
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下称“两部门”)发布《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650号文),明确新能源电源通过专线向单一用户供电的适用范围、项目建设条件和并网责任。同年9月,两部门发布《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1192号文),明确并网型项目按占用公共电网容量承担输配电费及系统运行费的计收方式。2026年5月,两部门再次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688号文),允许多个独立法人共用直连线路和变电设施,推动模式从单用户向园区化、规模化演进。
推动绿电直连政策框架迅速搭建的背后,是新能源装机与发电量占比急剧提升带来的消纳难题。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风电、光伏装机合计20.1亿千瓦,占发电总装机的48.7%,已历史性超过煤电;同期风、光发电量同比增长11%,已约占全国发电量的四分之一。然而,风电、光伏发电利用率分别为92.1%和93.1%,较上年同期下降1.9和1.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绿电资源正成为用电大户选址的重要考量因素。高耗能产业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向绿电资源富集的西南、西北地区转移,人工智能热潮下的数据中心扩建也带来庞大新增用电需求。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动力电池等出口商品须核算用电间接排放,制造企业需要提供生产用电量及电力来源等数据,对这些数据的物理溯源诉求日益迫切。
在“新能源消纳难度上升”与“企业绿电溯源需求爆发”的背景下,绿电直连模式展现出独特的双向价值。该模式允许新能源电站通过专用线路向邻近工业用户供电:一方面,发电企业可以就近落实长期购电需求,减少对外送通道的依赖;另一方面,用电企业可以通过分时计量核算来自特定电源的绿电,满足下游客户对产品采购和碳核算的要求,同时也有机会降低综合用电成本。
在政策与需求双重驱动下,绿电直连项目加速推进。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有105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对应新能源装机3470万千瓦。截至同年9月底,已批复算力设施绿电直连项目达到12个,在已批复总项目中占比超过10%。
不过,绿电直连项目的商业化难点依然突出:输电专线、变电和储能等设施的投资回收期较长,在风光出力不足时,用电企业需承担从公共电网补购电力或自行配置备用电源的成本。多年期购电合同虽约定电价和承购电量,但用户在合同期内仍可能因生产经营波动影响履约。此外,绿电直连为出口导向型企业带来的绿色溢价能否兑现存在不确定性,仍有赖于更完善的绿证机制和目标市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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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演进:从单一用户到园区多用户共享
绿电直连从单用户到多用户升级,是对不同场景需求分层适配:单用户模式中,配套电站发电收入主要来源于用电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同时也有助于用电企业适配更严格的碳合规场景;多用户模式则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显著提升发用电规模,适配园区级集群消纳需求。
单用户直连的场景和局限
650号文明确,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电站通过专用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
650号文规则下,离网型项目与公共电网物理隔离、独立运行,用户自行承担供电保障责任。并网型单用户直连,电源和用户作为整体接入公共电网,在符合监管条件的区域允许余电上网,上网电量不超过20%;项目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不低于60%,占总用电量不低于30%(下称“自发自用指标”)。直连电站出力不足时,用户可在约定的接网容量内从公共网补充购电。
典型的单用户离网型模式,以笔者调研的山东一家电池电芯制造项目为例,采用纯离网110千伏风光储微电网架构,34.5万千瓦新能源电力配套30万千瓦/120万千瓦时构网型储能,全程与公共电网物理隔离,生产环节用电的范围二(Scope 2)排放趋近于零,溯源数据可支撑更严格的出口产品碳核查标准。
浙江一家铝业新能源直连项目则代表绿电直连另一种并网型思路:配套72兆瓦光伏,架设专用直连线路供给铝轧制连续生产负荷,电源与用户整体并网接入公共电网,光伏电力优先供给厂区生产用电,不超过20%的少量余电按规则上网交易;当光伏出力不足时,可在约定接网容量内从电网补电。但受自发自用指标、余电上限约束,项目配套30兆瓦/75兆瓦时储能平抑波动。
单用户模式下离网型、并网型项目约束存在明显差异。离网型项目无公共电网实时功率支撑,新能源出力波动、供电可靠性责任全部由项目主体承担,一般需要配置更高规模的储能、备用电源与控制系统,会直接推高投资及运维成本。
并网型单用户虽可依托公共电网缺口补电,但仍受源荷时序错配、电网备用与容量费用、20%余电上网限制、自发自用指标刚性约束;专线、变电等配套资产投资由单一主体承担,当负荷规模有限、资产利用率不足时,固定成本难以摊薄。
两类模式共性制约在于:消纳风险归集至单一用电主体,专线、储能等固定成本无法在多个负荷之间分摊,即便并网型项目场景具备电网兜底能力,自发自用指标约束内的偏差、全周期投资运营风险仍由该主体独立承接。
综上,单用户直连更适配超大稳定负荷、碳合规刚需突出、峰谷价差显著的小众场景,资产利用率和风险结构决定其难以规模化复制;对产业端大量园区而言,集群就近消纳需求更加迫切,客观上需要共享专线、共享储能、多主体分摊成本与风险,这也是688号文推出多用户直连机制、突破单用户指标约束的重要背景。
多用户模式的场景突破
688号文将绿电直连供电对象从单一用户扩大到多个独立法人,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在工业园区。全国园区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66%以上,在企业集中的园区场景中,还可以共用专线、变电和储能设施,进一步提升了多用户模式的经济性和适用性。
与650号文中规定“原则上由用电负荷方作为主责单位”不同,688号文则鼓励由电源方与负荷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作为独立主体承担项目全流程投资、建设与运营,破解单用户模式权责失衡问题,转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在政策约束方面,多用户模式延续前述自发自用比例要求,但考核对象是整个直连项目而非单个入驻企业,同时明确“以荷定源”原则,即电源规模与投产节奏应紧密匹配负荷需求,新能源开发从过去资源驱动转为消纳驱动,避免供需错位。
从产业发展视角看,合资公司具备向园区级综合能源服务商升级的组织基础——可在直连供电基础上,叠加储能运营、需求响应、虚拟电厂等市场收益,以及碳资产管理和能效提升等增值服务,形成以绿色电力为纽带的园区能源服务生态。这类主体未来有望成为配电网侧新型经营实体,推动能源和电力市场化变革。
诸多地方实践验证了多用户直连模式的可行性。在笔者调研的江苏一个零碳产业园,统筹了园区及周边235万千瓦新能源装机,采用分级母线物理隔离方案,即无需为每家企业新建输电专线,仅在园区现有变电站内划分出10千伏、20千伏、110千伏等不同电压等级专用母线段,通过分段开关与公共电网物理分隔,保障绿电定向流转。该方案改造成本较新建专线降低30%-50%,项目测算可实现新能源全额就地消纳。根据求实股份与能源基金会联合开展的绿电直连模式经济性测算显示,该方案中企业用电成本较公共电网购电方式低0.05元-0.1元/千瓦时,满负荷运行下年节约电费超5.3亿元。
天津的一个零碳园区案例中,则围绕存量绿电项目实施改造,实现全程不断电的绿电改接,即先在现有配电网内建成绿电专用母线,再通过带电作业完成双电源切换,将企业供电链路转至绿电通道,在全程不中断生产供电的情况下,完成66家企业绿电接入。园区以增量配电网为载体,将这些企业整体纳入绿电直连多用户体系,直连绿电占园区总用电量比例超过50%,满足国家级零碳园区绿电消费比例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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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优势与碳合规溢价如何兑现
绿电直连的商业价值,核心在于将“绿电物理属性”直接转化为企业成本优势、合规优势,并进一步形成产业竞争力。
不少项目在运营端“电费账”略有成本优势。1192号文以“按占用容量付费”替代“按电量付费”,136号文取消将配置储能作为新建新能源项目核准、并网前置条件,将直连绿电“不占用公网”的属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运营成本优势。
根据笔者调研,宁夏中卫直连数据中心的到户电价为0.36元/千瓦时,是东部地区的45%。另对江苏一个200兆瓦光伏制氢项目测算显示,发电侧直连度电成本为0.327元/千瓦时,较全量上网方式低0.096元/千瓦时,成本优势主要来自配储投入减少、线损水平降低,省下的是资本开支与电量损耗;负荷侧叠加系统备用费后度电成本约0.377元/千瓦时,较公网购电方式低约0.22元/千瓦时,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免缴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带来的节约费用,在扣除系统备用费后仍然比公网购电更有竞争力。
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直连模式还能为发电端锁定长期稳定收益,对冲市场波动。然而,运营端的电价降幅,往往会被前期重资产与后期容量备用成本抵消,全周期“成本账”依然承压。输电专线、变配电设施、储能等前期重资产费用需业主自筹,部分低负荷率项目回收期超过15年;叠加储能平抑波动的度电成本(约0.15元-0.2元/度)及公网备用容量费后,用电成本优势大幅收窄。
据相关研究对山东一个绿电直连项目的测算,在理想基准情景下直连模式较传统模式降本8.58%,而一旦电源出力与负荷曲线发生偏离,盈余时段富余电量受上网限制,产生储能增量成本或弃电,不足时段负荷缺额需高价补购,导致综合成本上升至0.625元-0.643元/度,相较传统模式的降本比例收窄至3%-6%。对于用能体量较小、变压器利用率较低的企业而言,综合用能成本甚至会比公网购电成本高出0.1元-0.2元/千瓦时。因此,项目综合用能成本的优势能否兑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发自用比例与接网容量的利用水平。
再看碳合规端的“溢价账”,虽然理论溢价空间可观,但实操层面堵点重重。按CBAM碳价600元/吨测算,在通过欧盟合规认定的前提下,直连模式碳合规溢价约0.312元/千瓦时,单个200兆瓦项目可避免的CBAM证书成本可达7000万元以上,对出口企业而言,碳合规溢价甚至超过运营端电费节约额。
但这笔本该用来“兜底”的碳溢价,目前很难转化为企业实际收益,原因:一是国内绿证核发交易尚以月度/年度电量为主要结算基础,难以与小时级物理直连电量一一对应并划转至终端用户,直连绿电难以快速转化为可交易碳资产;二是中欧绿证与绿电溯源互认机制尚未建立,企业需自行承担第三方核查成本与认定失败风险。
综合来看,“运营端成本优势被稀释、碳合规端溢价难以兑现”的双重挑战正是绿电直连“叫好不叫座”的关键原因。宏观层面,“电费节约+碳合规溢价”的综合账逻辑清晰;但微观层面,由于细则模糊导致关键收益预期不稳,企业投资决策趋于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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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还要闯过哪些关
从政策落地到商业闭环,算清上述“电费账”和“碳溢价账”是关键。具体而言,两本账的背后存在三方面现实障碍,也是当前项目实践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是涉及电网侧相关费用的计算和分担仍不够明确。全国性政策明确了“不占用不收费”的原则,但对于自行建设专用线路,同时仍需公共电网提供供电保障的项目,相关费用如何计算和分担,各地在具体执行中仍存在差异;部分项目即使实际从公共电网购买的电量较少,也可能因需要预留供电容量而承担较高的固定费用,影响了直连项目的成本优势。
二是用电偏差产生的成本如何分摊,仍缺乏明确规则。多用户项目在实际用电量与事先申报或约定电量不一致时,可能产生额外的偏差考核费用。但园区内不同企业的用电计划准确程度、调整用电负荷的能力不同。如果缺少明确的费用分担规则,部分企业造成的额外成本可能由其他企业共同承担,容易引发利益分配争议;如果园区企业中途退出或新增用电企业,原有成本分担和合同责任还可能需要重新调整。
三是长期供电合同与短期企业用电需求变化之间矛盾。绿电直连项目投资规模较大,项目合约周期多为15年-20年,电源开发商通常希望通过长期购电合同保障收益,但工业企业生产订单和产能利用率可能随市场变化而波动,使原本按照企业用电需求配置的新能源电站,可能出现发电量超过实际用电需求的情况。同时,按照相关政策要求,项目向公共电网出售的电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总可用发电量20%。一旦企业减产导致富余电量增加,项目可能面临短期电量无法充分消纳、预期收入下降风险。
针对实践痛点,需进一步完善绿电直连相关政策和市场规则,降低投资与运营不确定性,探索更加灵活的供用电和收益模式。
一是需要细化完善相关规则,解决项目落地中的堵点。制定统一价费核定指引,明确输配电价豁免边界与公共电网备用服务计费标准,落实“谁使用、谁承担,不占用、不收费”原则。
二是明确多用户项目用电偏差成本分担规则,根据各企业实际造成的偏差合理分摊费用,并探索利用共享储能降低整体偏差成本;探索更加灵活富余电量交易安排,建立园区内绿电权益流转机制,降低长期供电合同面临经营风险。
三是完善机制,释放绿电的环境价值和市场价值。碳合规端推进小时级绿证试点,推动绿电直连消费量在碳市场的碳排放核算和能源管理制度中得到合理认定,并促进绿电溯源和碳排放核算数据与欧盟相关规则衔接。而市场端进一步完善辅助服务市场准入和收益机制,支持具备调节能力的园区直连项目通过聚合型虚拟电厂或智能微电网等方式参与电力市场,在提高园区内部电力供需匹配能力的同时,为公共电网提供调节服务,拓展项目收益来源。
整体来看,从650号文到688号文,用一年多时间初步搭建了绿电直连的制度框架,围绕典型场景的实践也初步验证了模式的技术可行性,并展现出一定经济性潜力。未来3年-5年有望成为绿电直连商业模式逐步成熟的关键时期,零碳园区、出口产业链、西部高载能产业与算力集群这四类场景,有望率先跑通商业化闭环。
(作者武彩凤为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网院研究员,李文龙为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网院技术副总工程师,周锋为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主管,张永平为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主任;编辑:黄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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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要琢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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