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德顺,今年61岁,辽宁沈阳市人。我生在铁西区,长在铁西区,我们家那片老楼,楼下就是当年厂的围墙,我爹是翻砂工,我娘在厂幼儿园做饭,我一个叔伯哥一个表弟,全在厂里。后来厂子倒了,铁西的烟囱一根一根熄了,我也从工人变成了到处打零工的人。沈阳这个城市,把最厚的日子和最薄的日子,都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我是企业退休工人,四十六岁那年下岗,往后十五年,蹬过三轮、看过仓库、当过小区更夫,到六十岁办退休,工龄折来折去,退休金两千三百六十块。老伴没我的命好,她在服装厂干到四十来岁厂子黄了,交社保断断续续,退休金一千五百出头。我们两口子加起来不到四千块钱,在沈阳,省着过,够,但也就是够。
事情出在去年夏天。我孙子那阵子放暑假,儿子两口子要上班,老伴有事回了娘家几天,看孙子的活儿落我头上。我们家离劳动公园不远,我天天领着孙子去,他在儿童区玩沙子,我在旁边树荫底下坐着。坐着没事,就听旁边老头老太太唠嗑。
沈阳的公园你们是知道的,夏天树荫底下,一伙一伙的老头,下棋的、打扑克的、光坐着晒太阳的。年轻人以为老头坐一堆,唠的是国际形势,其实不是,老头坐一堆,十个话题里有八个绕着钱:菜价、药价、退休金。
头一天我就听了个大概。我旁边一伙下象棋的,五个老头,观棋的比下棋的嗓门大。唠着唠着唠到退休金,一个穿旧军便服的老头说,他三千一,工厂退的,交了三十多年。旁边一个马上接话:“三千一?你那厂子行啊,我一千九。”再一问,一千九这位是集体企业退的,工龄二十六年。还有个一直没吱声的老头,最后被人问急了才说:“我一千六百八。”大家问咋回事,他说他是灵活就业,自己交的社保,交的是最低档,交满十五年就停了,“交不起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棋盘,手里那半截烟,烧了好长一截灰都没弹。
我孙子在沙坑里喊爷爷,我应了一声,心里就留了个事。因为我那两千三百六,在这伙人里,居然算不上差的。
第二天我特意早去,换了一伙人听。这次是老太太堆,跳完操坐一圈喝水唠嗑。老太太们唠得比老头细,谁家看病花了多少,谁家孙子交补课费谁掏的钱,句句不离数。我大致数了数,这一圈八九个老太太,农村随儿女进城的有两个,一个说一个月一百多块城乡居民养老,一个是两百出头——注意,是两百,不是两千,这钱在城里连一星期的菜都不够,她们俩进城看孙子,经济上全指着儿女;剩下几个企业退休的,一千五到两千五之间;只有一个老太太说三千八,大家“嚯”了一声,追问,是事业单位退的老师。那一声“嚯”,把我听得心里一沉。三千八在这个圈里,是让人惊叹的数字。
第三天,我不光听了,我还搭话了。老头这个东西,你给他递根烟,问他退休金多少,十个有九个跟你说实话,剩下那一个不说实话的,是故意往多说。我蹲了三天,粗粗问下来、听下来,加上后来这些天陆陆续续的闲聊,我心里有了一本账:在劳动公园这个场子里,退休金能超过两千七的,十个里头挑不出两三个。大部分企业退的,在一千五到两千六之间打转转;灵活就业退的,一千出头到一千三;农村进城的,一两百;能超过三千的,基本就两种人——事业单位、公务员退的,和极个别大厂效益好、缴费基数高的。
最扎心的是听出来的另一层:这些老人,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苦,这才是让我夜里睡不着的地方。
那个一千六百八的老头,跟我唠了一下午。他姓关,比我大一岁,原来是印刷厂的,后来厂子黄了,摆摊修自行车,修到快六十,灵活就业交的社保。他说:“兄弟,我够花了。早上这公园来一趟,中午回家一碗面条,晚上看看电视,一天就过去了。”我问他吃药不,他说吃,降压药,一年两千多,医保报一多半,“自个儿摊五六百,摊得起”。他说着还笑。可我给他算了笔账:一千六百八,药摊去五十一个月,水电煤气物业杂七杂八两百多,剩下千八百块钱,一个月三十天,一天伙食三十块,沈阳这个物价,三十块,得是一顿有肉一顿没肉的三十块。他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他说他不敢生病,不是怕死,是怕给儿子添钱。他原话是:“我这条命,值钱的不是命,是别拖累人。”
还有个老太太,我印象最深的。她一个月两千二,儿子失业半年了,孙子在民办初中。她跟我说,她现在一个月拿出八百贴孙子饭钱和杂费,我听着都要蹦起来——她那两千二,等于拿出三分之一还多。她说:“姑娘啊不是,大兄弟,我这钱花在我孙子身上,比花我身上痛快。”这话是大实话,也是大实话底下的大心酸:这一代老人,是拿自己的晚年,去垫儿女的中年。
三天蹲下来,我回家跟老伴说了,老伴说了一句:“你才知道啊?你以为公园里那些老头上岗上线争论国家大事呢?那是在算账。一个说退休金涨了百分之三,一堆人心里都在拿计算器,算自己那三十八块钱够买几斤鸡蛋。”
今年退休金上调,我涨了七十来块。涨的那天,我在公园里,一片树荫底下都在说这事,说是喜气事,可你细听,老头们互相问“你涨多少”,问完了,都笑笑,不说啥。涨七十的和涨两百的,都笑,可那笑不是一个笑。
后来我琢磨这事琢磨了很久。我们这些人,年轻时候拿三四十块钱工资,一身汗一身油,给国家干了三十年四十年,中年赶上减员下岗,咬着牙灵活就业把社保续上,就为了老了能有一份“自己挣来的”钱。这份钱不管多少,是腰杆子。我们不上公园跟人比退休金,不跟儿女张口,药挑便宜的吃,肉挑晚上打折的买,不是我们境界高,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自己的日子自己扛,别开口,别伸手。所以外面的人看公园里这群老头老太太,晒太阳、下棋、唠嗑,觉得岁月静好;只有蹲下来听三天才知道,静好底下,是一张一张算得紧紧巴巴的账,和一颗一颗不肯给儿女添麻烦的心。
我写这些不是诉苦。真论苦,我爹娘那辈比我们苦多了,人家照样把我们拉扯大。我就是要说一句实话,一句在公园树荫底下、在棋盘边上、在老太太的水瓶子旁边,说了几百遍的实话:退休金超过两千七的老人,在普通老百姓堆里,真的是没几个。网上动不动说平均养老金三千多,平均这个东西,是把关老头的一千六百八和事业单位的四千八放一个盆里搅,搅出来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数。真日子没有平均数,真日子是关老头那半截不敢弹的烟灰,是那个往社保里交了十五年最低档就停了的手,是老太太从两千二里抠出来贴孙子的八百块。
前几天我在公园又碰见关老头,他骑着他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车筐里一把小葱。我喊住他,把我家老伴腌的咸鸭蛋给了他四个。他推让半天收下了,第二天,他给我带来一把自己种的小葱,还带着泥。我们俩坐在老地方,谁也没提退休金的事,唠了唠孙子和降压药。
临走他说了一句:“兄弟,咱这岁数,钱多钱少,能自己走到公园,能自己回家做饭,就是好日子。”
我说是。
嘴上说是,心里那笔账,还是替他、也替公园里那一圈一圈的老头老太太,记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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