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叫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大将军衔,四十三岁。就在几天前,他还在用同一栋楼里的地下室审讯别人,还在签署逮捕令,还在决定谁会被送进哪一间牢房,谁会被用哪一种方式“开口”。
大楼还是那栋大楼,地下室还是那个地下室,只是这一次,走在前面的人和走在后面的人,换了个位置。押送他的人把他带到了列福尔托沃监狱。那间牢房的图纸,是他当年点头批准的,里面的规矩,是他当年亲手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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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库莫夫1908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普通工人,家里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靠。他年轻时干过杂工、包装工、装卸工,也当过武装警卫队的队员,后来在消费合作社的库房里谋到了一份差事,入了党,仕途才算开始转动。
1932年,他凭一纸党内介绍信进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起初只是经济处的一名侦缉办案人员,干的活是跟“破坏活动”打交道,后来调到国家安全总局二处,那个处专门负责搜查、逮捕、跟踪和安装窃听器。他在基层待了几年,不算出众,甚至因为在一些秘密联络点的个人行为不检点,被上级注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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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他推上去的,是1930年代后期那场席卷整个安全机关的大清洗。一批又一批老的契卡人员被撤换、被逮捕、被处决,空出来的位子需要有人填。阿巴库莫夫在这个阶段被看中,从罗斯托夫一路往上走,到1939年,他已经站到了莫斯科,进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核心圈层。
斯大林对安全机关的态度在这一时期非常明确:契卡人员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升上去,要么进牢房。阿巴库莫夫走的是前一条。他没有什么显赫的资历,也没有老布尔什维克的资本,他有的是一样东西:对上面交办的事情从不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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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他出任副内务人民委员,1943年成为红军反间谍总局“SMERSH”的局长,直接对斯大林负责。战争期间,SMERSH的工作范围覆盖了前线部队的反间谍、战俘甄别、后方清洗,阿巴库莫夫在这个位子上把手伸进了军队的每一个层级。
1946年10月,他坐到了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椅子上,大将军衔,副国防人民委员,一个从包装工起步的人,在十四年里走到了苏联安全体系的最顶端。
阿巴库莫夫的名字在后来的历史记述里,几乎总是和“审讯”连在一起。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部长。Novaya Gazeta在回顾他的生平时写过一句话,说他不仅纵容下属动手,自己也从不回避这种“粗活”,甚至乐于把橡胶棍拿在手里,给下面的人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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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部长亲自抡橡胶棍,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在他管辖的体系里,肉体上的疼痛不是失控的产物,是被当作一项正经手段来使用的。
落到具体操作上,阿巴库莫夫体系里的手段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不依赖某一种单一的暴力,而是把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拆开,一样一样地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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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其中一样,在规定的时间里只给一块面包和两杯水,寒冷是另一样,把人关进“冷藏室”,或者打开窗户让冬天的风直接灌进来,剥夺睡眠和强迫长时间站立是第三样,让人在极度的疲惫中失去对时间和自我的把握。
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看,似乎都不如枪毙来得直接,但它们的作用恰恰在于不让你死,也不让你睡,不让你暖和,不让你吃饱,让你在一个被精确控制的区间里反复消耗,直到你愿意用签字来换取哪怕一个小时的喘息。
阿巴库莫夫在“列宁格勒案”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里用的就是这套工序,一批又一批的人在这种工序里交出了供词,供词又被用来逮捕下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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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持设计的审讯空间也是这套工序的一部分。卢比扬卡和列福尔托沃的地下室里,墙壁渗水,空气潮湿,光线被控制在让人分不清昼夜的程度,审讯室和牢房之间的距离被刻意缩短,一个人被带出去和带回来之间没有足够的间隔来恢复意识。
这些细节堆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目的:把审讯从一次性的对抗,变成一种持续的状态。被审讯的人不是在跟某一个审讯员较量,是在跟一整套被设计好的环境较量。阿巴库莫夫是这个环境的总设计师,他经手的案子越多,这套设计就越熟练,越像一条不需要他亲自站在每一个环节上的流水线。
1951年7月,这条流水线转向了它的设计者。逮捕阿巴库莫夫的直接导火索,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高级侦查员留明递交的一份报告,报告里说阿巴库莫夫“压下了”一些本可以继续深挖的案子,妨碍了更进一步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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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递上去的时间点和斯大林想要对安全机关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的意图正好撞在一起。阿巴库莫夫在1950年就已经开始被疏远,斯大林在那一年见他的次数从1949年的十二次降到了六次,1951年4月之后更是几乎不再召见。
他犯的错误不是某一件具体的“工作失误”,而是在斯大林还需要安全机关保持某种“可控的恐怖”时,他表现出了试图划定边界的倾向,比如在是否逮捕某些人的问题上跑去跟贝利亚商量,而不是直接执行。在一个以忠诚和服从为唯一尺度的体系里,犹豫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他被关进了列福尔托沃监狱。进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戴上镣铐。镣铐的用法在苏联监狱系统里并不新鲜,但阿巴库莫夫本人对这个细节有反应。Russian7引述的材料里记了一个场面:他问监狱长米罗诺夫,“这个东西,我们以前有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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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罗诺夫的回答是:“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这段对话的讽刺程度不需要额外的注解。他过去签署过的那些规定里,镣铐是给“特别危险的犯人”准备的,现在他自己被归进了这一类。他的口粮被减半,放风被取消,牢房里没有书,没有纸,没有任何可以让他把时间分割开的东西。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审讯的节奏被控制在一个不至于让他死掉的程度,因为最高层还需要他活着,需要他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在某个场合,说出某些话。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节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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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领导层需要为过去那些案子找一个可以被公开归责的人,阿巴库莫夫是其中一个。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短暂地接管了内务部,阿巴库莫夫在他的手里又挨过一轮审讯,直到贝利亚本人在1953年6月被捕。此后,对阿巴库莫夫的调查转向了“列宁格勒案”和其他几桩旧案的伪造问题。
1954年12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列宁格勒开庭。审判从12月14日持续到12月19日,除了阿巴库莫夫,同案还有几名国家安全部的前高层。指控的罪名包括背叛祖国、参与“贝利亚匪帮”、伪造案件。
阿巴库莫夫在法庭上做的事情,和他当年审讯过的人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他不认罪。他承认那些逮捕和处决发生过,但他说自己是在执行“ directive organs ”的指示,把责任推给上面。
他没有把斯大林的名字直接抛出来,但这套说辞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法庭没有接受他的辩护。12月19日,判决宣布:死刑,立即执行。
枪决在列宁格勒执行。他死的时候四十六岁,距离他被逮捕的那一天,过去了三年零五个月。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司法系统对苏联时期的案件进行了一轮重新审视。阿巴库莫夫的案子也在审视的范围之内,但当局并未平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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