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25年新受理的放弃继承案件达到32万3524件,比十年前增加了约七成。
放弃继承的理由不只是“不想背父母的债”,还包括不愿接手卖不掉、租不出、却要继续缴固定资产税的老旧房产。
泡沫破裂三十多年后,日本的土地和住宅仍在以“负动产”的形式,向后代传递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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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细节比“当年没买房的人后来用半价买了房”的说法,更能说明那场泡沫究竟留下了什么。
“租房者幸存”的叙事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泡沫破裂后,东京都市圈的租金收入比并未出现剧烈波动,长期维持在34%—38%之间。
而房价对首付政策、投资预期高度敏感,波动幅度远大于租金。
没有在高位加杠杆的人,确实在资产价格崩塌时保住了现金流。
少数人在价格跌透后用积蓄入市,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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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叙事忽略了一个关键条件:那些“赢了”的租房者,赢的并不是“租”这个行为本身,而是没有在收入峰值期把长期负债钉死在资产价格峰值上。
如果一个人在1990年没有买房,但在1993年看到价格“已经跌了不少”而入场,或者在泡沫破裂后的就业寒冬中失去了稳定收入,他的处境并不会因为“当初没买”就自动变好。
研究日本泡沫破裂后住房自有率的文献指出,对年轻租房家庭而言,失业风险上升完全抵消了低房价和低利率的刺激作用,购房需求被压制了相当长的时间。
租房本身不产生收益,它只是在特定时点上避免了高杠杆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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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高位接盘者”和“观望者”拉开差距的,是负债的期限和退出机制。
日本房贷以无限责任为基础,房价跌到贷款余额以下,卖掉房子仍不足以清偿债务,剩余部分继续跟随借款人。
泡沫破裂初期,个人破产制度并不成熟,弃房断供并非一个可用的止损选项,许多人选择继续还款七八年,直到失业或实在撑不住才进入破产程序。
这意味着,错误不在于“买了房”,而在于买入时嵌入的那份合约,几乎没有给借款人留下在价格逆转时重新安排生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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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线移到当下,中国楼市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买还是不买”的选择题,而是负债结构把一个更窄的通道摆在了很多人面前。
居民债务中房贷占比超过50%,一线城市租金回报率大约在1.5%到1.9%之间,而新增房贷利率仍在3%以上,持有房产的现金流成本与租金收益之间是倒挂的。
与此同时,个人破产制度仅在深圳、浙江、江苏、厦门等地试点,全国层面的制度尚未落地。
2025年全国法拍房挂拍量升至71.9万套,断供率约3.7%。
这些数字未必指向日本式的全面崩盘,但它们说明,当价格预期不再单边上行时,背负房贷的家庭可用的退出方式比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家庭还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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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经验给出的判断方法,不是“租比买聪明”,而是两个更具体的指标:第一,你买入时的负债是否超过了你未来十年最保守收入情景下能够从容覆盖的范围。
第二,如果价格下跌,你是否有一条制度上允许的退出通道,而不是只能靠不断借新还旧来维持。
对于前者,日本泡沫期的教训是,零首付和“只还利息”把入场门槛降到了最低,却把风险的持续时间拉到了最长。
对于后者,日本用几十年时间才逐步建立起个人债务清理的框架,而代价是一整代人消费能力的长期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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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但房贷是一份跨越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合约。
区别“赢家”和“输家”的,从来不是签不签这份合约,而是签的时候,利率、期限和退出条款是否给一个普通人留下了犯错之后还能转身的空间。
日本那些放弃继承房产的人,用三十年后的一纸申请提醒后来者:当一份资产连“送”都送不出去时,当初买下它的那个决定,就已经把代价写进了下一代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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