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北京一处普通院落里,溥仪和多年未见的毓喦握住了手。毓喦喊了一声“大叔”,溥仪应声答应。这个称呼不再是宫里的君臣名分,也不是狱中的旧称,而是两个亲属之间平常的招呼。
这次重逢,发生在溥仪获特赦之后。此前,毓喦已于1957年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北京郊外农场做工。他曾与溥仪一同被关押,也曾被溥仪立为嗣子。两人之间的关系,既有宗族牵连,也有一段难以轻描淡写的旧日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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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喦出身爱新觉罗宗室。青年时期,他应溥仪之召前往长春,进入伪满洲国宫廷。起初,他把这当作侍奉皇室,直到日本战败,才逐渐明白那段经历所处的政治现实。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随溥仪辗转苏联,后来又一同被遣返回国。
在苏联期间,毓喦照料溥仪的生活。1950年,溥仪立他为嗣子,旧式礼仪也随之举行。可到了战犯管理所,过去那套名分渐渐失去分量。毓喦在接受改造时,曾劝溥仪交出收藏的珍宝;担任犯人自理组织负责人后,也会按管理要求指出溥仪卫生方面的问题。
这些事看起来琐碎,却说明变化并非一句表态。一个惯于被人服侍的人,要学着自己打理生活;一个长期把身份看得极重的人,也得重新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程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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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喦获释时,曾劝溥仪安心接受管理,争取早日出去。溥仪只应了一声。多年后,毓喦回想那次分别,仍记得对方神情复杂:既替他离开高兴,也挂念自己的前途。
特赦消息传来,毓喦很快去探望。两人隔了几年再见,彼此都不知该如何开口。毓喦最后叫“大叔”,溥仪答应得爽快,还握住了他的手。按照毓喦后来的回忆,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这样握手。
坐下以后,溥仪谈到获释,坦言自己还没有改造好,也说出狱后要做个有用的人。毓喦听着,感到眼前的人与记忆中的“皇上”已经不同。溥仪还主动问他的工作和孩子,听说一家人平安,便露出欣慰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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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变化并不意味着旧日经历被抹去。溥仪仍须面对谋生问题。三岁登基的他,成年以前生活起居几乎由旁人安排,谈不上劳动技能。周恩来曾与他谈工作安排,问起会做什么,溥仪提到自己剥过蒜,还说想当医生。周恩来考虑到实际情况,没有让他行医,而是先安排他到北京植物园工作。
毓喦第二次去看溥仪时,溥仪已搬到旅馆居住。楼道里,毓喦的两个孩子正玩耍,原来是溥仪请他们来。他招呼毓喦进屋,给他倒水,也谈起自己参观北京后的见闻。最让毓喦意外的,是溥仪会陪孩子玩,还拿糖给他们。
过去,毓喦在宫中侍奉溥仪,常担心一句话、一个举动惹来责备。他甚至曾因婚姻安排而失去自主选择。如今,曾经高高在上的人坐在屋里陪孩子说笑,这不是戏剧性的翻转,而是日常生活一点点改变了彼此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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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探望,发生在毓喦生病之后。1960年春节后,他患了重感冒,溥仪得知消息便赶去探望。见他发烧卧床,溥仪没有只说几句宽慰话,而是陪他去广安门中医医院看病,并替他付了医药费。医生是蒲辅周。对毓喦而言,这件小事比宏大的表态更有分量:溥仪开始主动照料别人,而不只是等待别人照料。
后来,溥仪转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生活逐渐稳定。毓喦去看他时,溥仪高兴地介绍自己的工作和住处。曾经占有宫廷、习惯于受人服侍的皇帝,如今以一份普通工作安顿下来;他对这份工作的珍惜,也让毓喦看在眼里。
溥仪于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年六十一岁。讣告以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介绍他,没有铺陈皇帝称号。对毓喦来说,这种平实的称谓,恰好记录了一个人身份的改变:他不再只是旧王朝的末代皇帝,也成为在新生活中工作、交友、照料亲人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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