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经济学家飘了,居然想对富人征税
2026年11月21日,巴黎协和剧院。著名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站在台上,发布了一份叫“反对国际寡头(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oligarchy)”的《巴黎宣言》。
牵头搞这份宣言的祖克曼,是那种还没得诺贝尔奖但迟早会得的经济学家。然后再看这份宣言的签名簿上,更是星光熠熠:皮凯蒂、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杜弗洛、阿西莫格鲁,四位诺奖得主,一百七十多号学者和公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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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宣言的核心诉求很明确,甚至扎眼:
对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富豪,每年征收至少2%的全球最低财富税;同时,对过去因享受税收优惠而未充分纳税的顶级富豪,征收一次性25%的追缴税。
说的直白点,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
全世界,都应该对超级富豪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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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早上看到这份名单和这份诉求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奇,是想笑。
经济学家真实一帮幼稚鬼啊。这群人大概是最近论文写得太顺,讲台站得太高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手里那点学术声望,能撬动这个世界上最硬的东西?
也不看看他们是想在谁身上拔毛。
对中产收税很容易,可对富豪征税,真是太难了。没别的,因为全球这最富的几千几万个人,实力太强了。
他们的财富从1987年占全球GDP的3%涨到2026年的17%,四十年涨了近六倍。他们有钱。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权势。他们是手握着跨国企业、私人基金、游说网络、媒体平台和政客电话号码的人。你以为他们的财富真的是天上掉的还是自己赚的?都不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富有,是因为有税制设计、监管放松、离岸架构、政治献金和舆论塑造等一整套为资本服务的权力机器在运转。
然后几位穷教授在巴黎租了个剧院,念了一份宣言,就说我们要对这帮人每年收2%。这不是做梦吗?
这就好比几个气象学家开完会,发表声明说从明天起台风必须减速。
态度很端正,现实很残酷。
(二)
更可笑的是,这个方案在祖克曼自己的主场法国,早就被毙了。
宣言里的这份征税方案,最早由祖克慢提出,所以又叫做“祖克曼税”,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这个税啊,早在2025年6月就已经在法国参议院以188票对129票被否决。
为啥被否决?因为按照政治家的说法,这种税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非常大。
比如,2026年11月20日,法国公共账目部长 David Amiel 在接受法国 Sud Radio 采访时就明确反对祖克曼提出的一次性25%财富追缴税:“这不是让最富有的人作出一点贡献,而是要把法国经济打趴下。”
征税?企业就先死给你看。
注意,这还是在法国,一个以“对富人狠”著称、出过奥朗德75%富人税的国家。一个连法国参议院都不给过的东西,现在被包装成“全球方案”搬到巴黎舞台上,你觉得能得到其他国家认可吗?
美国?英国?新加坡?呵呵。
这不是政策设计,这是行为艺术。而且是一场观众早就散场的行为艺术。
另外还有一个让人无比尴尬的事实:
这几十年来,要求对富豪征税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了,但富豪们不仅毫发无伤,而且越来越富了。
(三)
对富人征税有各种正当理由,但为什么就是那么难。
因为富人跑得快。
奥地利1994年废除了净财富税,丹麦和德国在1997年,荷兰2001年,芬兰、冰岛、卢森堡2006年,瑞典2007年。法国则在2018年将原来的财富团结税改为主要针对房地产的财富税。今天,OECD国家中,仍然征收个人净财富税的只剩挪威、西班牙、瑞士等少数几个国家。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先后放弃了这项税收?
并不是因为它们突然不关心贫富差距了,而是因为在实践中遇到了相似的难题:
富人的财富往往比普通人的收入更容易转移。股票可以换地方持有,企业可以重新安排注册地,资产可以放进信托,税务居民身份也可以改变。
与此同时,政府还要面对资产估值困难、避税漏洞和高昂的征管成本。
瑞典的净财富税因为资本外逃被废除。法国的财富税历史上多次引发纳税人迁移。挪威2022年小幅上调财富税率,富豪外流明显到瑞典最大的银行专门写报告分析。你没法对一群税务居民身份可以在48小时内变更的人,实施一个需要全球同步执法的税种。
宣言呼吁“民主国际”,呼吁“全球协调”。这听起来很宏大,很有道德感。但问题是,连欧盟内部的公司税统一税基都谈了几十年,一个覆盖全球亿万富翁的资产登记与联合稽查系统,需要的是各国警察、法院和税务当局的全球联合行动。这是能够在真实世界实现的 ?
但凡你敢有这个念头,他们就马上会游说,制造舆论,或者赤裸裸的威胁你:没了我们这些富人,你们啥都不是。
所以,从现实角度看,对富豪征税这件事根本不存在可执行的路径。
除非这个国家的政权,真的不在这些富豪的手里。
(四)
西方经济学家最大的错觉,是把道德声量当成了政治力量。而这份宣言最大的问题,是它搞错了对手。
它以为自己在对抗“国际寡头”,是单纯的富豪。但实际上,它面对的是一个由税制、游说、媒体、政党和资本共同构成的权力结构。这个结构不需要在巴黎协和剧院反驳你,它只需要在参议院投一张反对票,在财政部打一个电话,在资本市场上做一个迁移决定。
法国参议院188票对129票,就是答案。
经济学家们的初心值得尊重。但把道德上的紧迫感误认为政治上的可行性,把学术声望误认为政治权力,这不是天真,这是职业性的自我陶醉。
他们不是缺乏经济学知识,他们缺的是政治经济学常识。只要权力掌握在富人手里,他们的这种呼吁就永远只能是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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