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守义,今年七十六岁,退休前在机械厂做钳工,老伴走了六年,女儿住在城东。跟我搭伙的秀兰七十二岁,也是一个人。她搬来以后,每天早上把我的降压药放在水杯旁,买菜回来,连两块钱的葱也记在小本上。我以为她是怕账不清楚,往后不好相处。晚上她膝盖疼,翻身慢,我就挪过去搂着她,等她睡稳了再松手。两个月下来,我觉得我们已经摸着了过日子的路。
五月五日晚上,我刚把她那侧的被角掖好,她忽然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存折,塞进我手里。余额八万六千元。她把我的手按住,说:“这是我攒下的钱。月底住院,你替我收着。往后我真走不动了,你别把我送走。”床头灯还亮着,我看见存折里夹着一张折小了的门诊单,日期是二月二十六日——比她搬来还早一个星期。
我没接她的话,把存折放在被子上。
“住什么院?”
她往床沿挪了挪,伸手去够拖鞋:“换膝盖。医生年前就说过,不能再拖了。”
“那你搬来的时候,怎么没说?”
她脚停在半空,好一会儿才落地。
“我怕说了,你不让我来。”
那晚,我头一回没像平常那样伸手搂她。不是嫌她腿不好,是那张二月份的门诊单,让我不知道这两个月里,自己究竟答应过什么。
我跟秀兰是社区合唱队的吴姐介绍认识的。
头一次见面,她提着一袋橘子,在小区门口等我。我见她上台阶时扶了一下栏杆,问她腿怎么了。她说是老毛病,阴天下雨容易疼。
我也没多想。到了这个岁数,谁身上还没点毛病?我有高血压,腰也不好,买米只能买五斤装。
我们来往了四个月。她到我家吃过饭,我也去过她租住的小房子。她每月退休金两千七百多,房租就占了一千一。她女儿在邻市的超市上班,要轮晚班,住的是两居室,孩子还在读高中。
三月初,她租的房子到期。我主动说:“要不就搬过来,两个人搭个伙。吃饭有个伴,夜里也有人应一声。”
她问我:“等我老得干不动了呢?”
我当时正把炖好的萝卜端上桌,随口说:“有我呢,还能让你没人管?”
这句话,后来她提了两次。我每次听了,脸上都发热。我说的时候是真心,却没往细里想。有人管,究竟是端碗热饭,还是扶着上厕所、洗澡、整夜不能睡,我没问过自己。
她搬来前,我们只商量了日常开销。我每月拿一千四,她拿一千,买菜、水电、燃气都从里面出。房子是我的,她不交房租,原先怎么住,往后还怎么住。
我们偏偏没商量生病怎么办。
刚开始,她做饭,我洗碗。半个月以后,她站在灶台前总要换着脚使劲,我便把炒菜也接过来。她择菜、擦桌子,坐着包饺子。
夜里她腿疼,我问要不要去医院,她总说:“贴了膏药,缓缓就好。”
有一次我搂着她,她忽然抓住我的胳膊,问:“守义,你说话算数吧?”
我还笑她:“一把年纪了,怎么跟小孩似的。”
现在想起来,她那时已经有话要说,只是一直没说出口。
存折拿出来的第二天,早饭谁也没吃好。她煮了两碗面,自己那碗放凉了,才说:“我不是让你白伺候。手术我有医保,剩下的钱都在这里。”
“钱给了我,你就踏实了?”
“至少你不会觉得我吃你的、用你的。”
我把筷子搁下:“秀兰,我不缺这碗面的钱。我是七十六,不是五十六。你摔了,我可能都抱不起来。”
她低着头搓衣角:“我知道。”
“你知道,还想等住院前才告诉我?”
她没辩解,只把面碗往旁边推了推。
那天我去楼下坐了一个多小时。回家以后,我把存折还给她,跟她说,住院的事得先弄明白,我现在不能答应做她往后的照护人。
她接过去,问:“那我是不是得搬?”
我没有马上回答。这件事不能用“搬”或者“不搬”两个字糊弄过去。
隔天,她同意让我陪着去医院复诊,也同意当着我的面给女儿打电话。
在诊室里,我才听完整。她右膝磨损得厉害,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医生建议做关节置换。二月份那次已经给她讲过手术和术后康复,她说家里还没安排好,就一直拖着。
医生也讲清楚了:术后要尽早按指导活动,有一段时间需要别人协助,但恢复到什么程度,要看个人情况,不能保证做完就能什么都自己来。
我问:“我这岁数,能一个人照顾她吗?”
医生看看我,说:“最好另外安排人手,尤其刚出院的时候。您别硬撑着搬扶。”
秀兰坐在旁边,把病历袋的提手绕在手指上,一圈又一圈。
回来的路上,她终于告诉我,为什么一直瞒着。
“我以前谈过一个,听说我要做手术,后来电话就少了。我也不能怪人家。到你这里,我想先好好过,让你知道我不是来找保姆的。”
我听着难受,可还是说:“你怕我不要你,就让我最后才知道,这也不合适。”
她点头,眼泪掉在外套上,没再拿那八万六千块钱说事。
她女儿周敏是五月十日来的。我们三个坐在饭桌旁,把医院的单子、医保材料和存折都摊开了。
周敏告诉我,二月份她就劝母亲做手术,母亲却一直说贴膏药还能撑。后来听说我们搭伙,她以为母亲已经跟我讲过病情。
我看向秀兰,她承认了:“两头都没说实话。”
周敏没有替她圆场,转而问我,能帮到什么程度。
我想了半天,说:“陪着吃饭说话,去复诊我能陪。熬点粥,买点菜,也行。抱她起床、洗澡、晚上反复扶她去厕所,我做不了。我腰上贴着膏药,你们也看见了。”
“还有,”我又补了一句,“我不会收她的存折,也不接下终身照顾的保证。她住在这里,我不会因为她做个手术就赶她走。但恢复以后怎么过,得等大家都看清楚了再说。”
这些话不好听,我说完,手心都是汗。
秀兰坐在对面,过了好一阵才说:“你没赶我,我领情。别的,照你说的办。”
那次谈话没有把事情一下谈妥。
周敏最初想请十天假,剩下由我搭手。我不同意。十天以后如果秀兰还离不开人,最后还是我硬撑。
她又去问了单位,分开请出两周假,跟同事换了几次班。住院期间由她陪护,必要时请医院认可的护工。出院后,我们先联系了四周的住家护理,约好根据恢复情况再调整,不把日期一到就撤人当成定规矩。
费用也一笔笔说清楚。医保结算后的医疗费,秀兰自己出。护理公司报的四周费用七千二,周敏出三千,其余由秀兰支付。康复和复诊花销先留出三千,用多少记多少。我负责家里的日常伙食,仍按原来的数目往共同开销里放钱,不从她存折里拿钱买菜。
周敏说自己拿不出更多,我没有逼她。她把能请假的日期写了下来,又留下单位和值班同事的电话,免得临时找不到人。
秀兰最后把存折装回包里,说:“我自己去取。需要花的,我认。”
五月二十六日,她做了手术。
我去医院看她,她醒着,第一句话是:“你昨晚睡得好吗?”
我说还行。其实半夜醒了两回,总觉得旁边少个人。
可我没再说“以后全有我”。我给她倒了半杯水,问她周敏几点换班,晚饭想喝什么粥。
住院的费用后来按结算单核过,医保之外她自己付了一万一千多。周敏把票据放进文件袋,护理费另列,没有混在一起。
六月初出院,护理员跟着进了家门。我起初不习惯家里多个人,洗完澡还想顺手把浴室拖干净。护理员拦住我:“叔,这段时间地滑,您别抢着干。”
秀兰也开始有些不好意思。有一天夜里她想去厕所,先叫了我的名字。我刚坐起来,她又改口叫护理员。
第二天吃早饭,她跟我说:“我昨晚喊顺嘴了。”
我嗯了一声,给她添了半碗粥。那一点别扭,不是说开一次就能没的。
护理员住了四周后,我们按照复查意见,又留了两周白天上门的帮助,费用由秀兰自己付。周敏每周末来一次,给母亲洗澡、换床单,把下周的复诊或康复时间排好。她有一次临时加班来不了,提前一天找好了人,没有打个电话就算交代了。
我也守着自己的那点分工。她练走路,我在旁边陪,但不托着她整个人往前挪。她疼得烦躁,我有时也会不耐烦,停下来各自坐一会儿,再接着说。
我们没有立刻恢复从前的亲热。头一个月,我仍怕她还有事情瞒着。她每次去医院,都把单子放在饭桌上,拿不准的地方,等我回来一起看。
到八月,她已经能扶着助行器在小区平路上走一段,家里短距离慢慢走也可以。医生没让她逞强,我们就不赶进度。她重新接过择菜的活,站久了不舒服,自己会搬凳子,不再咬牙撑给我看。
那张存折,她一直放在自己的抽屉里。她告诉我放在哪儿,真遇到急事该联系谁,但没有再把它推给我。
现在回头说这件事,我记住的就三条:
一是,像我那句“有我呢”,话虽出于真心,也得知道自己能做到哪一步,不能说完就不管后头的难处。
二是,要一起生活,病情和需要的照护得提前讲。怕对方不愿意,也不能替对方把这个决定做了。
三是,钱和人手都得落到实处。谁请假,谁付费,没人来时怎么办,写在纸上,比临到床边互相埋怨强。
前几天夜里,秀兰翻了个身。我醒了,问她是不是腿疼。
她说:“不疼,被子压住了。”
我替她把被角抽出来,又伸手搂了搂她。过了一会儿,我胳膊麻了,轻轻拍了拍她:“往那边挪点,我得换个姿势。”
她往里让了让,把我的手放回被子里。
“行,怎么舒服怎么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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