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尼尔·洛伦齐尼(蒋立冬 绘)
今年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诞辰一百周年,也是《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问世五十周年。《上海书评》就此专访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本科教学主任丹尼尔·洛伦齐尼(Daniele Lorenzini)。洛伦齐尼著有《真理的力量:福柯思想中的批判、谱系学与说真话》,也是“芝加哥福柯计划”的主编之一。
今天有人把“后真相”归咎于福柯。在《真理的力量》中,洛伦齐尼指出,福柯写“真理的历史”,关心的不仅是不同时代的人如何区分真假,更是真理如何被赋予约束行动的力量。从承认一个判断是真的,到接受它有权指引我们该如何生活,中间发生了什么?同样是说真话,为什么向神父告白可能使人受制于权威,向僭主直言却足以挑战权威?
为纪念福柯百年诞辰,洛伦齐尼主编了《福柯的思想世界》,邀请多位参与整理福柯遗稿的学者重新审视其思想遗产。按照某种“教科书形象”,福柯被描绘成一位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哲学家:第一阶段关注话语、知识与考古学,第二阶段关注权力与谱系学,最后阶段关注伦理与自我。但若循着《性史》几度更易的写作构想,便能看到这些关切如何始终交织在一起,考古学与谱系学又如何并用。访谈中,洛伦齐尼还回应了两桩论争:面对哈贝马斯的质疑,谱系学究竟能为反抗提供何种理由?福柯曾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同谋,可在洛伦齐尼看来,他恰恰极早洞察到:当个体被要求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我时,对“自由选择”的标榜反倒能成为最有效的治理手段。
《真理的力量》与“芝加哥福柯计划”丛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社图书在中国大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代理。本篇为《上海书评》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合办的“普林斯顿思想客”第六期。
在《福柯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How Foucault Changed My Life)一文中,您回忆了2006年第一次听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Davidson)讲授米歇尔·福柯时的情景:“短短一小时,我的世界就变了。”阅读《性史》第一卷时,您发现,谈论性、表达自我,并不自动使人更加自由。您说这段经历赋予了您力量,让您有了更精确的工具,去理解权力如何运作。现在回头看,福柯改变了您先前关于自由的哪些根本预设?
![]()
1966年,《词与物》出版后的福柯。
丹尼尔·洛伦齐尼:那时我才上大学二年级。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任何能让我重新思考权力与自由之间关系的观点。我几乎未经反思,就接受了那个传统观念:权力与自由针锋相对,势不两立。这种观念意味着,权力的运作无非是压缩或限制主体的自由空间,而主体的自由则先于权力的运作、存在于权力之外。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批判的,就是这种广为接受的预设。他尤其揭示了,在性(sexuality)的领域,权力不仅通过压抑思想、欲望和行为来运作,也通过忏悔(confession)实践在历史上呈现的种种形式,促使人们表达自我:从较早的宗教形式,到晚近的医学、精神分析和法律形式。在福柯看来,正是因为性并非仅仅归于沉默,反而成了人们愈发喋喋不休的谈论对象,以及某种不断增殖的话语的支点,它才会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中,演变为权力关系运作的特许场域之一。
直到今天,我们仍觉得有必要表达自己的性身份(sexual identity),仿佛关于我们自身最根本的真相就系于此。在这方面,福柯发出的警告,我至今仍觉得切中要害:权力不仅通过约束和压抑来运作,也通过激发和生产来运作。因此,表达自我或自己的(性)身份,并不总是等于解放自我,反而可能使自己置身于新的权力关系之中,受制于新的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在自以为终于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最有可能再也看不见包围着自己的权力关系之网。不过,福柯也认为,权力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坏的:我们要做的不是把权力妖魔化,而是细致分析它如何运作,辨明此时此地哪些权力关系尤其危险,尤其令人无法容忍,并努力改变它们。
依我之见,哲学作为一种批判实践,归根结底就在于此:清醒地分析权力运作的种种复杂方式,并从策略上评估我们可以尝试哪些可能的途径,以改变当下现实中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在根本上是一种改变我们的观念、社会和生活的实践。
![]()
丹尼尔·洛伦齐尼著《真理的力量》(2023)
在《真理的力量》(The Force of Truth: Critique, Genealogy, and Truth-Telling in Michel Foucault)中,您从分析上区分了“真理游戏”(games of truth)与“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前者确立真与假的区分,后者规定将主体与真理绑定在一起的义务。这一区分如何帮助您反驳那种把福柯视为相对主义者,甚至视为“后真相”智识源头的说法?但与此同时,这会不会又把真理在认识上的有效性与其伦理-政治力量分得太开?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从接受一个判断为真,到承认它有权规定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丹尼尔·洛伦齐尼:我在《真理的力量》中提出,福柯关于真理的看法,过去曾遭到,今天也仍在遭到严重的误解。从许多方面说,真理主张(truth claims)在我们社会中的状况,是福柯终其一生关注的主要问题。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知识与权力是一回事,或者“真实事实”与“另类事实”之间没有区别——尽管他的许多批评者都这样说。福柯关注的,其实是真理主张中一个特定的部分:那些涉及作为主体的我们,涉及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性(sexuality)、我们所谓的“本性”或无意识欲望的主张。这些自诩拥有真理权利的话语,是十九世纪一系列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发展的产物:心理学、精神病学、犯罪学、教育学、性学等等。福柯在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著作中的主要批判对象,便是这些学科所谓的科学地位;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他不仅从认识论的层面,而且出于伦理和政治的理由,进一步对这一地位提出质疑。
事实上,福柯确信,我们的社会生产出来的那些关于主体、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主张,是我们受到治理的方式中的一个关键机制。对福柯来说,治理人并不意味着强迫人,而是通过不断生产人们逐渐接受为真的主张,来引导他们的行为(conducting their conduct),使他们也逐渐自愿接受这些主张的实践后果。以监狱为例,这是世界各地惩罚人的主要社会机构。在十九世纪心理学、犯罪学等人文科学发展的支持下,围绕监狱并为之辩护的话语宣称,监狱既能惩罚人,也能矫正人。一个人被认定犯了应判处监禁的罪行之后,人们还期待其在服刑期间得到改造,重新适应社会生活。监狱不仅意味着惩罚,还是一种用于个人和道德改造的工具,是一个旨在——至少那套话语是这么宣称的——矫正人、使人“变得更好”的机构。然而,我们现在很清楚,事实很难说是这样:监狱往往让人更难顺利重返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让人更难找到工作,重新过上体面的生活。归根结底,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正是监狱制造了“罪犯”这一社会类型,而这一类型的存在,反过来又使监狱本身,以及一系列旨在认识和控制人口的其他机制,获得了存在的正当理由。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监狱才能被理解为一种成功,而非失败。但关键恰恰在于,我们接受了某些人文科学所支持的那个主张,认定“监狱是一种矫正机构,旨在把人改造成更好的公民”是真的,才使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得出一个实践上的结论:“因此(Therefore),我接受它。”换言之,我接受自己生活的社会以监禁来惩罚人,因为我相信,这是把他们改造成良好公民的最佳方式。
![]()
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设计图。牢房环绕中央观察点排列,上为立面与剖面,下为平面。
在福柯看来,日常治理我们行为的机制,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正因为我们接受某一组关于自身和社会的主张为真,我们也就默默接受了服从这些主张所带来的实践后果。福柯要做的,是将这种隐含的联系问题化:那个把我们视之为真的主张,与据说必然由这些主张推导出的行为连接起来的“因此”,本身就需要追问。我认为,这其实是福柯批判的主要对象。这种批判为我们打开了几条路径。一方面,它使我们有可能质疑社会中某些通常不受质疑的真理主张,比如监狱是一种矫正机制,或者表达自己的性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解放。一旦这些主张不再被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我们也就可以开始追问它们的实践后果,并且可能拒绝按照我们被期待的方式行事。另一方面,它也使我们有可能将两件事分开:在认识上接受某个真理主张,与在实践中决定服从其后果。有时,即便我们无从质疑某个主张的(所谓)真实性,只要它的实践后果显得不可接受、令人无法容忍,就足以让我们在认可这些后果之前三思。
简言之,福柯认为,真理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力量:始终是我们赋予它力量,赋予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权利。福柯请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从而也促使我们去质疑我们赋予这个或那个真理主张的力量,审视那个常常悄然发生的跳跃:从认识上的接受,跃向实践中的服从。
在与图奥莫·蒂萨拉(TuomoTiisala)合写的论文中,您区分了说真话(truth-telling)的两种情形:作为告白(avowal),它是批判的对象;作为直言(parrhesia),它则是批判的方法。《真理的力量》进一步强调,直言的效果无法得到保证,而说话也会改变说话者自身。直言与告白、真诚的自我表达或修辞性的说服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直言的力量,是否有赖于一种需要说者与听者共同培育的倾听关系?
丹尼尔·洛伦齐尼:Parrhesia的字面意思是“把一切都说出来”。福柯分析古代的直言时,把它理解为一种说真话的方式。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联系我刚才的说明,也就是他如何看待真理的力量这一问题。
福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许多讲座和著述中,追溯了告白的谱系,把它视为西方社会一项关键的权力技术。就此而言,告白,也就是要求主体说出关于自身,关于自己的思想、欲望和感受的真相,是福柯批判的对象。的确,在这一语境中,告白是一种强化臣服(subjection)、遵从和规范化的技术。在福柯看来,不仅宗教形式的告白如此,晚近出现的世俗形式也如此,例如医学或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告白。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告白的目的都是把主体系于某种既定身份,同时又要求主体反思乃至拒斥这种身份:主体被视为罪人、异常者、退化者,等等。
![]()
《说出关于自身的真相》英文版,收录福柯1982年在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的讲座与研讨班。
不过,福柯既然把真理与说真话视为一个策略性的伦理-政治领域,又深信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那么他最终将目光转向那些能发挥不同作用的说真话实践,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角度看,直言对他而言,便意味着种种挑战权威的方式:人们借此能够撼动某一真理体制所产生的规范化效应,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不驯服的主体。福柯重点分析过一个著名场景:柏拉图告诉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僭主并不勇敢,因为他们总让武装卫兵围在身边;他们也不幸福,因为他们总是害怕有人会来杀死自己。因此,说真话也可以是批判的一种方法或形式。
然而,说真话要成为一种批判,就必须摆脱那个要求人说出关于自身真相的命令。就这一点而言,直言显然不同于告白。它也不同于单纯的真诚,因为仅仅真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不足以构成批判。直言之所以是一种批判,在于它是真理、权力与主体之间策略性博弈中的一个行动。不过,按照福柯的理解,它也不等于修辞性的说服。直言者的目的,其实不是让对话者相信自己的话是真的,而是挑战对方、震动对方,从根本上动摇对方的确信。因此,直言者常常会激怒对方。
当然,古代的直言并非都采取这种激烈的形式,福柯对此十分清楚。也有较为温和的直言实践,尤其是在精神指导关系,以及福柯所谓“自我关怀”(care of the self)的语境中。在这种关系中,听者需要养成一种脾性,愿意接受精神导师告诉自己的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相,这被视为促成改变的关键,使弟子得以将这些真理“主体化”(subjectify),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友谊也是如此:朋友批评我时,我有责任相信,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关心我、爱我,希望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换言之,我应当愿意听取他们的批评,认真对待,并排除批评可能引发的负面情绪,不让我们的友谊因此受损。我想,任何真正的友谊,都需要为有分量的相互批评留出空间。不过,福柯虽然提到这些日常生活中的(mundane)直言实例,显然还是对那些更具战斗性的形式尤其感兴趣。因此,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门讲座课中,专门分析了犬儒学派,以及他们那种激进而惊世骇俗的直言实践。
![]()
让-莱昂·热罗姆《第欧根尼》(1860)。这位犬儒派哲学家坐在栖身的陶瓮中,白昼点灯。
在《诊断当下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It Mean to Diagnose the Present?)一文中,您质疑了这样一种看法:在福柯那里,考古学(archaeology)与谱系学(genealogy)是先后出现、相互竞争的两种方法。依您之见,它们是同一种诊断实践的两个维度。对于福柯,为什么理解当下需要绕道历史?历史研究所需的耐心,又如何与政治行动的紧迫性相协调?
丹尼尔·洛伦齐尼:在所有著作中,福柯都借助历史向我们表明,我们的概念、实践和制度并非必然如此,而是特定历史偶然性(contingencies)的产物。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改变——尽管福柯绝不认为,改变它们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您提到的这篇文章里,我质疑了一种通行看法:福柯采用的两种主要方法——考古学与谱系学——截然不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互不相容。
一些读者或许不熟悉这两个概念,我先简单解释一下它们在福柯那里意味着什么。福柯所说的考古学,是一个旨在探究隐性知识的研究领域:正是这种隐性知识,使科学学科、哲学观念和日常意见等显性的知识形式,得以在特定社会、特定时期出现。福柯认为,我们能够思考、言说和认识的事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一套匿名的、无意识的规则;考古学的任务,就是发掘并分析这些规则。这意味着,任何社会在任何时期,都存在福柯所谓的某种“先天条件”(a priori)。这种条件不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普遍而不变,而是历史性的,它为那个社会的成员划定了什么可以思考、什么可以言说、什么可以认识的界限,而这些界限本身是偶然形成的。
谱系学则是福柯从尼采那里承继的一种实践:它是一种历史叙述,关注某个概念、某种实践或某项制度在何时出现,又在何时以新的方式成为问题(problematized),并由此逐渐形成今天的样貌。不过要注意,对尼采和福柯来说,谱系学都不是要把我们当下的概念、实践和制度追溯到某种高贵的起源:它无意替它们攀附显赫的家世,恰恰相反,它要揭示一连串偶然的、出人意料且往往颇成问题的事件,正是这些事件使我们接受了它们,却忘记了它们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
尼采,1882年。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直至1984年辞世,福柯从未停止运用这两种方法。例如,在四卷本《性(Sexuality)史》中,他探究了三种思考和谈论性(sex)、欲望与快感的方式各自的考古学条件:古希腊罗马的性爱活动(aphrodisia)、早期基督教的肉身(flesh),以及现代的性意识(sexuality,或者说“性科学”)。他也以谱系学的方式追踪了使这三者之间的过渡成为可能的转变,这些转变最终导向了我们今天的观念:把性(sexuality)视为界定个人身份的关键特征。福柯有一个著名论断:在十九世纪以前,同性恋并不是个人身份的标签;事实上,只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同性恋者”才成为一个“物种”。
有了这番初步说明,才能理解为什么福柯认为,“诊断”当下必须借助历史:考古学和谱系学分析使我们不至于把眼下处境中的某些方面看成自然的、不可改变的东西,而能看见贯穿这一处境的脆弱之处,使当下变得更可塑(malleable),也因此更能成为批判的对象。
我们不妨借用杰西·普林茨(Jesse Prinz)《道德的情感建构》(The Emotional Construction of Morals)中的一个例子。设想有一个人,我们叫她露娜。她坚决反对堕胎,因为她是天主教徒,而教会对圣典的权威解释说,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的。再设想,露娜接触到了一项关于教会现行反堕胎立场的谱系学研究,得知早期教会虽然禁止堕胎,但后来遵循奥古斯丁的学说——尚未发育成形的胎儿无法承载灵魂——曾大幅放宽禁令,直到1869年,教宗庇护九世才把禁令重新写入教会法。进一步设想,露娜由此了解到,对这项近代重新确立的全面禁令,还可能有其他解释:它或许出于社会或政治动机,而非“纯粹”的教义解释。普林茨说得对,露娜仍不大可能立刻改变对堕胎的看法:根深蒂固的信念和价值观并不容易松动。不过,她如今至少可能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如果她认为堕胎是错的,因为它违背了教会对圣典的权威解释,那么现在,她或许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反对堕胎的理由。
以这种方式开展的历史研究,与当下直接相关,因为它使我们的某些核心信念和价值承诺变得可疑,促使我们重新追问。福柯把以考古学和谱系学方式开展的哲学实践,定义为对当下的诊断,所指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是一项伦理-政治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举个例子,《规训与惩罚》就直接源于福柯在七十年代初参与监狱信息小组(Prisons Information Group)的行动,旨在为那些反抗监禁制度现状的人提供弹药。当然,为了改变自己所处的社会,著书并非,也不可能是唯一可为之事。但在福柯那里,这始终是同一项社会与政治活动的一个方面。
![]()
“有人来探望您吗?”“会见能持续多久?”1971年,监狱信息小组在《二十所监狱调查》中刊出巴黎拉桑泰监狱囚犯的回答。
福柯在其伊朗报道中尝试的“哲学新闻实践”(philosophical journalism),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诊断当下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丹尼尔·洛伦齐尼:福柯在1978至1979年的那些报道中所做的,其实并不是诊断当下。他是在描述,以新闻报道的方式描述伊朗正在发生的事件,并力求不拿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概念来解释这些事件。我认为,这才是福柯当时的主要目标。相比之下,按照他自己的定义,诊断当下必定需要绕道历史,以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式展开。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对当下的即时阐释。在报道伊朗时,福柯有那么几个月扮演了哲学家兼记者的角色。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伊朗革命的后续走向事与愿违,福柯本人也饱受批评,于是他决定放弃这一哲学新闻实践的计划。
哈贝马斯曾质疑福柯谱系学批判的规范性基础:我们凭什么应当抵抗它所揭露的那些权力形式?您提出的“可能化的谱系学”(possibilizing genealogy),把我们与过去的斗争联系起来,并致力于形成一个伦理-政治意义上的“我们”。它的规范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有批评者追问:过去的人们曾发起抵抗,为什么这一事实就能成为我们今天继续特定斗争的理由?您会如何回应?
丹尼尔·洛伦齐尼:近来,作为社会与政治批判方法的谱系学受到许多关注。但学者们常常认为,尼采和福柯所实践的谱系学,在规范性上有所欠缺。想一想我刚才举的例子:对天主教会堕胎立场的谱系学考察,至多会促使露娜重新审视自己的看法,却不会,也不可能证明她的看法是错的。它也许会使她反对堕胎的理由变得可疑,但她总可以另找理由。如果认为谱系学能够直接动摇我们赋予某一信念的真值(truth-value),就会犯下“发生学谬误”(genetic fallacy):任何信念的真值都不只取决于它的起源或历史——甚至有人会说,根本不取决于这些。
但也许,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一直在犯另一种谬误,我们不妨称之为“规范性谬误”(normative fallacy):以为我们总得先拿出在规范性上无可指摘的证据,证明某种实践是错的,抵抗或反对它才有正当理由。然而,弗雷德里克·拜泽尔(Frederick Beiser)已经表明,规范性本身也有历史,也可以成为谱系学研究的对象;社会与政治哲学对规范性的执着,是相当晚近的现象。福柯也会赞同这一点:我们无须先有一套哲学理论告诉我们某种实践为何错误,才能认定它令人无法容忍,才能有正当理由与之抗争。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我将这一立场与另一种理解联系起来:对福柯而言,规范性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它直接源于社会行动者投身的斗争,而不是哲学理论。当然,大多数哲学家对此并不赞同。他们会反驳说,我们的政治行动需要牢固的规范性基础,否则便无法辨别事业的是非、行动者的善恶。福柯在八十年代的一次访谈中反问:历史上,那些曾被视为卓越的哲学理论,并没能为实现正义、平等和自由提供可靠指引。你的理论又凭什么会更好呢?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提出了“可能化的谱系学”这一概念:按照福柯的理解,谱系学并不告诉我们某个信念是假的,或某种实践是错的,而是向我们表明:第一,它并非必然如此;第二,过去曾有许多人对它提出挑战(往往今天也仍是如此);第三,其他选择在过去是可能的,在今天也仍然可能。换言之,谱系学为我们打开一个可能性的领域,而具体实现并探索这些可能性,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它同时还促成“抵抗共同体”的形成,把过去与当下的斗争联系起来,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找到更好的共同生活方式。这并不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规范性基础,却仍然具有规范意义:它向我们表明,许多人曾经,也仍然认为,治理我们的权力-知识机制在某些方面令人无法容忍,以至于他们愿意冒着风险,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与之斗争。谱系学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斗争,但最终是否加入,仍由我们自己决定。
![]()
1972年1月,福柯与萨特、德勒兹等人穿过巴黎旺多姆广场,前往司法部举行监狱信息小组的记者会。
今年,您参与编辑的《福柯研究》(Foucault Studies)推出了“超越批评的批判”(Critique Beyond Criticism)专号。专号导言提出,批判不仅应揭露错误、谴责支配,还应推动正在萌生的可能性展开;导言也指出,事实和证据的积累并不会自动带来政治变革。当事实已经公开,权力却依然不受撼动时,批判还需要做什么?对于一本既研究福柯,又运用其方法的刊物,您如何判断一项研究究竟推进了批判实践,还是仅仅增添了关于批判的话语?
丹尼尔·洛伦齐尼:关于批判的话语始终有一种风险:困在学术空间里,到头来只是围绕概念和观念展开毫无结果的争论。福柯思考批判的方式之所以引人注目,正在于我前面说过的这一点:他并不为批判实践制定法则、划定边界,而总是从这些实践出发,关注当下的社会斗争。终其一生,他既积极投身这些斗争,也为之写作,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给社会行动者提供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例如,福柯曾十分自豪地提到,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囚犯读过《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对他们思考自身的监禁经历,以及争取改善处境的斗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您提到的导言里,我和同事提出的论点是:向人们摆明事实,或对政治人物的言论进行事实核查,显然都十分重要;但如果认为只要这样做,就总能改变人们的想法,那就错了。琳达·泽里莉(Linda Zerilli)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十分出色,思路也与我们一致。正如我先前所说,真理并没有内在的力量。我们必须持续努力,创造条件,让某些真理真正被听见,某些事实真正被看见,某些权力关系真正受到挑战。请不要误会,理论领域的批判仍然至关重要,但它必须始终与具体的批判实践相结合,并始终依据社会行动者的“切身实践”(on the ground)经验,重新接受检验。
![]()
《福柯研究》2026年春季号(第39期),本期专题为“超越批评的批判”。
在论述福柯与尼采关系的文章中,您提出“生成的苦行”(asceticism of becoming)说,指向今生此世的转变。然而,当代社会对自我管理的要求,也在敦促我们不断改变自己。您反对把福柯说成新自由主义的拥趸。那么,他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分析,如何帮助我们区分两类实践:一类拓展我们的自由,另一类则训练我们将自己视为企业,以此迎合市场的要求?
丹尼尔·洛伦齐尼:我所谓“生成的苦行”,并不是为了转变而转变。它的前提是:要成为福柯所说的“不可治理的人”(ungovernable),就必须不断改变自己,不拘于同一状态,不把自己固定在某种身份或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上。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甚至未必值得实现。福柯有时用“去主体化”(de-subjectivation)来指称这一理想,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几次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尝试药物的经历,在旧金山体验施虐受虐实践的经历,以及一次意外事故——那一刻,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您说得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和企业家式的理性,也重视不断自我转变的能力。但其目标并不是让自己更难被治理,恰恰相反!它要让人更好地适应就业市场不断变化的要求。我们被告知:要想成功,就必须完全可塑,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然而在这个语境中,成功恰恰意味着极易被治理:一个人如此适应资本主义的现状,以至于能够一心从中谋取最大的私利,同时对它带来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比如财富和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差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确收编了自我转变的诉求,把它变成一条人们若想成功就必须遵循的规范。这不足为奇。福柯的一项主要洞见就是:权力不仅具有压制性,也具有生产性;任何一种反抗、任何一种自由实践,迟早都会被新的权力关系“捕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找不同的方式来成为不可治理的人,寻找各种不同的自我转变形式,让它们与我们社会中运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相抵牾,并对其提出挑战。问题不在于赞成还是反对自我转变,而在于找到一些“成为他者”的方式,使之也能成为我们当下的反抗实践。
在1979年做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讲座时——当时撒切尔和里根尚未上台——福柯把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新自由主义界定为这样一种政治理性(rationalities):它们通过生产、组织、消费各种自由(freedoms)来治理人。那些把福柯视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学者,忽略了一点:对福柯而言,自由并不是一种与治理机制绝对对立的普遍属性。相反,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特点,恰恰在于个人自由,或者说开展企业家活动的能力,已经成了治理人的主要手段:整个社会生活世界被改造成一个竞技场,人们依照资本最大化和逐利的逻辑,不断展开经济竞争。人们受到鼓励,甚至可以说是被迫,在这一场域内行使自由;也正是这个场域,决定了哪些行动能够成功,哪些会遭遇失败。福柯并没有赞颂这种特定的自由观念与实践,而是要将其问题化。他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捍卫和推进这种自由,如何意味着心甘情愿,甚至欣然地臣服于市场的有害逻辑。
![]()
1984年12月22日,里根与撒切尔在美国戴维营会面。
您与戴维森、亨利-保罗·弗吕绍(Henri-Paul Fruchaud)共同主编的“芝加哥福柯计划”(The Chicago Foucault Project),旨在为福柯的讲座、研讨班和讨论提供权威英文本。你们是如何选择材料的?这个项目在什么意义上,可与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课程相互补充,增进我们对他的理解?《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What Is Critiqu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Self”)的编者说明,介绍了录音、手稿与不同转录稿之间的比对工作。对于一位不断试验措辞、修订思想的哲学家来说,一部演讲“定本”该确定什么,又该让什么保持开放?这个项目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丹尼尔·洛伦齐尼:这套丛书,大致对应我在法国与弗兰出版社(Vrin)合作、参与主编的另一套丛书:“当下的哲学/福柯未刊著作”(Philosophie duprésent/ Foucaultinédit)。我们在十五年前启动了这个项目,计划用十来卷的篇幅,出版福柯当时尚未问世的讲座、研讨班及其他手稿(其中有些至今仍未出版)。“芝加哥福柯计划”就是它的英语版姊妹丛书。最初几卷,我们着重整理福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于北美举办的一系列讲座和研讨班,地点包括伯克利、达特茅斯学院,以及多伦多的维多利亚大学。在这些情况下,英文版实际上就是供其他版本参照的基准版本,因为福柯当时直接用英语讲授和写作。
![]()
《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英文版,收录福柯的两次演讲,洛伦齐尼参与编订。
![]()
《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中文版
我觉得这些讲座和研讨班特别有意思。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在试验一些在他已出版的著作和法兰西学院课程中都找不到的想法与假说。另一方面,他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群不同的听众: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与学生。他的讲解经常是循循善诱的,因此,对不熟悉他著作的读者来说,这些书是进入其思想的一条极为有效的路径。它们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们看到福柯怎样当老师。从这个角度看,多伦多的研讨班尤其精彩:在依据磁带录音整理出的文字稿中,我们得以目睹福柯细读古代文本,以及在场的几位学生向他提问的情景。在法兰西学院,从未有过这样的记录:福柯每年举办系列公开讲座,之后为经过挑选的少数人组织研讨班,但后者并没有录音。
![]()
1983年10月,福柯在伯克利与研讨班成员合影,头上戴着学生送的牛仔帽。
因此,“芝加哥福柯计划”出版的这些书,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机会,去看福柯如何与新想法较量,探索尚未开辟的路径,试验一些后来被他放弃的概念;有时还能看到他作为教师如何回应学生的问题,如何努力说服听众(他们大概原本指望听他谈权力或性):阅读塞涅卡或马可·奥勒留同样有意思!此外,福柯的看法始终在变化,因此他从不原样重复一场讲座:他总会作出修订,至少重写其中一部分。这些校勘本之所以引人入胜,也是因为它们让读者感受到,他的工作始终处在不断进行之中。
最近出版的几册,收录了福柯档案中关于疯癫、语言和文学的手稿,以及他在突尼斯、巴西和美国所作的讲演。接下来,法文版将出版一册,收录他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写下的一系列文本,主题大致是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的那些问题。英文版方面,他于1949年完成的、讨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文凭论文将于明年出版;随后出版的是《性的诸谱系》(Genealogies of Sexuality)英文本,收录他1975年在伯克利和圣保罗、1980年在纽约大学所作的性史讲座;再之后,是他1972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讲授的真理史课程。
![]()
福柯著《疯癫,语言,文学》
这些出版物,加上过去二十来年间陆续问世的许多其他遗著,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对福柯思想的理解。未来十年,或许还要更久,福柯研究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就是认真消化这些新材料,开始探索福柯著述范围的扩大究竟意味着什么。
![]()
1974年10月30日,福柯在巴西瓜纳巴拉州立大学附属医院讲学。
您在《福柯的思想世界》(The Foucauldian Mind)导言中指出,福柯逝世后出版的著述,已经超过了他生前发表的总量。不过您如今也认为,后续档案材料的出版,恐难再对我们的理解带来同等程度的颠覆;如您所言,当前的首要任务,越来越转向消化现有材料并重新厘清其内在关联。从福柯早期对黑格尔、现象学与尼采的研读,到《哲学话语》(Philosophical Discourse),这批文献的出版从根本上颠覆了福柯以往“教科书形象”的哪些方面?眼下,《儿童十字军》(La croisade des enfants)以及您参与编订的突尼斯讲稿皆已面世,哲学的阐释工作又当如何引导我们去阅读这批不断扩充的材料?
丹尼尔·洛伦齐尼:我在福柯档案中工作多年,感觉最重要的材料如今已经出版,或者将在未来一两年内出版。潜在可供出版的东西当然还有很多,但从多方面来说,我希望最有价值的材料编订问世之后,出版的步伐能够放缓。我觉得,把其他文本留在档案中,供学者查阅,是合理的选择——当然,这件事并不是由我来决定的。正如刚才所说,我认为现在应当把重心转向消化和理解这批丰富的身后出版物。
比如,最近出版的五十年代的几门课程和若干手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福柯与现象学关系的理解。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他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史上关键人物的思想关系。对于他从七十年代中期到1984年间的性史计划如何几经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或者很快就能够掌握一幅完整得多的图景。戴维森和我在为《福柯的思想世界》合写的章节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妮基·卡苏米·克莱门茨(Niki Kasumi Clements)也正在就此撰写一本书,我相信会非常出色。
正如您所说,我们至今多少还保留着某种福柯的“教科书形象”:他被描绘成一位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哲学家,第一阶段关注话语、知识与考古学,第二阶段关注权力与谱系学,最后阶段关注伦理与自我。这一形象确实需要被摒弃了。去年,我答应为“劳特利奇哲学家丛书”(Routledge Philosophers)写一本关于福柯的专著。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恰恰因为我们对福柯思想的既有理解,有太多需要重新质疑和评估的地方。我会试一试,但归根结底,这只能是众人共同完成的事业。
![]()
洛伦齐尼主编的《福柯的思想世界》(2026)
《福柯的思想世界》的导言还写道,福柯虽然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英语世界,其著作却常常被排斥在严肃的哲学讨论之外。您既试图呈现这些著述的哲学洞见与理论连贯性,又提醒我们,不要把福柯“经典化”,定格为一种“大哲学家”的形象。这部包含四十四章的文集,在选题和编排上如何兼顾这两重意图?鉴于福柯的问题与概念始终处在流变中,在您的理解里,其思想的“连贯性”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为其中的矛盾与断裂保留多大的空间?
丹尼尔·洛伦齐尼:我从2022年开始筹编《福柯的思想世界》,希望它能在今年、福柯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问世。一方面,我想邀请那些过去十来年一直在档案中工作、编订福柯遗著的学者撰稿。事实上,这也是这部新编福柯研究指南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对福柯著作的讨论吸收了最新成果,不仅纳入了近期出版的所有材料,也考虑了几部即将出版的书。另一方面,我也约请学者撰写了若干章节,讨论福柯与其他哲学家,乃至整个学科领域之间的重要对话、交汇与分歧;另有一部分章节,则致力于反思福柯思想在当下的持久影响。为每一章物色作者时,我只需想一想,哪一位学者的研究是我特别欣赏的。几乎所有受邀者都答应了,最后也几乎都如约交稿。这正是我对这部文集倍感自豪之处,也让我坚信,它为2026年的福柯研究提供了一幅出色的全景图。我非常感谢所有撰稿人,是他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具体说到福柯在哲学领域的遗产,情况就有些微妙,甚至带有一种悖论色彩。对于拉丁美洲各国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等许多欧洲国家的哲学家来说,他的著作是绝对绕不过去的。然而,颇为吊诡的是,他在法国的地位却稍显边缘;在德国,以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地方,多数福柯研究者并不在哲学系任职。这基本是英语国家主流哲学的观念与实践方式所造成的结果:那些顶尖哲学系通常只有少数几位哲学史家,几乎无人研究康德以后的欧洲哲学,偶有的例外,也大多局限于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与尼采。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以及其他法语哲学,在这样的环境中几乎完全缺席。我对福柯的研究,以及近来对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反击针对这一哲学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时忠实于这一传统的理论与方法立场。总体而言,我觉得,狭义的所谓“分析”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英语世界的年轻一代哲学家,对新的问题开放得多,也更愿意探索不同的思考与写作风格,对非主流的作者怀有更多好奇。因此,未来确实显得更有希望。
![]()
1967年7月1日,法国《文学半月刊》刊出莫里斯·亨利的漫画,把四位常被归入结构主义的作者画在一起。从左至右为福柯、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
纪念一位思想家的百年诞辰,极易使其沦为一座丰碑。但您参与的许多工作,却始终致力于打破学科与地缘的藩篱,激活福柯思想,使其介入殖民主义、黑人思想、女性主义及生态学等当代争鸣。当中国读者追问福柯的时代、“法国理论”的时代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是否气数已尽,我们真正关心的,不仅是一场思想风尚退潮与否,更是这些理论进路对于理解当下是否依然有效。您认为,今天,在何种意义上,与福柯同行(thinking with Foucault)恰恰要求我们反戈一击(thinking against him)?
丹尼尔·洛伦齐尼:我认为,我们始终需要逆着自己研究的作者去思考(thinkagainst),即使是我们最喜爱的作者也不例外。总的来说,我不喜欢标签,也不觉得“法国理论”或“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标签有多大帮助。这些标签不仅往往预先带着浓厚的负面意味,也容易让我们把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等作者混为一谈。事实上,他们彼此差异极大,每个人都值得我们从其独特性出发加以研究。
“工具箱”(toolbox)这个比喻广为人知,甚至可能有点用烂了,但我确实认为,它提示了一种有益的方式,让我们走近福柯的著作,理解这些著作为何至今仍与我们的当下息息相关。福柯有句名言,他希望自己的书像工具箱,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具体的工具,用于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在我看来,他的许多思想、概念和方法,对于思考我们的当下并在其中采取行动,依然极为重要:从他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分析,到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概念,再到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洞见,以及他对真理力量这一问题的(重新)界定,都是如此。过去几年,我也重读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一些著作。我觉得,这些著作与今天的现实极为贴近,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世界各地新型威权主义在情动(affective)与欲望层面的运作。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也必须准备好逆着最喜爱的作者思考。例如,我目前关于法农、种族主义和压迫的研究,就让我看到,有必要更加关注压迫在结构层面的运作,以补充福柯对权力关系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al)分析——后者并未着重讨论这些结构性问题。
![]()
弗朗茨·法农在突尼斯出席作家大会记者会。
总的来说,我相信,读完我对您出色提问的回答,您一定能够看出:对于那些声称能够解释世界全部复杂性、包罗万象的宏大理论或叙事,我始终心存怀疑。我认为,要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要明白如何使它们变得更好,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细致、针对具体情境的局部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应害怕理论上的矛盾:某个概念在一种情境下或许有用,到了另一种情境里却可能有害。即使身为哲学家,我们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看法,也可以依靠他人——尤其要包括那些并非哲学家的人——共同摸索最好的前进道路。
澎湃新闻记者 丁雄飞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