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康去世几千年后,他的名字依然挂在一瓶瓶酒上,被当作“酒祖”供奉;而在洛阳偃师的一座孔庙里,除了孔子,还有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先贤的牌位一字排开。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圣”这个字,往往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一种极致——在某个领域做到后人再难企及的极致。
你给出的那份“诸圣榜单”,基本囊括了民间最常见的说法,但如果把这些称号一个个摊开,会发现:有的是官方册封,有的是后世学人推崇,有的是民间行会尊奉,还有的,则是近现代文化人整理、总结后形成的共识。把这些混在一起看,很容易把“民间尊称”和“历史事实”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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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就从你列出的这些人物出发,把他们重新理一遍:谁是真的被当代人称“圣”,谁是后世附会出来的“圣号”;哪些说法有史料依据,哪些只是流传久了的民间故事。
先说那个最古老、也最飘忽不定的“酒圣”——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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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康,最早见于《说文解字》:“杜康,少康也,作酒之祖。”东汉许慎把他和夏代少康联系在一起,说他善酿酒。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里,也提到过“仪狄作酒,杜康善之”,也就是说,在更早的传说里,造酒之祖其实叫仪狄,杜康是把这门技艺发扬光大的人。后世关于杜康是“夏朝国君”的说法,主要是把“少康”理解为夏王少康,再往上附会,今天并没有可靠文献能证实他真是以酿酒闻名的“夏朝国君”。但无论如何,自汉代起,“杜康”就已经成了酒的代名词,曹操《短歌行》里那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更是把他彻底化成了酒神式的人物,于是酿酒业尊他为“酒祖”“酒圣”,就顺理成章。
相比之下,“厨圣”伊尹的历史形象要清晰得多。他确实是夏末商初的政治家,《尚书·伊训》《吕氏春秋》《史记》都对他辅佐商汤伐夏、建立商朝的功绩有详细记载。但把他和厨房联系在一起的,是《吕氏春秋·本味》那段著名记叙:伊尹用烹饪比喻治国,说调味要“和五味之中”,治国要“和五味之和”。在这段文字里,伊尹谈水、谈火候、谈配味,讲得头头是道,最后把话题自然引到政治上:治国如烹饪,材各得其所、火候把得稳,天下也就和谐有序。后世厨师行会尊他为祖师,香港、台湾、新加坡一些厨界团体把他奉为“厨圣”,实际上正是认同“烹饪不仅是手艺,也蕴含治事之道”这一传统想象。至于他是否真是“出身于厨”,古籍并不一致,有说为“庖人”,也有说他早年为“隶臣”,如今已难考,但“厨圣”之名,确实是后来行会文化的产物。
如果说伊尹的“圣”还主要停留在圈子里,那么孔子的“文圣”,则是从国家仪典层面被一再确认的。孔子本名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他生前不过是一个周游列国的“布衣师”,主持过短暂的鲁国政务,却在死后被一代代帝王重新定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抬为官方意识形态;到唐玄宗时,正式下诏称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时,又加上“至圣”的尊号。明清两代,每逢祭祀,总要读祭孔文,官员按品级行礼。如今我们常说的“文圣”,实际上是“至圣先师”的简称,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纯学术意义。孔子被称为“圣”,是千年国家权力反复塑造的结果,而不是民间随口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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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山东邹人孟子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观点,强调“性善”“仁政”,与荀子所代表的“性恶”路线形成对照。两人的学说在秦汉之际都曾流行,但到了宋代,朱熹整理“四书”,将《孟子》提高到和《论语》类似的地位,同时明确提出“孔子为圣,孟子亚之”,于是“亚圣”一词流传开来。这个称呼在南宋以后逐渐固定,成为儒家内部的“封号”,也写进了很多祠堂匾额。和杜康那种带故事性的“圣号”不同,“亚圣孟子”的说法,在古代是有一整套学术与礼制背景支撑的。
“文圣”“亚圣”这种与学术、礼制紧密相连的圣号,并不是中国文化里唯一的。另一方面,和武力、兵法相关的“圣人”,也在中国的历史想象中占有一席之地。春秋的孙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他的生平资料有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说,他是齐人,后被吴王阖闾任用,以《兵法》十三篇示人,其书被吴王大为赞赏。关于他“操兵演阵,令宫女为兵”的故事,多半是后人加工,但《孙子兵法》确实自战国起广为流传。到了宋元以后,历代兵家把这部书视为圭臬。明清时出现“兵家至圣”“兵圣孙武”的说法,并不荒唐,但也主要是兵学界、武人系统的尊称。近现代以来,《孙子兵法》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外国军事学院研究经典,反过来又加固了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今天说“兵圣”,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孙武,另有少数则会想到写《孙膑兵法》的孙膑,但后者直到20世纪出土竹简问世前,影响远不及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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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被称为“圣”的武人,还有汉末的关羽。关羽其人,在史书上的篇幅其实有限,《三国志》《后汉书》记载他随刘备辗转各地,后守荆州,在樊城之战中因轻敌失利,最终被东吴擒杀。但从晋代开始,他就逐渐从一名将领变成“义勇”的象征。隋唐以来,民间兴起关公信仰,明清两代则由官方不断加封,从“侯”“公”一直到“帝”,最终定名“关圣帝君”。“武圣”这一叫法,普遍流行于民间的,是宋元以后,清代曾出现“文圣孔子,武圣关公”的对联。严格说,关羽的“圣号”既带有道教神祇化的意味,也承载着民间对“忠义”的想象,而非单纯军事才能的肯定。
如果从“策略”而非“武力”角度来看,“谋圣”张良则是另一种路径。《史记·留侯世家》对他有相当细致的记述,提到他早年因祖父被秦所灭而立志复仇,后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于是投身刘邦阵营。鸿门宴那一段,是张良形象的经典场景——他周旋于项羽、刘邦之间,替刘邦安排樊哙闯营、劝酒辞谢等环节,最终“脱身而出”。汉代没有“谋圣”这一叫法,这一尊称更多是后人总结三国、隋唐等历史上众多谋士的作为后,觉得张良在“谋而不居功、功成身退”这点上特别突出,于是冠以“谋圣”。这种命名方式,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人对“计谋”的两面态度:既欣赏机略,又推崇能在权力巅峰时隐退的人。
要说对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圣号”,还得看司马迁。司马迁的“史圣”,其实是后人对他和《史记》的评价缩影。作为汉武帝朝的太史令,他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获罪,被处以宫刑。按常理,他可以选择自杀,但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愿意忍辱负重完成父亲未竟的《太史公书》。最终,《史记》以纪传体形式,记述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圣”这一叫法,主要流行于明清以来的史学圈和文化圈,用来强调他的开创性。现代史学强调学术规范时,也有人提醒,司马迁的记述中有传闻、有主观判断,不宜简单崇拜,但从文学与史学融合的角度看,他的确在中国史书传统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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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与技术角度,中国人也不吝惜“圣”的称呼。东汉张衡,便被现代一些科普作品称为“科圣”。他的确是一位多才的科学家,《后汉书·张衡传》记载他精通天文、数学,创制浑天仪,提出“地动仪”,并绘制了《灵宪图》。他关于“月光来源于日光反射”“月食源于地球遮挡日光”等认识,与现代科学非常接近——当然,他也有符合当时时代局限的宇宙观。把他称为“科圣”,其实是20世纪以后才流行的叫法,是在现代科学体系的语境下,为古代科学家找一个“代言人”。和孔子那种历经千年礼制固化的圣号不同,张衡“科圣”的身份,是现代人回望古代时的一种象征选择。
在文化艺术领域,被冠以“圣”的人物更多。王羲之的“书圣”,杜甫的“诗圣”,苏轼的“词圣”,关汉卿的“曲圣”,吴道子的“画圣”,张旭的“草圣”,这些称呼大多形成于唐宋之后,广泛出现在碑刻、文人书序和行会传统中。王羲之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一”,许多后世书家临摹不辍;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等书不断强化他“集诸体大成”的地位,明清时“书圣”之名几成共识。杜甫的“诗圣”,则是从宋代开始被反复强调的,苏轼评价他“诗中有史”,强调其关怀现实;元明以后,读书人把他视作“忧国忧民”的典范,“诗史”“诗圣”遂成为定语。苏轼的“词圣”,则是近现代学者总结词史时提出,强调他将词从宴乐之词转变为抒写胸襟、议论世事的文体,这与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评价有关;在宋代本人生活的年代,他未必把词当作最重要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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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文艺圣人”相比,吴道子、张旭、裴旻这类唐代艺术家,则更多与一种民间传说气质相连。吴道子擅作壁画,唐代人就称他“画圣”,说他画的佛像“下笔有风雨之势”;他的“吴带当风”画风被后世奉为典范,但作品大多已不存,只能通过文献和零星摹本去想象。张旭的草书,与李白诗、裴旻剑舞并称“三绝”,唐人多写他“醉后挥毫”的故事,“草圣”的称呼,也是唐人开始流传,后世书坛承认的。裴旻的“剑圣”则颇有传奇味道,《唐会要》《旧唐书》都提到他善剑舞,但“剑圣”一称多见于后人逸闻,部分说法诸如“李白向他学剑”等,缺乏当代史料印证,只能当作文学性传说。
没有被你提到,但在民间与行会中同样常见的“圣人”还有不少,比如茶业中的“茶圣”陆羽。陆羽本人出身微贱,幼年曾被弃于寺旁,后致力于研究茶事,写成《茶经》。这本书从茶树种类、水质优劣,到采制煮饮方法,系统整理了唐代的饮茶经验。唐代就有人称他为“茶仙”,宋以后茶文化发展,陆羽的名声越来越大,“茶圣”之说随之固定,近代普及阅读《茶经》时,更加巩固了这一称呼。类似地,李龟年被称为“乐圣”,更多见于对唐玄宗《梨园》传统的浪漫化描述,在正史中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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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药学领域,“医圣”“药圣”同样有各自指向。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架构,后世医家尊其为“医圣”;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系统整理药物知识,近代学者郭沫若称他为“医中之圣”,于是“药圣”之名流传开来。事实上,两人都是在明清之后才逐渐被放在这一高度:张仲景的原书很早就散佚,如今所见是晋代王叔和等人整理本;李时珍在明末清初还未被极度拔高,是20世纪中医整理者在寻找“典范人物”时,将他树为中药学代表。
最后,还有那位“棋圣”黄龙士。他是清初著名的围棋高手,曾与盛大有、谢友玉等人对弈,留下不少战例。《围棋谱》记他“前无古人,后启范施”,一些近代棋史著作称其为“清代第一高手”。“棋圣”一词,则是当代围棋圈用来表示其棋艺高度的尊称。事实上,现代中国围棋界也曾将“棋圣”称号授予过吴清源等人,只是黄龙士作为清代代表,被放在更传统的语境下回顾。
如果从整体看这些“圣号”,有几个共同点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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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大部分“圣”并不是他们生前自己或同时代人常用的称呼,而是后世通过书写、礼制或行会传承不断强化出来的。例如孔子在世时只是“仲尼”,孟子自称也不过是个“诸侯之师”;关羽在《三国志》中只是“前将军”,后人通过封建王朝册封、道教神格化,把他推上“武圣”“帝君”的高度。
其二,很多“圣号”是针对特定领域的内部尊称。厨师尊伊尹为“厨圣”,茶人尊陆羽为“茶圣”,医者尊张仲景为“医圣”,药学家推李时珍为“药圣”,棋手称黄龙士为“棋圣”。这些称呼本质上是一种专业内部的“祖师牌位”,是行会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它们更多是一种传统认同,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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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随着时代变迁,一些“圣号”会被重新理解甚至重新“发明”。张衡的“科圣”,就是典型的在现代科学语境中诞生的说法;苏轼的“词圣”,则是现代词学史复盘时的概念。二十世纪以来,我们习惯用“科学”“文学”“艺术”等现代分类去回望古人,于是需要在各自领域找一个“代表人物”,一旦达成某种共识,就容易冠以“圣”这样的极致称呼。
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去看这些“酒圣”“厨圣”“文圣”“武圣”“兵圣”“史圣”“科圣”“医圣”“药圣”“书圣”“画圣”“草圣”“剑圣”“诗圣”“乐圣”“茶圣”“词圣”“曲圣”“棋圣”,最好把它们理解为: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为那些在某个方向上走到极致的人,所颁发的一枚“文化勋章”。它们不等于严格的历史称谓,却记录着一个民族怎样记住自己的匠人、学者、武将和艺术家。
至于这个名单是不是已经“齐全”,当然不可能。比如有人会把司马光称为“资治圣人”,把朱熹视为“理学之圣”,甚至有人提出“网圣”“球圣”之类现代化说法。这些称呼会不断出现、调整、被接受或被遗忘。但有一点大概不会变:只要中国人还愿意用“圣”这个字,就说明我们仍然在寻找那些足以成为某个领域“最高标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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