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39岁单身,隔壁美少妇丈夫常年不归,那晚她敲开他家门
那年我39岁。
我住在浦东一个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我住五楼,她住我对门。搬来三年多,我跟她打过照面不超过二十次,每次都是点头笑一下就过去了。她姓林,叫林珊,我听见快递员在楼道里喊过她名字。她大概三十出头,瘦高个儿,头发总是随便扎一个马尾,穿居家的棉布裙子,脚上趿一双淡蓝色的塑料拖鞋。她丈夫我没见过几回,听说做工程的,常年在外地跑项目,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
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是十一月中旬,上海刚降温,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改一份报表,笔记本屏幕的光照得脸发干。电视开着没看,放着本地新闻,声音调得很低。大概十点四十左右,我听见对门有动静——先是门响了一下,然后是高跟鞋踩在楼道水泥地上的声音,嗒嗒嗒,走得急,走到我门口停住了。
我愣了一下。我们这个楼隔音不好,平时谁家吵架、谁家孩子哭都听得见。可半夜敲我门的,三年来头一回。我站起来,从猫眼往外看了一眼,看见她站在门口,头发散着,穿一件灰色的薄毛衣,手里攥着手机,低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开了门。
“不好意思,”她抬头看我,眼睛有点红,但没哭出来,声音压得很低,“你家有电笔吗?我家跳闸了,总闸推不上去。”
我说有,转身去电视柜下面翻工具箱。她站在门口没进来,一只手扶着门框,我看见她指甲剪得很短,没涂甲油。我找到电笔递给她,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头冰凉,碰了我一下。
“我跟你去看看,”我说,“推不上去可能是线路有问题,光有电笔没用。”
她犹豫了一下,侧身让了让。我套了件外套跟她过去。她家门开着,玄关的鞋柜上堆着几个没拆的快递盒,地上有一只男式运动鞋,落了一层薄灰。客厅灯不亮,只有厨房那边透过来一点光,是她点了应急灯还是手机手电筒。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洗衣液味儿,混着一点剩菜放久了的酸气。
电表箱在玄关墙上,我打开看了看,总闸是松的,推上去马上就弹回来。“你家哪个插座上插了大功率的东西?”我问。
她想了想,说:“卧室有个电暖器,刚开的。”
“先去拔了。”
她进卧室拔了插头,我再推闸,这回推上去了,灯啪一下全亮了。客厅一下刺眼起来,我看见沙发上堆着几件衣服,茶几上放着一碗吃了一半的泡面,汤已经凝了一层油膜。电视柜旁边立着一个行李箱,拉链开着,里面塞着几件男式衬衫,叠得乱糟糟的。
“好了,”我拍了拍手上的灰,“电暖器功率太大,这个老楼线路吃不住,你换个低档的或者别跟别的电器一起开。”
她站在卧室门口,抱着胳膊,点了点头。“谢谢你了,真的。”停了一下又说,“你贵姓来着?我老记不住。”
“姓陈,陈建国。”
“陈哥,”她叫了一声,笑了一下,嘴角往上一扯就收回去了,“我叫林珊。”
我说知道,快递员喊过。她哦了一声,像是有点意外。
我本来想走,但看她站在那儿没动,屋里灯亮着反而显得更冷清,我就多问了一句:“你老公还没回来?”
“过年回来。”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工地上走不开,今年在西安。”
我点了点头,没再多问,回了自己家。关上门坐回沙发,报表上的字一个也看不进去了。脑子里是她那碗泡面的样子,还有那个拉开拉链的行李箱——那箱子像是刚拖出来翻了东西,没来得及收拾。
过了大概一个礼拜,礼拜六早上,我下楼买早点,在楼道里碰见她拎着一袋垃圾往下走。她换了件干净外套,头发还是马尾,精神比那天晚上好多了。
“陈哥早,”她主动打了招呼,“那天真是谢谢你,我后来把电暖器退了,换了个小的。”
“那玩意儿本来就费电,”我说,“老房子线路细。”
她跟我并排下楼,走到三楼拐角的时候忽然说:“你家早上自己做饭吗?我买多了包子,鲜肉馅的,吃不完。”说着把手里拎的塑料袋往上提了提,里面确实是包子,还冒热气。
我愣了一下,说“那多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直接把袋子往我手里一塞,“我买了八个,一个人吃不了。”说完就快步下楼去了,拖鞋啪嗒啪嗒响。
我拎着包子站那儿,塑料袋烫手。那天早上我吃了四个,确实是我楼下那家老盛昌的味道。
从那以后,我们碰面就多聊几句了。有时候她在阳台上晾衣服,我从厨房窗户能看见她,她就隔着防盗网喊一句“陈哥吃了没”,我也回一句。她晾衣服有个习惯,每件衬衫都要抖三下再挂,抖得特别用力。我猜是给丈夫伺候惯了,练出来的。
十二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加班回来快十一点,看见她家门虚掩着,里面传出电视声音,特别大。我站了一下,听见她在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隔着门听不真切,就听见几个词:“你答应过的”“每次都这样”“那我还不如一个人过”。我没敲门,直接回了自己家,把门关严实了。那天夜里我听见她那边门响了好几次,每次都很轻,像是出去看一眼又回来。
第二天是周日,我下午出门倒垃圾,正碰上她开门。她眼睛肿着,但笑着跟我打招呼,跟没事人一样。
“陈哥,你家热水器好用吗?我家那个打不着火了。”
我说好用,让她过来用。她真来了,拎着一个塑料盆,里面装着毛巾和换洗衣服。在我家卫生间洗了快四十分钟,出来的时候头发湿着,脸蒸得红扑扑的。
“你这热水器什么牌子的?水冲得很。”
我说了牌子,她拿手机记下来。然后坐在我家沙发上擦头发,擦着擦着忽然说:“我老公说今年可能回不来了,工地赶工期。”
我不知道接什么话好,就嗯了一声。
“他说让我过去过年,去西安。可我不想去。”她把毛巾搭在脖子上,两只手绞着毛巾角,“去了住哪儿?工地宿舍?跟一帮大老爷们挤的活动板房?我去干什么。”
我说:“那就在上海过呗,过年这段时间上海人反而少,挺清净的。”
她抬眼看我一下,笑了一下:“陈哥你一个人过年?”
“嗯,好几年了。”
“那今年咱俩搭个伙?”她说完自己先愣了一下,赶紧摆手,“我开玩笑的,你别当真。”
我说行啊。她又不说话了,低头擦头发,耳朵尖红了一点。
日子就这么过着。她隔三差五找我修个东西,水龙头漏水、灯泡坏了、手机连不上网。我有时候做多了饭给她端一碗过去,她就回赠点水果或者零食。有一回我晚上胃疼得厉害,她听见我这边有动静,过来敲门问我怎么了,还下楼去药店给我买了一盒胃药。那天她穿着睡衣外面套一件羽绒服就下去了,回来的时候鼻子冻得通红。
我说谢谢,她摆摆手说“你以前不也帮我嘛”,然后把药塞我手里就回去了。我吃完药躺床上想,这算怎么回事呢。人家有老公,虽然不回来,但毕竟是有家的人。我这边想多了不合适。
转眼到了腊月底,小区里挂起了红灯笼,楼下超市开始放春节序曲。我又在楼道里碰见她,她正往门上贴福字,够不着上面的横批,踮着脚在那儿蹦。
“我来。”我拿过横批帮她贴好,退两步看了看,有点歪,又上去揭了重贴。
她站在底下仰头看,嘴里说:“左边高了,再往下来一点。”
弄好了她拍拍手上的胶水印,说:“陈哥,你年夜饭有着落没?”
我说没,一个人随便吃口饺子算了。
“那来我家吃吧,”她这回没开玩笑的意思,说得挺认真的,“我买了挺多菜的,我一个人做一个人吃没意思。你来,我给你烧个红烧肉,我烧红烧肉有一手。”
我想了想,点了头。
三十那天下午五点多,我洗了澡换了件干净毛衣,拎了一瓶黄酒敲了她家门。她开门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头发放下来了,披在肩膀上,还化了一点妆,穿了件酒红色的毛衣,比平时精神一大截。
“进来进来,”她招呼我,厨房里油锅滋啦响,“你先坐,马上好。”
她做了六个菜,红烧肉、清蒸鲈鱼、白灼虾、一个炒青菜、一个凉拌木耳,还有一砂锅鸡汤。小圆桌上摆得满满当当,还点了一根蜡烛,就是宜家那种小圆蜡烛。
“点蜡烛干嘛?”我问。
“过年嘛,意思意思。”她自己倒了两杯黄酒,一杯推给我,“陈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碰了一下。
我们边吃边聊。她说她以前在老家幼儿园当老师,嫁过来之后就没上班了。老公常年不在家,她一个人待着无聊,养了两盆绿萝,死了一盆半。我说你那半盆怎么算,她笑出声来,说半盆就是还活着几片叶子。
喝到第二杯黄酒,她话多起来了,说她老公以前追她的时候天天打电话,现在一个月打不了两个,打了也是三句话就挂。“他说他忙,我知道他忙,可我也不是要他天天陪着,就是有时候想找个人说说话,翻通讯录翻半天不知道找谁。”
她拿筷子戳着碟子里的花生米,戳一下说一句:“陈哥你说,我这跟守活寡有什么区别。”
我说:“你别这么想。”
“我不这么想我怎么想?”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但没哭,“他连过年都不回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工地上走不开。他手底下那么多人,就他走不开?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话。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别喝多了。”
“我没多,”她摆摆手,“我清醒着呢。”
吃完饭我帮她收拾碗筷,她在水池边洗碗,我在旁边擦桌子。窗户外面有人放烟花,砰砰砰地响,映得厨房里一亮一亮的。她洗着洗着忽然停了手,水龙头还开着,哗哗地流。
“陈哥,”她没回头,声音混在水声里,“你说我是不是挺没出息的,明知道他在外面可能有人,我也不敢问,不敢闹。我怕闹了连这个家都没了。”
我说:“你问过吗?”
“问过一回,他骂我神经病。”她把水龙头关了,拿抹布擦手,慢慢擦,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后来我就不问了。”
那天晚上我待到了快十二点,她没让我走,我也没太想走。我们坐在沙发上看春晚重播,其实都没看进去,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靠着沙发扶手,我坐另一头,中间隔了半个靠垫的距离。快到零点的时候,楼下鞭炮响成一片,她转过头跟我说新年快乐,我说新年快乐。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就那一两秒钟的事,然后她先扭头去看窗外了。
我说我该回去了。她送我到门口,靠在门框上说:“陈哥,谢谢你陪我过年。”
“别客气。”我拉了拉门把手,又回头说了一句,“你有事就敲我门,反正我睡得晚。”
她笑了一下:“我知道了。”
回了家我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外面鞭炮声渐渐稀了,手机里全是群发的拜年消息。我想给她发一条,打了几次字又删了,最后发了一个“新年快乐”过去。她秒回一个笑脸。
过完年日子照旧。她好像把那天晚上说的话收回去了一样,碰面照样笑嘻嘻的,也不怎么提她老公了。三月份的时候她忽然跟我说找了个工作,在附近一个商场里卖童装。我说那好啊,她说对呀,总不能老在家待着发霉。
上班之后她忙起来了,有时候晚上九点多才回来,在楼道里碰见我,累得话都不想说,就点个头。我觉得这样挺好,人有点事做就不瞎想了。
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快十二点了,我都躺下了,听见有人敲我门。敲得很轻,但在安静的楼道里特别清楚。我披了件衣服去开,她站在门口,穿着上班的工服,脸上妆还没卸,但眼睛下面黑黑的。
“陈哥,我跟你说个事。”她声音有点哑。
“进来说。”
她进来坐在沙发上,两只手绞在一起,绞了半天才开口:“我老公今天回来了。”
我嗯了一声。
“他说工地上项目结束了,以后就在上海找活干,不出去了。”她抬起头看我,“他跟我说对不起,说以前忽略我了,以后好好过。”
“那不是挺好的?”
“是挺好的。”她嘴上说好,脸上没什么表情,“可是我好像……不怎么高兴。我看着他坐在家里,觉得特别陌生。他胖了,抽烟抽得牙都黄了,说话还是那副德行,觉得自己什么都对。我下班回去看见他在沙发上躺着玩手机,茶几上扔着瓜子壳,我就觉得烦。以前他不回来我盼他回来,现在他回来了我又想让他走。”
她顿了一下,看着我说:“陈哥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我说:“你跟他好好聊聊。”
“聊什么?他说他改了,不走了,好好过日子。我要是再说什么,倒显得我不识好歹了。”她咬了咬嘴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他问我大晚上去哪儿,我说找对门陈哥借个东西。他说哦,然后就接着看电视了。”
她说完这句沉默了好一会儿。客厅里就剩冰箱嗡嗡的响声。
“陈哥,”她声音低下去,“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看着她,想起她给我包子那天早上的样子,想起她鼻子冻得通红给我买胃药那回,想起除夕夜她坐在沙发那头看着我的眼神。我张了张嘴,说:“你得自己想清楚。日子是你的。”
她听了这话,眼圈红了一下,但忍住了没掉眼泪。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知道了。太晚了,你睡吧。”
走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手扶在门把手上:“陈哥,你是个好人。”
我笑了一下:“这话听着不像夸人。”
她也笑了,这回笑得挺真的:“夸你呢。真心的。”
她拉开门走了。我听见她掏钥匙开自家门的声音,然后是她老公在屋里问了一句“借什么了”,她说“借个螺丝刀,水龙头松了”,门就关上了。
我站在自己家门口站了半天。冰箱还在嗡嗡响,楼道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正碰上她老公出来倒垃圾。他冲我点了个头,我也点了个头。一个中等个头的中年男人,头发有点白了,肚子把汗衫撑得圆圆的,趿着拖鞋啪嗒啪嗒下楼去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对门,门关着,里面传出吸尘器的声音。
林珊后来再没敲过我门。有时候在楼道碰见,她身边站着那个男人,她就冲我笑一下,说陈哥上班去啊,我说是啊,就过去了。我偶尔晚上回来晚,看见她家灯亮着,窗帘拉着,里面有人影晃来晃去。有时候能听见她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高兴。
我39岁那年冬天对门住着一个经常敲我门的女人。过了那个冬天,她不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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