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我在大巴车上听到的。11月14号晚上九点过,宝安机场出来,二十二个日本人上了我们的车,往南山开,车过沿江高速,深圳湾的水面整个铺开在对岸,一整排的楼,从后海一直亮到前海,灯是连成片的,中间夹着春笋一样往上收的几栋,塔尖的红色航空灯一闪一闪。领队坐在我后排,姓高桥,高桥诚一,六十八岁,他隔着车窗看了很久,没讲话,我以为他在倒时差。车过深圳湾大桥底下的转弯,整片湾区猛地又亮出一层,他用日文很轻地讲了一句,比我想象的震撼。声音小得几乎是对自己讲的。我扭头看了他一眼,他也看我,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沈桑,不好意思,我在自言自语。我说没关系,高桥先生,很多客人第一反应都差不多。他摆摆手,说,不,不一样,他说,我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也不是第一次来深圳,1993年我来过。他说这句的时候没有再笑,眼睛还是看着窗外头那片灯。我在副驾上坐直了一点。带过那么多团,我晓得,一个1993年来过深圳的日本人,眼睛里头的深圳,跟我们这些2000年以后才长在这座城市的人,不是同一座城市。
我叫沈亦文,今年三十六,深圳一家商务考察接待公司的日文翻译。我们这种公司做的生意,说白了,就是把一批一批的日本人接进来,五天四夜或者六天五夜,看工厂,看园区,看展会,中间配翻译、配车、配饭、配讲解。这五年日本来的团肉眼可见地多,以前日本团来看的多是长三角的制造业,这两年往深圳跑的,看的东西变了,无人机,机器人,新能源车,充电桩,还有纯来看的,看这座城市本身。这次的团是东京一个叫日中产业研究会的组织张罗的,二十二个人,年纪从三十九排到八十一,一半是退休工程师和中小企业主,还有几个是自费的,就是想来亲眼看看。行程五天,我排的:华强北一天,南山一家无人机企业一天,坪山一家新能源车企一天,前海和人才公园半天,最后一天自由活动加采购。
接到团之前我照例做功课,每个人头一个名字我都过了一遍,高桥诚一这个名字后头的备注很简单,精密仪器公司退休,技术顾问。佐佐木勋这个名字后头的备注让我多看了两眼,八十一岁,土木工程师,1984年到1988年在中国参与过一个港口项目。我排行程的时候没多想。后来我晓得多想了就好了,可以多给他备一包纸巾。
第一天去华强北。
早上九点到的,车停在华强北路边上,一下车,佐佐木勋就站住了。他抬头看,看那些楼,看楼上的招牌,看楼下的人。华强北那个地方,你晓得的,人挤人,电动车乱窜,喇叭响,卖货的在门口喊,收破烂的在巷子里头骑三轮车,什么都混在一起,乱糟糟的,但又热气腾腾。佐佐木勋站在那里看了快十分钟,然后跟我说,沈桑,1984年,我来深圳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农田。
我愣了一下,说,佐佐木先生,华强北1984年就有楼了,赛格广场1988年才建。
他摇摇头,说,不是这里,是更南边,我当时住在罗湖,每天坐公交车去盐田,路过这里,那时候这里还是农田,种菜的,我还在田埂上走过。
我没说话。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爷爷以前跟我讲过,他刚来深圳的时候,华强北那边确实有农田,后来慢慢盖楼,慢慢变成电子第一街。但听一个八十一岁的日本人说这些,感觉还是不一样。
进了赛格,佐佐木勋更走不动了。他一层一层地看,看那些小格子铺,看铺子里头摆的零件,看老板们坐在电脑前头敲键盘,看年轻人拿着手机扫码付款。他走到一个卖芯片的铺子前头,停下来,跟老板用日语问了几句,老板听不懂,拿手机出来翻译,两个人比划了半天,佐佐木勋笑了,买了一小袋电阻电容,装在自己的公文包里,像捡了宝。
我陪着他逛,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从小在华强北长大,小时候跟着我爸来这里买零件,那时候觉得这里就是个卖破烂的地方,脏乱差,现在看一个日本老头在这里看得眼睛发亮,突然觉得有点荒诞。
中午在华强北吃猪脚饭。二十二个人挤在一个小店里,点了二十二份猪脚饭,老板乐得合不拢嘴,多给每个人加了一个卤蛋。佐佐木勋吃着饭,跟我说,沈桑,你知道吗,1984年,我来中国的时候,日本人都不愿意来,说中国穷,说中国乱,我来了之后,我老婆跟我吵了三个月,说我把命丢在中国了。
我给他倒了杯茶,说,那您后来怎么又来了?
他说,1988年,项目结束了,我回日本,跟人说中国好,没人信。后来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了,我们公司倒闭了,我又来了,那时候我在上海,看到一个中国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车筐里装着零件,去给客户修机器,他一天跑十几个地方,晚上还在路灯底下看图纸。我当时就想,这个国家,不得了。
我说,那您现在看到了。
他点点头,说,看到了,比我想象的还快。
下午去无人机企业。
那家企业在南山,一栋灰色的楼,看着不起眼,进去之后全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三十,穿T恤牛仔裤,头发乱糟糟的,有的在敲代码,有的在调试无人机,有的在开会,吵吵嚷嚷的。接待我们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男工程师,姓李,戴个眼镜,说话很快,带我们看展厅,讲无人机怎么巡检,怎么送外卖,怎么灭火,讲得唾沫横飞。
高桥诚一全程没怎么说话,就跟着走,看。到了试飞场,李工让工作人员飞了一架工业无人机,无人机升起来,悬停,转弯,俯冲,动作很稳。高桥诚一站在边上,看着无人机,看了很久,然后问我,沈桑,这个无人机,从设计到量产,要多久?
我说,快的话,三个月。
他愣了一下,说,三个月?
我说,对,三个月,有时候更快,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
他没说话,摇了摇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开始写东西。我凑过去看了一眼,他写的是日文,我看不懂,但看见他画了几个箭头,旁边标着数字,1个月,3个月,6个月,看起来像是在算时间。
后来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说,沈桑,在我们日本,开发这样一架工业无人机,从立项到量产,至少要两年,有时候三年。光审批就要半年,供应商对接要三个月,试生产要两个月,还不算中间出问题返工的时间。
我说,所以我们快。
他苦笑了一下,说,是啊,你们快。我们慢,不是我们技术不行,是我们太怕出错了。在日本,一个产品出了问题,公司要赔钱,负责人要辞职,还要上新闻被骂,所以我们宁愿慢一点,稳一点,不出错。但有时候,慢就是落后。
我看着他,没接话。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日本人的工匠精神确实厉害,一个东西能做几十年,精益求精,但有时候也确实太保守了,不敢试错,不敢冒险,等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市场早就被别人抢走了。
第二天去坪山看新能源车。
那家车企的工厂是全自动化车间,进去之前要穿无尘服,戴帽子,戴口罩,连手机都不能带。车间里头干干净净,看不到几个工人,全是机械臂在动,焊接,喷漆,组装,AGV小车在地面上无声滑行,运零件,运半成品,整个车间安静得有点吓人,只有机器运转的声音。
高桥诚一站在参观通道上,看着下面的生产线,看了快一个小时。他看得很仔细,看机械臂怎么动,看零件怎么传,看工人怎么检查,连地上的磁条他都蹲下来看了半天。
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沈桑,这个车间,比我们日本的工厂先进至少五年。
我说,您过奖了。
他摇摇头,说,不是过奖。我们日本的车企,也在搞自动化,但速度慢,成本高,而且工人不愿意,说机器抢了他们的饭碗。你们这里不一样,你们这里工人愿意学,愿意跟机器一起干活,政府也支持,企业也敢投钱,所以你们跑得快。
我问他,那您觉得我们有什么不足吗?
他想了想,说,有。你们太快了,有时候快得来不及想后果。比如这个车间,自动化程度这么高,那些被机器替代的工人,他们去哪里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还有那些无人机,送外卖的,巡检的,飞得到处都是,万一掉下来砸到人怎么办?万一被人拿来干坏事怎么办?这些问题,你们想过吗?
我被他问住了。我确实没想过。我只知道深圳发展快,变化大,高楼越盖越高,地铁越修越长,但那些快的背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代价,我从来没深想过。
第三天去盐田港。
盐田港观景平台在那个山腰上头,我们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过,太阳斜着,整个港口铺在底下。我先替佐佐木勋看的,说实话我接待了五年,这个平台我陪日本团来过七回,我自己都有点看疲了,那个画面:泊位一排排排开去,岸桥一台挨一台,几十米高,蓝色的,吊具垂下去,集装箱堆场一层一层码到天边,红的蓝的灰的,码得像积木,集卡在堆场里头排队,从观景台看下去小得像甲虫,一列一列在动,远处的锚地里头还泊着七八条大洋轮,等着泊位。我对着这个画面讲了七八回的讲解词,集装箱吞吐量全球前列,自动化改造,无人闸口。那天我没讲。我让老爷子先看。
他在栏杆边上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又在自言自语。然后他开口了,不是日语,他先问我,沈桑,我1984年做的报告,一期规划,是三个泊位。我说是。他说,我数了一下下面的岸桥。我说数得过来吗。他说,数不过来。
他从西装内袋头又摸出那个皮夹,又摸出那张照片,把照片举到栏杆外头,对着底下那一片。一张黑白的海滩,一片彩色的港,他一只手举在中间,像在给两个时代牵线。他站着,肩膀抖了一下,我伸手想扶,他摆摆手,从口袋里头掏出手帕,是那种叠得方方正正的老式手帕,展开来擦眼睛。他说,沈桑,不好意思,老人家失礼了。我说佐佐木先生,您莫这样讲。他把手帕叠回去,叠成原来的方方正正,放进口袋,跟我说了一段话,我当场翻译给了全团,因为那个时刻,我觉得车上二十二个人都有资格听。他说,我1984年来的时候,三十九岁,我们那些日本工程师私下讲,说这个国家,有朝一日会了不得,但是有朝一日是哪一天,我们讲的是我们的孙辈的时代,是我们看不到的时代。他说,我今年八十一,看到了。他说,港口这个东西,是用几十年为单位长的,三个泊位长成这个样子,中间要多少电,多少路,多少船,多少学出来的人。他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替日本做过这些事,所以他晓得这背后的分量。他说,今天站在这里,作为当年的桩基组的一员,他只想讲一句,恭喜。他讲完,鞠躬,朝着港口的方向,深深一躬。他身后头,二十一个日本人,站成一排,跟着他一起弯下腰去。那个山腰上头那天风大,吹得他们的白发都在动,底下几十台岸桥一升一降,没人晓得山腰上头有一排七十几岁的日本人在朝它们鞠躬。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鼻子有点酸。我想起我爷爷,他以前也是工程师,80年代参与过深圳的基建,那时候他天天在工地上跑,晒得黑不溜秋,回家连话都不想说,但我爸说,我爷爷那时候每天都很开心,说自己在盖一座城。后来我爷爷退休了,身体不好了,天天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楼下的高楼,有时候会跟我念叨,说那时候真苦啊,但真值。
那天晚上,我请他们吃海鲜。
在盐田的一个大排档,露天摆的桌子,吹着海风,吃烤生蚝,炒花甲,蒸螃蟹。二十二个人坐了三桌,喝啤酒,吃海鲜,吵吵嚷嚷的,跟普通的深圳人没什么两样。佐佐木勋喝多了,脸红红的,拉着我的手,用日语说了一堆话,我翻译不过来,他就比划,比划他当年怎么在工地上干活,怎么跟中国工人一起吃饭,怎么坐公交车去盐田,说那时候盐田还是个渔村,海边都是渔船,没有这么大的港。
高桥诚一没怎么喝,就坐在我旁边,慢慢吃螃蟹。他吃得很慢,很仔细,把蟹肉一点一点挑出来,蘸姜醋,吃得很香。他跟我说,沈桑,你知道吗,我来中国之前,我老婆跟我说,别去,说中国不安全,说中国人排外,说去了回不来。
我笑了,说,那您现在觉得呢?
他也笑了,说,我觉得,我老婆错了。你们这里很好,人很好,东西很好吃,城市很漂亮。就是有一点,你们太拼了。我看你们这里的人,天天加班,天天跑,好像不睡觉一样,这样不行,身体会垮的。
我给他倒了杯茶,说,没办法,我们要追赶啊。
他摇摇头,说,追赶不是这么追的。我们日本当年也追过,追美国,追欧洲,追得很苦,追到最后,泡沫破了,垮了,三十年没缓过来。你们现在跑得快,是好事,但也要慢下来,看看身边的人,看看身边的环境,别跑着跑着,把什么都丢了。
我看着他,没说话。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我也知道,我们现在停不下来。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列高速列车,开起来了,就停不下来,你一停,别人就追上来了,你就落后了。
最后一天,自由活动。
高桥诚一没去购物,他让我带他去罗湖,说想去看看1993年他住过的地方。我带他去了,罗湖老小区,那些楼还是90年代的样子,外墙旧了,空调外机挂在墙上,楼下有杂货店,有理发店,有卖菜的摊子,跟20年前没什么两样。
他站在楼下,抬头看那些楼,看了很久,然后指着三楼的一个窗户,说,那时候我住那里,1993年,我在这里住了三个月,每天下楼吃肠粉,跟楼下卖肠粉的老伯学中文,他说我发音不准,笑我。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三楼的窗户关着,拉着窗帘,看不见里面。我说,高桥先生,那家肠粉店还在,就在巷口,要不要去吃一碗?
他点点头,说,好。
我们去了巷口那家肠粉店,还是老样子,几张桌子,几个塑料凳子,老板还是那个老伯,头发白了,背驼了,但还在做肠粉。高桥诚一用中文跟他说,老板,两份肠粉,多加点酱油。老伯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说,好嘞,你认识我啊?
高桥诚一也笑了,说,认识,1993年,我住三楼,天天吃你的肠粉。
老伯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说,哦,是你啊!那个日本仔!我记得你,你中文讲得不好,天天跟我学说话!
两个人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聊了半天,聊1993年的罗湖,聊那时候的物价,聊那时候的公交车,聊那时候的深圳。老伯给他们的肠粉多加了一个鸡蛋,没收钱,说,老朋友来了,请你的!
高桥诚一吃着肠粉,眼泪掉了下来,掉进肠粉里,他也顾不上擦,就低着头吃,吃着吃着,突然跟我说,沈桑,我这次来,本来是想看看你们发展得有多快,想看看我们日本到底落后了多少。现在我看到了,但我心里不难受。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们走到今天,不容易。你们也吃过苦,也流过汗,也犯过错误,但你们一直在往前走,没有停下来。我们日本,以前也这样,但后来停下来了,安于现状了,不敢往前走了。你们比我们强,强在你们敢闯,敢试,敢拼。
我看着他,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眼角的皱纹,突然觉得,有些东西,比发展快慢更重要。比如记忆,比如感情,比如那些跨越国界和时间的连接。
晚上送他们去机场,高桥诚一跟我握手,说,沈桑,谢谢你,这五天,我很开心。
我说,高桥先生,您客气了,欢迎下次再来。
他点点头,说,会来的,明年我还来,带我的孙子来,让他看看,他爷爷当年工作过的地方,看看这座了不起的城市。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站在机场外面,看着飞机飞上天空,消失在夜色里。深圳的灯还亮着,从罗湖一直亮到南山,从前海一直亮到坪山,像一片星海。我想起佐佐木勋在盐田港说的话,想起高桥诚一在罗湖吃的肠粉,想起那些日本工程师鞠躬的样子,突然觉得,这座城市,真的长大了。
我拿出手机,给我爷爷打了个电话。
爷爷接了,问我,亦文,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我说,爷爷,没什么事,就是想跟您说,您当年盖的那座城,现在很漂亮,很漂亮。
爷爷在电话那头笑了,说,那当然,你爷爷当年可是出了力的。
我也笑了,说,是啊,您出了力,我也出了力,我们都在出力。
挂了电话,我站在机场外面,吹着风,看着深圳的夜景,突然觉得,这五天,我好像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关于发展,不是关于差距,而是关于人,关于那些在时间里往前走的人,不管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不管他们是80岁还是30岁,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活着,努力地往前走着。
风从海边吹过来,带着咸咸的味道,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往停车场走。明天还有新的团要接,新的故事要开始。深圳这座城市,永远都在往前走,永远都有新的故事发生。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记录者,记录着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记录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和他们身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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