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酐一百六十三。”
医生把化验单转过来,食指在那一行数字上敲了两下。“半年前你一百三十二。周师傅,我上回说的话,你是真没往心里去。”
我盯着那张纸,后背一下就湿了。外面三十七八度,诊室空调开得挺足,我手心还是黏的。一百六十三是个什么数,我心里有本账。
上回他就讲过,再往上走,就得准备另一条路——透析,一周往医院跑三趟,一趟四个钟头,人躺在那儿,血从管子里出去再回来。我手底下六个工人,工地上一天不开工就是一天的钱,我要是躺下了,这个队就散了。
我没敢接话。医生把笔一搁:“回去,把嘴管住。听不听在你。”
半年前我不是这样的。
那阵子我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像没睡醒,脚脖子一按一个坑,鞋都紧。李梅催我去查,我拖着,后来实在穿不进鞋,才去了县医院。
抽血、验尿,单子出来,肌酐偏高,尿蛋白两个加号。医生说是肾功能不全,早期,先把嘴管住,按时复查。
那天回家,我把单子往桌上一放。我妈正蹲在地上择芹菜,凑过来看了半天,一个字没看懂,问:“咋说?”
我说:“肾有点毛病,医生让忌口。”
我妈把芹菜往盆里一搁,说了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肾不好,那得补啊。人是虚的,虚才肿。”
我说医生不是这个意思。她不听,第二天一早去菜市场,拎回来两根筒骨。
李梅的反应倒是干脆:“行,往后咱家吃清淡的。”
她的清淡,是从那天起,桌上顿顿有豆腐。
头一个月我还挺当回事。早饭不敢在外面买,我妈熬粥。粥是好东西,可桌上摆着一碟咸菜、两个咸鸭蛋,还有一包火腿肠,我妈撕开一根搁我碗边,说:“这个有肉,补。”
我说火腿肠不算肉。她说:“怎么不算,包装上画着猪呢。”
我赶工地早,有时候来不及喝粥,在路口抓两根油条,边走边吃。中午在工地上,盒饭,红烧肉、卤鸡腿,油汪汪的,工人们吃什么我吃什么。
晚上回家,李梅做的清炒油麦菜、家常豆腐,豆腐煎得两面黄,再搁两勺豆瓣酱焖一焖,不然没味儿。
周末我妈炖汤。筒骨焯水,小火炖一下午,撇了油,汤色发白。她端到我面前:“喝,这个最养人。”
我喝了。我心里也认这个理——清淡,不辣,不油,怎么会有事。
这么吃了小半年,人还是没劲,脚脖子一到傍晚就肿。我以为是工地上站久了,没往别处想。
直到这次复查。
医生把化验单扣在桌上,问我:“你是不是觉得吃素就没事?”
我一愣。
“家里炒菜放不放酱油、豆瓣酱?”
“放。”
“那就是盐。”他把笔帽一拔,“咸菜、火腿肠、挂面,你回去看看包装后面的钠。盐吃多了,血压往上走,水肿更重,肾跟着遭罪。”
他又问:“早上吃不吃挂面?”
我说有时候吃。
“你回去翻翻挂面袋子。”
他接着问:“你妈是不是给你炖汤?”
“炖。”
“炖几个钟头?”
“一下午。”
医生笑了一下,那种笑不算好看。“你觉得汤清淡,其实嘌呤、磷全在里头。肉炖得越久,汤越浓,你喝下去的东西越重。你不是在补,你是在给肾上活儿。”
最后一句话他讲得很慢:“红肉不是不能吃,别天天吃,一顿就巴掌大一块。豆制品也不是毒药,但你现在这个数,别猛吃,喝豆浆当水喝更不行。能不能吃、吃多少,问我,别问邻居。”
我从诊室出来,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了半天。
回家路上我拐进超市,站在挂面货架前,把一包面翻过来。营养成分表上钠那一栏,数字后面一长串。我在心里算了算,一包面煮下去,一个人吃,光面里的盐就快够一天的量了。我又拎起一包火腿肠看,看完放回去,没买。
当天晚上,我把化验单摊在饭桌上。
我妈端着一砂锅汤从厨房出来,热气糊了她半张脸。李梅把豆腐端上桌,儿子从房间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我说:“妈,汤先别炖了。”
我妈手停在半空:“咋了?”
“医生说了,这个汤里嘌呤高、磷高,我喝不了。”
“啥高?”
“就是……对我这肾不好。”
她把砂锅往桌上一放,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硬:“我炖了一辈子汤。你爸喝到走,你爷爷喝到走,谁喝出毛病来了?到你这儿,成毒药了?”
我说:“不是毒药,是我这肾代谢不了。”
“你爸那会儿也肿,喝了汤就好了。”
“妈,爸那肿跟这肿不是一回事。”
她不说话了,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在围裙上搓。过了会儿她说:“我天不亮去市场挑的骨头,人家说筒骨补。”
我心里堵得慌。我知道那锅汤里是什么。她五点起床,坐两站公交去早市,挑骨头要挑带髓的,回来焯三遍水,撇沫子,守着火。她这辈子会做的补法不多,炖汤是头一样。
李梅在旁边打圆场:“妈,那就少炖点,一周一回?”
我说:“一回也不行,先停。”
那顿饭吃得没声。汤在桌上搁着,没人动,后来凉了,结了层白油。
我把话跟李梅也说了。她第一反应是:“那豆腐也不能吃了?我还以为吃素最保险。”
我说:“豆腐能吃,但不能天天吃,一次一小块。你别再搁豆瓣酱焖了,就白水煮,搁点葱花。”
“那还有啥味儿。”
“有味儿没味儿,先顾肾。”
第二天早上,我把咸菜碟子端走了,火腿肠塞进柜子最里头。我妈站在旁边看着,嘴角往下撇。我说:“妈,不是嫌弃你做的饭,是医生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她没应声,转身进了屋。
真正难的是外头。
隔了几天,材料商王老板叫吃饭,一桌子人,转盘上摆着红烧肉、卤牛肉、油炸小黄鱼。王老板夹了一大块肉搁我碗里:“周老板,最近瘦了,补补。”
我筷子停在碗边,把肉夹回他碗里:“王哥,我肾不好,医生不让吃。”
桌上静了一下。有人笑:“哟,周老板现在金贵了,肉都不吃了。”
我陪着笑:“不是金贵,是怕躺下。我躺下了,这队谁带?”
王老板摆摆手:“行行行,那吃鱼。”他把小黄鱼转过来。我说油炸的也不行。他脸上有点挂不住,自己倒了一杯:“那你喝一个。”
我说:“酒更不行。”
那顿饭我基本就着青菜吃了半碗米饭。回家路上我想,这单活儿大概黄了一半。可我想起那张化验单,脚底下反而踏实了一点。丢一单活儿丢不了命,丢了肾,活儿全丢。
我开始自己带饭。早上李梅给我装一盒白米饭、一碟水煮青菜、一小块蒸鱼或者几片瘦肉。我妈起先不乐意,说:“带这个出去让人笑话。”
我说:“笑话就笑话。”
慢慢地,我把家里的盐罐换成了带刻度的小勺,一勺两克,一天不超过五克。酱油瓶收进吊柜。我又买了个小本子,把每天吃的记下来,医生问起来我能说清楚。
三个月后复查,肌酐一百四十八。
医生看了看单子,用笔在上面画了个圈:“稳住了。别高兴太早,这病是慢功夫,不是三个月能翻篇的。接着管。”
我从医院出来,天有点阴。路过菜市场,买了两把青菜、一条小鲫鱼。进门的时候,看见我妈蹲在阳台上,正把那个用了十几年的砂锅往柜子最里头塞。锅大,柜子窄,她塞了两下没塞进去,回头看我,问了一句:
“这个锅……真的一点用没有了?”
我说:“留着吧。等我指标降下来,喝一小碗。”
她没接话,把锅盖扣上,往里推了推,关上柜门。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
那之后家里的饭桌变了个样。豆腐一周吃两回,一回一小块,白水煮。咸菜坛子搬到了阳台角落。我妈偶尔还念叨“人是铁饭是钢”,但盛饭的时候会先问我:“今天这个量行不行?”
我说行。
她点点头,把碗递过来,眼睛却往我脚脖子上瞟一眼,看还肿不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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