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三月十五这天,泾川县九顶梅花山脚下,会涌进几千人。
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扎着黄绳、抬着纸马、纸雕神鹰和神鹤,一路从山脚送到山顶,再顺着黄绳“放神”。山下齐声高喊“皇恩大赦”,声音在山谷间一阵阵回荡。
对外人来说,这更像一场带着强烈异域感的民俗节会;对当地人来说,这只是他们延续了八百多年的日常——金朝皇室后裔的春祭。
这里,就是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城北约8公里处的完颜村,一个在官方报道中被称为“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金朝女真皇室后裔部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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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村都姓完颜。
一
如果只看地图,很难把女真族和这片黄土高原联系起来。
历史书上,女真与完颜,大多停留在东北那片风雪之地:白山黑水,金兵南下,靖康之变。这些故事的地理背景,与“甘肃泾川”几乎是两个世界。
但在泾川县泾明乡(村庄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多次更名,早年被称为“完颜村”“女真村”“皇甫村”等),官方和媒体多次确认:当地村民普遍认为自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后裔,特别是完颜宗弼(金兀术)、完颜亨一支后人,族谱世系、祠堂遗像等也以此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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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老人给外地记者介绍祖源时,常提到一个脉络:完颜宗弼之子完颜亨被害,其后裔出于避祸,辗转西迁,在泾川定居,世代守陵。与此同时,金末宗室遗族在西北一带活动的历史,在《元史》等史书中确有零星记载,但与民间口传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
关于完颜亨被害,史书主要聚焦于金熙宗、海陵王完颜亮时期的权力斗争。完颜亮诛杀宗室并非少见,完颜亨作为宗室大臣,遭打击并非不可能,但“尸体从东北护送至西北”的具体路线与细节,目前没有可靠史料能精确勾勒。当地族谱与祠堂记忆,将这一段视为家族史的关键转折,学界对其中细节则多持审慎态度。
可以确认的是:在元明之后,泾川一带确实存在自称金皇室后裔的完颜氏聚居点,族群内部持续保存着相对完整的宗族组织、祠堂体系和祭祀传统。到近现代,行政登记中大部分仍保留“完颜”复姓,这在全国都极为少见。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场景:一个已经深度汉化、语言习俗与周边汉村几乎无异的黄土高原村落,祠堂里供奉的却是“完颜阿骨打、金兀术”一系的历代君王遗像,村名、井名、桥名、学校名,都在默默重复那个让宋人闻之色变的姓氏——完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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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完颜村的宗祠,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巨大的长方形“影像”。
官方报道中提到,这是一幅长约九尺、宽约七尺的大型人物群像,“影”之名,源自金代以来祭祀祖先时使用的绘像。现存的这幅是明代重绘,主尊为完颜阿骨打,配以金朝十代君主,色彩浓重,人物衣冠依照古制描绘。
在这些“君王影像”旁边,还有一幅更大的遗像——完颜宗弼,也就是金兀术。
许多报道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金兀术的像,比皇帝们还大。
在一般宗族祠堂中,“尊卑序位”有严格讲究,如何让一位宗室武将的遗像凌驾帝王之上,按理说是要犯忌讳的。但在完颜村人的叙述里,金兀术不仅是“祖宗”,更是他们这一支宗族被记忆和认同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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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金战争留下的记载看,金兀术是金朝最重要的统帅之一,多次率军南征,参与靖康之变,对北宋的覆灭负有关键责任。《金史》对他评价极高,战功彪炳,同时也批评其后期跋扈。对宋人而言,他是“宿敌”;对金人而言,他是“功臣”和“宗室柱石”;对泾川的完颜后代而言,他则是他们能够在历史上找到一条清晰血脉的“定位点”。
祠堂里的“影”并不只是艺术品。
每年三月十五的祭祖,村里所有仪式,都以这些影像前的礼拜为中心。这一天,村里按祖规要走一个完整的流程:祭黄绳、放马、放神鹰、放仙鹤、祠堂献祭……
所谓“祭黄绳”,其实是一个带有强烈萨满色彩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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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先将象征通天之路的黄绳供奉祭拜,再抬至山顶,两侧立木架,将黄绳高悬。纸糊的神马、神鹰、神鹤沿黄绳滑下,人群在山下齐声高喊“皇恩大赦”。这里的“皇”,在当地人解释里,既指天上的神,也带着祖先昔日为“天子”后裔的身份象征。
这些仪式的细节,已很难在史书中找到准确出处,却清晰保留了萨满传统中“连接天地”“万物有灵”的观念。学界在考察时,将其视为女真族早期信仰与后来自汉文化、道教、民间信仰不断叠加、杂糅后的复合形态。
三
外界最为好奇的,是这个村庄流传甚广的一条“祖训”:
不看、不听、不说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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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媒体在介绍完颜村时,都提到这条禁忌。村中老人接受采访时,说得也很直接:祖上定下规矩,全村人不准读《岳飞传》,不准议论、传播与岳飞有关的故事。连外来的“岳飞戏”,早些年也曾被婉拒。
真实情况比一些网络传言要更复杂。
一方面,岳飞与金兀术之间的确存在长期对峙的战争史。岳飞在中国传统叙事中被塑造成“抗金名将”,而金兀术则常被刻画为主要对手,民间演义中的“岳家军大破兀术军”故事广为流传。完颜村人既视金兀术为祖,又生活在以岳飞为民族英雄的主流叙事中,这之间的心理张力,可想而知。
但另一方面,所谓“严禁岳飞”的规定,并没有形成法律意义上的硬性约束。随着电视、互联网普及,年轻一代对岳飞并不陌生,有的甚至能背出《满江红》。村中的所谓“不言岳飞”,更多是一种宗族内部自我约束、对祖宗情感的延续:不在祖先牌位前谈论“宿敌”,不主动传播那些以“祖宗”为反派的故事。
没有资料显示完颜村人对岳飞本人抱有仇恨。相反,许多受访的村民谈起岳飞,会用“忠臣”“民族英雄”这样的词,只是在情感上难以完全消解“祖先与民族英雄分属敌国”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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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对“祖宗仇家”的态度,他们反而保持了某种宽宥。
村中祠堂里,供有完颜亮的遗像。海陵王完颜亮在金朝宗室内部手段狠辣,据史书记载,他诛杀宗室大臣、屠戮异己,成为金朝中后期政治高压的象征。许多完颜后裔遭殃,族谱记载中也多有对此人的怨言。
可在祠堂中,完颜亮的画像仍然被供奉在“列祖”之列。
村民解释时,往往简单一句:“都是祖宗。”对他们来说,家族内部的恩怨、历史上的功过,在几百年之后,被一个“氏族共同体”的认同所覆盖。倒是岳飞,作为“外人”,被传统祖训排除在宗祠话语之外。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否认岳飞的历史地位,而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立场选择”:在众多叙事中,他们更愿意站在“祖宗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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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说祠堂和仪式构成了完颜村人精神世界的支点,那么九顶梅花山,就是他们现实生活和族群记忆的共同轴心。
九顶梅花山并不高大,九个相连的小山包,从空中俯瞰,有点像一朵摊开的梅花。当地人常说,这里是“风水宝地”“龙脉所在”。这种说法在中国各地的守陵村庄并不罕见,但在完颜村,九顶山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功能——它被视为守护祖陵的“天然屏障”。
根据多家媒体走访报道,九顶梅花山一带分布着多处古墓与石碑。其中有被认作完颜宗弼之子完颜亨墓地的土丘,也有传为金末宗室人物完颜承麟之墓的地点。就考古角度而言,这些墓冢尚缺乏完整发掘与严谨断代,很难用现代标准下定论。对完颜村人来说,重要的反而不是考古证据,而是他们祖祖辈辈的“口传”与日常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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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清,完颜亨的确切墓穴在哪。
村民们世代守陵,九顶山上被他们用石块垒出一座又一座“顶”,传说中最初有十二顶,后来因时间冲刷、风雨侵蚀,剩下九个较为完整。哪个土丘下埋着“真正的祖宗”,谁也讲不清。于是,整个九顶梅花山就被当作一座“大陵园”,每一顶都是“可能的祖墓”。
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加深了这片山地在族群记忆中的神圣性。逢祭祀,他们要绕山一圈,按老辈规划好的路线祭拜,从一顶到一顶,仿佛在一块巨大而模糊的“家族墓碑”前徘徊。
山腰间还有一处石窟,名叫“湫洞”,当地人也叫“皇甫圣母洞”。
这个“皇甫圣母”的传说,在地方志、民俗记录中有不同版本:有的说她原名皇甫某,是东汉或魏晋间的贤女;有的说她与董卓有关,是被暴虐丈夫鞭死的女子;还有的版本融合了更多道教女神形象。不同来源的故事杂糅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知天文、通地理、有德有貌”的女性形象,被泾川一带视为女神加以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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湫洞中的石刻与壁画,多为后世重修,皇甫圣母石像曾一度倒塌,洞内水坑也因泉源枯竭而干涸。但关于“小湫水治百病”的传言,仍在村中老人嘴里一遍遍被讲给孩子听。
更富传奇色彩的是一个近现代才出现的说法:有村民相信,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三妹“白花公主”的灵魂附着在皇甫圣母石像上,守护着这一支后裔。这种说法无法在史料中找到依据,更像是一个为女真—汉族文化与地方信仰“牵线”的民间想象:通过“附体”的方式,让北方女真公主与泾川女神合二为一,从而合法化完颜后裔在此扎根数百年的存在。
五
从生活方式看,今天的完颜村,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农耕村落。
村民日常语言是标准的西北方言,生产以小麦、玉米为主,辅以少量养殖。过去的“马背民族”在黄土高原上早已卸下马鞍,抓起锄头。完颜村人不再擅长骑射,他们的拿手本事,变成了拉面和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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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爱吃麦面炒面,面粉炒熟后可以久存,出门赶集、上山干活,带一包就能应付一顿。扎实耐饿,这与北方游牧民族早年重视“便携食物”的传统,某种程度上是一脉相承。
肉食相对匮乏,家家养鸡,逢年过节杀一只,重要客人来了再添几道“铁锅炖鸡”“柴火大铁锅鸡”“蒸鸡肉”“完颜豆腐”等。村上旅游开发后,这些带着“完颜”前缀的菜名,被包装成具有“女真味道”的特色菜肴。外地游客来这里,很难吃出“金国皇室”的奢华,却能感受到黄土高原上一种朴实的丰盛。
酒桌文化,是许多报道中反复提到的细节。
完颜村人自称“好酒量”,酒桌上有“完颜行酒令”和“老疙瘩拳”,前者带着歌谣色彩,后者类似北方常见的划拳游戏。行令时,气氛往往非常热烈,酒杯在桌上绕一圈,配合着喊号、叠词、歌声,让整个酒局更像一场表演。
对研究者来说,这种“爱酒、善行令”的习惯,被看作北方民族早年马背生活的一种文化延续。对村民而言,这只是他们在农闲、庙会、祭祀后放松心情的一种日常——用酒精和歌声,把散落在历史缝隙中的身份记忆,悄悄连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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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服饰,是另一条“看得见的传统”。
早期女真人,冬季多穿皮袄,外衣以貂、青鼠、羊羔皮为贵,穷人则穿牛、马、猪、羊等皮革。女人喜欢戴耳饰,用金银、玉石、彩色宝石装点耳畔。《金史》中多次提到女真贵族对奢华服饰的痴迷。
在今天的完颜村,日常穿着早已与周边汉族无异。但在重要节庆、接待游客、参加民俗表演时,他们会穿上仿古的“女真服惑”:男装多为长袍、马靴,女装则是色彩艳丽的长裙加披肩,耳饰尤其醒目。严格来说,这些服饰更多是根据历史资料与现代审美综合“复原”的产物,而非一脉相传的“老衣裳”;但对完颜村人来说,它们承担的是另一种功能——把他们与“金朝后裔”的身份视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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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颜民俗村”的演出中,当地盲人村民会穿着这些服饰,带领游客围火而舞。夜幕下的篝火照着这些本该属于千年前草原的衣袂,映在一家家的手机屏幕中,成为一个新世纪版本的“女真图景”。
七
完颜村还有一项在官方材料中被反复强调的特质——“世代守陵”。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族人自称“守陵人”已经传了四十多代。从金末到今天,约八百多年时间,如果按二十年一代计算,四十代并非不可能。族中有专门的“守陵后裔”承担照看墓地、主持祭祀的职责,这种分工在中国许多守陵村庄都有类似形态。
过去的守陵,是静默和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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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覆灭后,蒙古人在追杀完颜遗族一事上态度严厉,《元史》中不乏“诛完颜氏”的记载。村中老人讲述家史时,也常提到“族人改姓避祸”“躲进山里”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经历,有多少是代代相传中逐渐神话化的“家族记忆”,已很难厘清。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完颜村这一支族人,选择了在西北偏僻一角低调生活,尽量淡出权力视线。
到了清代,满洲统治者自视为金之继承者,对“金朝遗族”态度较为友善。地方志与部分研究资料提到,清廷曾对部分完颜后裔予以免赋、赐地等照顾,但究竟具体到泾川完颜村,有多少政策落地,目前公开资料还不够充分。村中口述称“减税到每年仅交五十两”,这类数字,很难用档案资料精确校核。可以确定的,是清代对“完颜”这一复姓有特殊尊重,一定程度上为其延续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到了二十一世纪,守陵这件事,被重新赋予了一个全新的意义——它变成了“文化资源”。
八
2016年前后,泾川县开始对完颜村祠堂及周边遗址进行较大规模修缮。当地方政府在媒体中表示,希望把这里打造为“女真文化展示窗口”,通过保护与开发并行的方式,既保存金朝皇室后裔的文化遗存,又为当地脱贫和乡村振兴寻找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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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修旧如旧,宗像“影”重新装裱,九顶梅花山一带的石碑、古井被列入保护范围。与此同时,一个“女真部落博物馆”建成,用展板、模型、实物展示女真族的起源、金朝的历史、完颜村族人的迁徙与变迁。村口竖起“完颜民俗村”的牌子,景区按照国家AAA级标准建设。
在这个“民族文化村”里,你可以看到被复刻的“女真营帐”、仿蒙古包式样的房屋、带有雕花的木门、仿古的族谱展示架。小吃街上挂着“完颜手工面”“完颜大铁锅柴火鸡”“女真糕点”等牌匾,摊主一边忙着招呼游客,一边用略带自豪的语气说:“我们是金国后裔。”
许多游客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自己的感受:有人被祠堂中那幅色彩鲜明的“影像”震撼,觉得突然把历史课本上冰冷的名字,具象成了眼前一幅画;有人则觉得,这更像一场“民族风情体验”,少不了商业包装的痕迹。
在这条介于“真实记忆”与“旅游产品”之间的细线上,完颜村人小心行走。
他们知道,“金朝后裔”“女真部落”这些标签,为村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资源,也为许多年轻人留在家乡找到了新的理由。但他们也意识到,过度商业化,可能会侵蚀那些曾经支撑他们隐居八百年的东西——祖训、祭祀、祠堂、九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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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走进完颜村,会看到这样一种并置:
一边是旅游景区门口醒目的广告牌,“金山银山不是梦”的宣传语把生态修复、文旅开发、乡村振兴串联起来;另一边,是依旧按照农历三月十五严格按老规矩行祭的村人,他们对来参观的人笑脸相迎,却不肯轻易在祠堂里给游客摆拍。
九
完颜村的存在,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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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把它当作一个“旅游景区”,那不过是甘肃众多民俗村落中的一个;如果只盯着“岳飞禁忌”这样的噱头,又很容易落入简单的情绪对立:一边是“忠臣”,一边是“侵略者后裔”。
真正让完颜村独特的,是它呈现了一条在主流叙事之外的“小历史线”。
在这条线上,一个曾经叱咤中原的征服王朝,被压缩成一个村庄;一支曾经驰骋草原的骑射部族,被固定在九座黄土山包之间;那些应当写在史书中的大人物,被村人称作“老祖宗”,以另一种方式活在日常——挂在祠堂上被擦拭的“影像”,刻在石碑上的模糊字迹,黄绳上缓缓滑下的纸马。
更重要的是,这个村庄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带着矛盾的历史感:
他们一方面是“加害者后裔”——金朝铁骑南下,对宋人的伤痛,岳飞的悲剧,至今仍是中国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幸存者与被追杀者”——在元、明、清的权力更迭中,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迁徙躲避,甚至被迫改姓,靠着“避世”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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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既继承了金朝皇室的荣光,又承受着这一身份带来的压力;既在汉族主流叙事中逐渐融入,又在几条祖训和几座土丘中顽强保留着一个少数族群自己的尊严。
当下的完颜村,无论从人口、语言还是习俗看,已经很难用“女真族部落”这样一个古老概念去界定。学界更倾向于把它视作一个高度汉化、却仍有女真文化记忆残存的“金皇族后裔聚落”。官方与媒体也在描述中小心拿捏:既强调其“金朝皇室后裔”的特殊身份,又避免把它神秘化为某种“秘族”。
村民们则用更简单的方式定义自己:
“我们祖宗是完颜阿骨打、金兀术,我们现在是泾川人。”
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双重身份,其实正是中华文明中许多族群经历的一个缩影: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少数与多数、中心与边缘,在漫长的时间中不断转换角色,最终沉淀为一个个普通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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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村之所以值得被记住,不是因为它背后有多少“惊天秘密”,而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历史不是一条单线的“正义对邪恶”,而是一张由无数家族、无数村庄、无数记忆交织而成的网。
在这张网的一个节点上,九顶梅花山的完颜后人,仍然在每年三月十五拉起那根黄绳,让纸马、纸鹰、纸鹤从山顶滑向山脚。
他们喊出“皇恩大赦”的时候,大概也未必还能说清,这里的“皇”,究竟是曾经的完颜天子,还是某位神祇;这句古老的祈愿,究竟是为整个族群,还是为眼前这块黄土地。
但他们知道,只要这根绳还在,这些仪式就不会断。
这是他们与八百年前那个“金国”,仅存的一点隐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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