窖口的玉米秸一掀,那股甜腥味就顶上来。我打着手电往下照,东墙根那一片红薯上白毛连成串,像谁隔着麻袋撒了层面粉。
我爸蹲在窖口没吭声,把手电咬在嘴里,两手撑着窖沿往下探,看了足有一分钟。
“老赵明天上午来装车。”我说。
他把手电从嘴里拿出来,只说了一句:“下去,拿筐。”
我们家的红薯窖挖在院子西头的土坡上,窖口一米见方,往下两米三,靠墙架着木梯。底下存了三万多斤,是我和我爸从霜降前起早摸黑一筐一筐吊下去的。
今年种了十二亩,收成不差,贩子老赵八月里就来看过,说好四毛二一斤,霜降后装车,还先给了五千块定金,收条就贴在我家堂屋的镜子后头。
四毛二,四万一千斤,一万七千多。我早把这笔钱算好了:赊的化肥三千二,十月底人家就要上门;县城房子月供三千八;儿子秋季班的钱还没交。
现在那层白毛一出来,我心里“咯噔”一下,先想到的不是红薯,是这几笔账。
我爸下窖从来不急。他先抓了一把红薯叶子在窖口点着,火苗蹿了两下,稳住了,才踩梯子下去——他说窖里闷,人先得试试气。下去之后他也不忙着翻,站在那一片烂的跟前看。
“挨着的这些,一块儿挑。”他说,“别舍不得。”
“挨着的还是好的。”
“现在看着好,装了车就烂。”他手上不停,把坏的连同左右挨着的几块一起往筐里扔,“你舍不得这一筐,三天后赔一窖。”
我们挑了两筐半。不是那种一碰就流的,多半是皮上起了一块黑斑,按下去发软。我爸让我把筐吊上去,他自己在底下用铁锹把烂渣、碎皮、带泥的垫草全刮到一堆,装进另一个筐。
“拉哪儿去?”
“南坡地头,挖坑,埋深点。”他拍了拍手上的土,“这东西不能倒在门口,也不能喂猪,一沾就传染。”
我推着三轮车往南坡去,风从河道那边刮过来,冷得割脸。坑挖了有七十公分,倒进去,覆土,我还踩了两脚。回来的路上我想:两筐半,一百来斤,真按四毛二,也就四十多块钱。可我爸那副样子,像埋的不是红薯,是别的什么。
那天中午太阳出来了,天还算晴。我爸把窖口掀开一半,只掀一半,让我拿铁锹在窖口支着,散散湿气。
“就这样,一个多钟头,中午这会儿空气干。”
“全敞开不是散得更快?”
“大开着一吹,风一激,薯皮上出汗,回头烂得更厉害。人也一样,你从热地方一头扎进冷窖,脑袋嗡嗡的。”
他没让我下去。等了一个多钟头,他才下去,把底下的碎渣又扫了一遍,用簸箕端上来。然后从墙角拎出那半袋生石灰,往东墙根发病的那一片撒,撒得很匀,白花花一层。撒完了,他把剩下的半袋扎紧口,搁回原处。
我家那支温度计是早年的老式水银的,用麻绳拴着,吊在窖正中间,离薯堆一尺来高。我爸每次下窖,先摸它。
“十度零几。”他说,“再低两度就麻烦了。”
晚上吃饭,我把话往桌上摆:“明天老赵来,装上就完事。烂的挑出去,剩下四万斤,四毛二,一万六千八。”
我爸夹了一筷子咸菜:“不装。”
“为什么?”
“再等三天。”
我妈把汤碗往我这边推了推,没说话。她这几年学乖了,我们爷俩说地里的活儿,她不插嘴。
“三天?”我把筷子放下,“老赵定金都给了,明天车都开来了,你说不装?他要是一赌气走了呢?”
“他要走,说明他本来就想压价。”我爸端起碗喝了口汤,“你今天装,他掀开窖口闻见这股味,四毛二能给你?”
我没接话。我心里其实清楚,他说的有一半是对的——可我更清楚化肥钱三十一号到期。
第二天上午,老赵果然来了。一辆六米八,蓝车头,停在院门外。他人还没进院子,鼻子里先哼了一声。
“老周,你这窖,有味儿啊。”
我爸把窖口的玉米秸掀开给他看:“挑过了,烂的埋了,撒了灰。”
老赵站在窖口往下看了一眼,脚在地上蹭了蹭,回头从兜里摸出烟,先给自己点上。
“老周,实话跟你说,粉条厂那边现在收得紧,出成率一低就扣钱。你这窖捂过……”他吐了口烟,“两毛五。”
我脑子“嗡”一下。
“两毛五?”我说,“说好的四毛二。”
“那是没开窖的时候。”老赵把烟夹在手里,“小明,不是我压你,你自己下去看看,一窖里挑得出两筐烂的,就说明里头已经开始走了。我拉回去,路上再烂一成,我赔谁去?”
“挑干净就行了。”
“挑不干净。你挑得完渣,挑得完看不见的?”
我爸一直没说话,站在窖口那儿,手插在棉袄袖子里。等老赵说完了,他才开口,声音不高:
“那你明天再来一趟。”
“明天来也是这个价。”
“明天来,你看完再说。”我爸弯腰把玉米秸重新盖回去,压上两块砖,“今天不装。”
老赵愣了一下,烟在手里烧着:“老周,你想清楚,我这车不空跑第二趟。”
“那你别跑。”我爸说完就进屋了。
我在院门口站了半天,看着那辆蓝车倒出去,车斗在土路上颠得咣当咣当响,最后拐上公路。我妈跟出来,小声说:“你爸有数。”
我没吭声。我坐在堂屋的板凳上算账,算来算去,两毛五也有一万零二百五。少七千,可总比压在窖里烂掉强。我甚至想给老赵打个电话,追回来。
下午我爸下窖,让我跟着。他连着三天,天天下去,一天两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一个筐一个筐地翻,翻出烂的就挑走,第二天再翻一遍。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发麻——第三天又挑出半筐。
“你看,”我爸把那半筐摆在我面前,“头一天要是装了车,这半筐就在人家车斗里烂,人家扣你多少钱,你一点话说不上。”
第四天,东墙根那片不冒白毛了。温度计提上来,十二度出头。我爸把那块我偷偷准备盖上去的塑料布从墙头扯下来,塞进柴房。
“这不能盖?”
“不能捂。捂三五天,里面就跟蒸笼一样。”他拍了拍手,“宁可冷一点,也别闷。十度到十四度之间,它自己就不动了,不动就不烂。”
那几天我才知道,我家这窖是有脾气的。你得天天下去看,一天不去,第二天就能翻出新的烂来。挨着的、碰伤的、破皮的,一律不能跟好的混着装——我爸专门在窖西头隔了一小块地方,堆那些碰破皮的,一小堆,谁也没打算卖上好价。
真正让我服软的,是西边那口小窖。
那口窖存了八千来斤,是我起的时候手底下没留神,磕了不少。第五天我爸下去翻,上来以后脸色就不对,说:“那口全出。”
“全出?”
“烂的过了三分之一了。”他蹲在窖口点了根烟,“一窖烂过三分之一的,你别指望救,越救越赔。趁天好,全出,当天拉走,别跟好的搁一块儿。”
那天下午我们爷俩加我妈,三个人齐上手,一筐一筐往外吊,装了满满一三轮,拉到镇上粉条厂。价压得低,两毛钱一斤,可我爸一句价都没还。卸完车他把手套脱下来拍了拍,说:“回来吧。”
第六天上午,老赵的车又停到了院门口。
这回他自己下的窖。下去待了三分钟,上来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先拍了拍裤腿上的土。
“老周,你这窖……怎么没味儿了?”
“挑干净了,散过湿,撒了灰,天天翻。”我爸说,“你要看,随便翻。破皮的那堆我单放着,一堆都没混进去。”
老赵叹了口气,从包里摸出小本子:“三毛二。”
“三毛四。”
“三毛三,我今天就装,现金。”
我爸看了我一眼。
“……装。”我说。
车装到下午三点,我站在磅上看着数字跳,最后停在四万零八百斤。三毛三,一万三千四。比我原先算的少三千多,比两毛五多三千多。
钱是老赵当场点的,一沓一沓压在堂屋桌上,我数了两遍。数完先抽三千二出来放在一边,化肥钱。剩下的往兜里塞,塞的时候手有点抖。
老赵的车走远了,院里安静下来。我把三轮车推到墙根,看见我爸又蹲在窖口那儿,把玉米秸一块一块铺回去。
“爸。”
“嗯。”
“那两口窖,明天还下去翻吗?”
“翻。”他把最后一块砖压上,“连着翻到上冻。人下去之前先敞一会儿,别一口气钻。”
我把堂屋桌上剩下那沓钱收进抽屉。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是媳妇发消息问:卖了多少。
我打了三个字:卖了。抬头看了一眼西墙根,那儿现在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堆玉米秸压着两块砖。风从上面刮过去,秸子哗啦响了一声,又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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