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26岁,在县城一家电器维修铺做学徒。那年夏天,我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下乡修收音机、电视机。村里人认识我,谁家电器坏了,就托人捎句话来。
那天傍晚,我去村东头一户人家修一台黑白电视。屋里没人应声,我听见后院有水响,便隔着院墙喊了两遍。一个年轻女人从浴室里出来,头发湿着,披着件旧外套。她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把门挡住,问:“你来干什么?”
我赶紧转过身,说是来修电视,没想到家里没人应门。她没让我走,只说:“你看见了我洗澡,这事不能当没发生。除非你娶我。”
我那时手里还拎着工具包,站在院子里,进退都不是。她叫许秀兰,二十四岁,丈夫已经去世两年。她的话听着像逼婚,可她为什么拦着我,这件事后来成了我最难回答的问题。
我叫周明,去年刚过五十。妻子秀兰在前年因病去世,这些年我一直没跟孩子细讲这件事。不是怕他们知道我年轻时做过什么,而是怕我把一个人的难处讲成一段好听的缘分。
当晚我没有答应她,也没有跟她吵。我把电视修好,收了工钱,临走时只说:“我不会拿这件事逼你,也不能因为你一句话就娶你。你要是真有难处,找个你信得过的人来,我们当面说清楚。”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毛巾,没接话。
我回到县城,师傅问我那台电视修了没有。我说修好了,随后一整晚没睡踏实。那时候男女名声看得重,她若把事情传出去,我未必说得清;可我也知道,拿一场意外当婚事,谁都不会好过。
第二天上午,秀兰的舅妈来维修铺找我。她先把院子里的事问明白,又说秀兰不是有意赖上我,只是一个人扛不住了,想找个能让她留下的人。
秀兰的父亲早些年去世,母亲身体不好。她丈夫在一次工地事故中去世后,婆家把她赶回娘家,连结婚时带去的几件家具都没让她拿走。她娘家有两间旧屋,兄弟已经成家,舅妈也只能隔三岔五送点粮食。她没有工作,靠替人洗衣、做针线活换钱。
“她说除非你娶她,不是觉得你有多好。”舅妈叹了口气,“是她觉得这样才能在村里站住脚。”
这话我听得心里发沉。秀兰把那句话说出口时,我以为她是在拿名声逼我认账。可她真正怕的,是被人说坏了名声之后,再也没人肯帮她。
我没有因此就答应。那会儿我家里也不宽裕,父亲常年咳嗽,母亲靠给人做鞋垫补贴家用。我每月工资不到一百块,谈不上给谁一个安稳日子。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她把婚姻当成一张能留下来的凭据。
当天傍晚,我和舅妈一起去了秀兰家。她已经换了干净衣服,坐在门边的小凳上,脚下放着一盆没洗完的衣服。看见我,她没有再提“娶我”,只是说:“你既然来了,就把话说开吧。”
我问她,那天为什么非要拦我说那句话。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听见你在外头喊,知道是修电视的。可你已经看见了我。我怕你出去一说,村里人就什么都敢讲。到那时候,我在这屋里也待不下去。”
“所以你就让我娶你?”
她抬头看我:“我那时想不到别的办法。你可以不娶,但你别把这事拿去讲给别人听,也别说是我故意勾引你。”
她说得很直接,我反而不知道怎么接。她那句话确实让我难堪,但我也明白,她是在一个很窄的地方想办法。她把选择压到我身上,不公平;可要我装作自己毫无责任,也不是真的。
我当场答应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村里人。至于结婚,我说得再清楚不过:不能因为一场意外,也不能因为她没地方去,就仓促决定。我们可以先认识,能不能过日子另说。
秀兰没有马上点头。她说她不想再欠人情,也不想让别人觉得她靠男人活。我问她愿不愿意进城找份活。她摇头,说母亲病着,不能走太远。我们最后商量好,我每周去村里一趟,帮她母亲修些小电器,秀兰按工钱结账;我有空替她介绍手工活,她自己接不接由她决定。
那之后,我们相处了大半年。村里有人问起,我只说她是来修电视认识的朋友。她没有借那天的事要求我什么,我也没有拿帮忙当成她该回报我的理由。
真正让我决定结婚的,是第二年春天的一件小事。
那天我修完她家的电视,发现电线接头烧黑了,便说得重新买线。她从木盒里拿出一小卷铜线,说是自己攒钱买的,已经找人问过价。她把钱和线都递给我,叫我把没用完的退回来,账按维修铺的收据算。
我笑她太仔细,她说:“以后日子要一起过,钱还是说明白好。”
那句话让我想了好几天。我和她后来去县城登记,先租了间小屋。婚后她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做针线活,我继续修电器。家里的钱放在一个铁盒里,每月进出记在本子上;给她母亲买药的花销,我们也单独记。她没有把自己说成我的责任,我也没有把娶她当成救了她。
起初日子并不轻松。有人听说我们结婚,背后说她是因为我撞见她洗澡才嫁进来的。秀兰听见过几回,没跟人争。后来一次赶集,我听见邻摊的人拿这事开玩笑,就当面说:“那天是我去修电视,院里没人应门。我误闯进去,是我不该没等人回应就往里走。秀兰没欠我什么。”
回家后她问我,为什么突然说这个。我说不愿意再让她一个人背那句话。她没说谢谢,只把洗好的衣服递给我,让我挂到院里的绳子上。
结婚后第三年,我们把租的屋退了,在县城边上买了一间小房。秀兰没有离开母亲太远,每天坐一趟班车回村里看她。她母亲去世后,她在家里坐了很久。我那时才知道,有些难处不是结了婚就过去了,能做的只是陪着她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我也不是一直做得对。她母亲生病那两年,我有几次嫌来回跑耽误生意,话说得很难听。秀兰没有因此跟我翻旧账,但她提出每月从家里固定拿出一笔钱给母亲看病,账上写清楚,不临时找她要。后来我照做了。她也会问我的维修铺最近进账多少,家里要添大件,我们就先算能不能负担,不是谁一句“应该”就定下来。
我常想起1997年那个傍晚。那时我以为,秀兰拦住我,是要我为她做一辈子的承诺。后来才知道,她先要的是别让一个意外毁掉她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
这件事让我记住两点:一是别人处在难处里,不代表我们可以替她决定什么才是好日子;二是婚姻不是用来还一笔人情债的,真要一起过,钱怎么花、责任怎么分,都得说清楚。
前几年我整理旧工具,翻出那只用了许多年的铜线钳。秀兰坐在桌边择菜,抬头看了一眼,说:“你那天要是没把电视修好,咱俩也不一定认识。”
我没接话,把钳子放回工具箱里。工具箱的扣子合上时,发出一声轻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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