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郭老板进了我办公室。他怀里抱着一个旧拉杆箱,轮子拖在地上,咔嗒咔嗒响。进来后,他先把箱子立在墙边,弯腰打开,从里面抱出五册文件,码在会议桌上,这才在我对面坐下。
“老师,我这是西安一个项目的结算。”他拍了拍最上面那册,“拖四年了。”
我点头,没急着接话。我自己是做工程造价咨询的,也常年做司法鉴定辅助人,平时找上门的工程老板不少,一看到这阵势,心里大概就有数,又是一件拖了很久的旧账。
第一册文件是结算书。我翻开,从目录看到汇总表,手指在送审金额那一栏停住了。这个数低得有些离谱,和合同价相比缩了一大截,低到不像干了多年工程的人会报出来的数。
“这是最终报过去的?”我问。
“报上去快两年了,这就是最后一版。”郭老板说。
“前面改过几次?”
“大的改了四版,小改记不清了。”他想了想,“一开始,对面说我有两份签证手续不齐,让我先撤下来,我撤了。后来他们说材料调差不能按市场价算,我就按他们指定的信息价重新套。再后来,说措施费有重复计取,我又自己删了一项。删到最后一版,我把利润全让干净了,只求拿回成本。”
他说得平静,像在复述一件已经翻来覆去讲过很多遍的事。
“你每次改完,他们给过你书面的核减意见吗?”
“给,每次都有一张退件单。”他从最底下一册里抽出一沓纸递给我,“头一张写‘资料不全,暂缓审核’。过两个月我再送,又写‘部分内容需要重新核实’。再送一次,只写‘待定’。后来我就不太敢往上加了,怕加多了,连这两个字都要没了。”
纸上的盖章日期,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隔了三年多。
“甲方那边换过人没有?”
“换过,项目经理换了三任,造价负责人换了两个。”
“每换一个人,你都得重新去解释一遍?”
郭老板笑了一下,笑意很浅,“一开始也气,后来想通了,人家确实没把我当回事。”
我把退件单合上,跟他说:“郭总,你这个情况,我劝你直接走诉讼,没有别的好办法。”
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摇头:“起诉?耗不起那个时间,太长了。”
我愣了一下。他刚刚用三年多的退件单告诉我,自己能在一段毫无结果的等待里熬四年。现在他说,半年的官司,耗不起。
“郭总,结算你等了四年,嫌不嫌长?”
他张了张嘴,没接上话。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主要是我怕,一打官司,关系就彻底僵了。他这笔钱欠着我,我逼急了,他万一更不给了怎么办?”
“他不给你结算,这四年里,给过你一分没有?”
他没回答。
我们做这个行当久了,见的都是这样的老板。工程被拖得越久,人的胃口就越小。第一年想拿全额,第二年想拿八成,第三年开始算着只要保本就行,到第四年,对方说再等等,他就真的再等等。
他报上来的那个低得离谱的数,不是这个工程该有的价值,是他一版一版磨掉底线之后,剩下的渣子。
但这话我不能说得太难听。
我把他带的图纸和签证单拿过来,翻了一阵,问了几个工程上的问题。他答得很快,哪里做过变更,哪些材料涨了价,哪些签证没有签下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现场还在吗?”
“在,没拆。”
“图纸、变更单、签证、隐蔽资料,你手里全不全?”
“大部分都在,我整理了好几年了。”
“那你更应该走程序。”我点着送审书上的数字说,“你就算到法院做造价鉴定,鉴定机构也不会看你以前报过多少价,更不会看甲方退回来多少次。人家只按图纸、合同、定额,外加到现场实测实量,一项一项重算。这个算法是公平的,算出来的结果,比你手里的数高的可能性很大。你现在的这个数,是一刀一刀削出来的,不是这个活本来就值的数。”
他听完没吭声,拿起那沓退件单,又放下。
“时间上,也不用你想象的那么长。立案、委托鉴定、机构出意见,顺利的话,半年左右。你四年都等了,拿半年去换一个按规则算出来的结果,你还觉得长?”
他低头盯着桌面,过了很久才问了一句:“万一鉴定出来的钱,比我现在报的还少呢?”
“有这种可能,但不多。”我说,“你自己算算,你让掉的那几块,哪一块是规则上站不住脚的?你不该让的也让了,现在再往后退,还能退到哪去?”
他把那册结算书翻到最后一页,看着自己签过字的送审金额,一直没有合上。后来他叹了口气,说:“老师,我今天来,其实不是想问你怎么告他们。我是想问问你,我还有没有别的路。”
“有啊。”我说,“继续等。”
他听出我不是在开玩笑,没说话。
那天他离开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有人催他回家吃饭,他说马上回。我送他到楼下,他拖着拉杆箱走几步,停下来,回头问我:“那个鉴定,真的不管我以前报的价?”
“不管,按规则算。”
他点点头,往路边走。拉开车门,却没坐进去。手搭在车门上,站了好一阵子。我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自己也说不清在等什么。后来他坐进去了,车在路边又停了很久,才慢慢开走。
之后两天,他没联系我。第三天也没有。
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老板。他们不是不明白哪个方向是对的,而是被拖得太久,连从里面出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等待就像钝刀子,一天割一点,割到最后,人还以为自己一直站在原地,其实早被推到角落里了。
郭老板那一天问我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在问官司,是在问自己敢不敢把最后那层体面撕掉。
第五天下午,我在工地上接到他的电话。
他说:“老师,我今天又去甲方那边坐了。谈了三个小时,他们还是那句话,让我再让两个点。”
电话那头顿了顿。
“我跟他们说,这个点,我不让了。明天我去法院,先立个案。”
我没急着答话,听见电话里传来车流的声音,他应该在路边站着。
“手续那边,麻烦您帮我把把关。”他把“麻烦”两个字咬得很轻,像怕我拒绝。
“好。”我说。
电话挂断以后,我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新工地的脚手架。想起他那天站在车门边低头看地面的样子,一个四年没结算的工程老板,在决定去法院之前,比谁都沉默。
我不知道他后来会拿到一个什么结果。但我知道,他再也不会坐在会议桌边,等对方说出那句“再让两个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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