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新华社:《最高龄女红军王定国逝世 曾三过雪山草地》,2020年6月10日报道;《百岁红军王定国临终前的牵挂》,2020年6月11日报道。
人民网·党史频道:《王定国的家国情怀》,2017年3月6日;《百年红梅——记104岁女红军王定国》,2016年9月26日;《再见“王乙香”!我叫“王定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0月22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谢觉哉家风:做人民的勤务员》,2017年5月9日。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王定国同志逝世》讣告,2020年6月9日。
百科公开词条:王定国、谢觉哉生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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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6月,北京城里的槐树刚刚铺开浓荫,谢觉哉病逝后的宅院渐渐安静下来。
丧事料理完毕,门前的吊唁人群散了,屋里的桌椅重新归置整齐,房子怎么住、工作人员怎么安排,成了摆到台面上的一桩具体事。
按照当时的规定,谢老的遗属可以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配套的秘书、司机也可以保留,日常生活由组织上给予照应。
前来沟通的同志把政策一条条讲清楚,等着家里人点头确认。
王定国坐在一旁,听完之后没有急着表态。她心里盘算的,并不是这份照顾能留下多少,而是另一桩压了有些年头的事。
她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从苏区到延安,从边区到北京,历任过哪些岗位、干过哪些工作,档案里都有记载,可这些年对外提起她,先冒出来的总是“谢老夫人”这重身份,她本人的级别和待遇,一直没有被单独捋清楚。
丈夫在世时,她守在丈夫身边做秘书、做机关工作,名分上的事她可以往后放。
如今丈夫走了,再按遗属身份把房子、待遇一项项接过来,她本人那条独立的工作履历,就更难被单独摆到桌面上看待。
院子里人来人往,工作人员照常进出,她看着这一切,心里那桩事越来越沉。
思来想去,她决定找组织把这桩事正式说清楚,把自己到底算什么级别、该按什么待遇安排,一条条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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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山走出的苦女,早年翻身参加红军】
1913年2月4日,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佃户家里,原名王乙香。
家里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的田地过活,遇上灾年就得靠野菜充饥。
山区日子闭塞,女娃从小就被看作婆家的人,读书识字更谈不上。
她从小就在苦水里长大,十几岁上,家里把她卖到邻村做童养媳,在婆家受使唤、看脸色,挨打受气是常有的事,繁重的家务从早忙到晚,喘息的工夫都不多。
砍柴、挑水、纺线、做饭,样样都落在她身上,心里有苦也无处诉说。
在那个年代,山区像她这样的女娃,多半就是在婆家熬完一辈子。转机出现在她接触到外面的新思想之后。
舅舅身边有位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常跟她讲山那边的情形:女娃儿不包脚,上学不要钱,有钱人不能随便打人欺负人。这些说法她从前听都没听过,心里头一点点亮堂起来。
她开始跟着打听外面的世界,盼着能有一条自己做主的路。
后来家里人凑了几十块银元,替她了结了和婆家的婚姻,她这才算挣脱出来,改名王定国。
1932年,她参加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跟着队伍走南闯北,学着放哨、送信、做群众工作,在山区的村落之间来回奔走,夜间行路、站岗放哨都经历过。
1933年10月,红军解放营山,王定国正式参加红军。
那时候她已经懂得发动妇女的道理,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劝说男人不吸鸦片,还组织妇女参加农协活动,为红军筹粮、缝制衣物。
在地方苏维埃政权里,她先后担任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妇女部长,后来又当上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
队伍行军打仗,她跟着送弹药、巡逻放哨、清剿山里的土匪,女扮男装跟正规部队一起执行任务。
苏区的工作琐碎又危险,收发文件、动员群众、看守犯人,哪一样都得落到实处。
乡里哪家妇女受了欺负,哪户人家不愿意放脚,她都上门去做工作。
1936年,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党员。
这一段早年经历摆在档案里,时间、地点、岗位都写得明明白白。
她不是进城之后才跟随家属进入机关的人员,而是从苏区的斗争里一步步走出来的红军战士。
营山苏区的这段经历,也是她后来核定参加革命时间的重要依据。
[二]【三过雪山草地,被俘之后营救出狱】
1935年,王定国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队伍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走过一片又一片草地,前后三过雪山草地。
雪山上风雪夹着寒气,单薄的衣衫挡不住,脚下的路冻得发硬;草地里泥水陷脚,干粮配着野菜往下咽,夜里只能挤在一起御寒。
她平时爱唱爱跳,行军路上还拉起队伍鼓劲,年纪轻轻的姑娘,跟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
长征途中,她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队伍走到哪里,宣传鼓动就跟到哪里。
条件艰苦,道具简陋,几块红布、几句话,就能在村口给战士和老乡演上一场。
行军间隙她还教战友们唱歌,用歌声驱散路上的疲惫。
过雪山之前,剧团的人相互搀扶着往前走,谁体力不支,身边的人就拉一把。
路上吃住没有定数,宿营在哪片山坡、哪条沟边,全看队伍当天走到哪里。
长征途中,她在队伍里见过谢觉哉。谢觉哉当时是队伍里年纪较大的老同志,后来他在日记里记下过,那个替他缝过羊毛衣的姑娘,就是王定国。
两人那时只是同志间的照面,没有更多往来。
1936年,王定国随西路军过黄河西征。
河西走廊一战惨烈,西路军兵败,她被敌人关押起来,在狱中受了不少磨难,伙食、行动都被严加看管。
1937年,经过党组织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陆续回到兰州,王定国也在其中。
一路上几经辗转,回到队伍当中,她才算重新安下身来。
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刚刚成立,全力营救归来的红军人员,谢觉哉担任办事处党代表。
回到兰州的人员陆续被接进办事处,谢觉哉在人群里认出了长征途中那个缝过羊毛衣的姑娘。
两个人在兰州重逢,一个是历经长征的老同志,一个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女红军,共同的经历把两人拉到了一起。
办事处的平房简陋拥挤,来来往往都是等待安置的红军人员,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相互了解,工作上相互配合,生活上相互照应。
经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谢觉哉和王定国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结为革命家庭。
婚事办得简单,没有像样的陈设,前来道贺的都是办事处的同志。
从兰州到延安,再到后来进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可婚姻归婚姻,工作归工作,她自己的岗位履历,并没有因为这重夫妻关系而中断。
长征、西路军、兰州八办这几段经历,在她个人档案里单独成段,和婚姻关系分别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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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延安到北京,她手里始终有自己的职务】
结婚以后,谢觉哉成了王定国的识字老师。
她原先大字不识,拿报纸都拿不对,谢觉哉一句一句教她认、教她写,公务再忙也抽出时间批改她写的字。
一个愿教,一个愿学,几十年相伴下来,她从识字起步,慢慢学会写诗词、练书画,能读文件、能整理材料。
两人既是夫妻,也是工作上的搭档,平时往来的书信里,谈工作也谈学习。
谢老七十岁寿辰时,她还用丝线绣过一首诗,挂在家中客厅,记下两人相伴的日子。
在延安时期,王定国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事务秘书、延安市妇女联合会主任、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参议会的会议筹备、记录、文书往来,妇联的妇女动员工作,支部的组织生活,她都一项项经手。
1948年9月,她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机要秘书,经手司法机关的机要文件和日常事务。
新中国成立后,王定国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文书科科长。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内务部管的事头绪繁多,文件收发、档案管理、科室日常运转,担子压在科室负责人身上,每份机要文件的登记、传阅、归档都马虎不得。
1959年,谢觉哉调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她随后也调到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司法行政处副处长,协助处理法院党委日常工作和司法行政事务。
1966年,她调入全国政协办公厅,职务是谢觉哉同志秘书。
1973年,她又调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这是后话。
把这份履历按年份摊开看,她的岗位从地方到苏区,从边区到中央,从建国初期的内务部门到司法机关,再到政协机关,跨度几十年。
每一段职务都登记在组织的干部名册上,任职单位、职务名称、起止时间齐全,对应的级别待遇,本来就该按她本人的经历来核定。
现实情况是,夫妻两人长期在一个机关工作,外人提起她,往往先说是谢老的夫人,她本人的职务、岗位和级别,在一连串家属称呼里被放在了后面。
日子一长,连一些工作往来中,旁人嘴里也只剩下“谢老夫人”这一个称呼,她经办过的文件、承担过的科室工作,反倒很少被单独提起。
她自己心里清楚,这两重身份不能搅在一起,只是丈夫在世、工作又在一处,名分上捋顺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提出来。
[四]【丈夫病逝后,一份待遇摆在面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走的时候,王定国58岁,七个儿女有的还在读书,有的刚成年,家里正是需要撑持的时候。
丧事办完,宅院内外一下子空出许多。往日里熟悉的进进出出,随着老人离世慢慢冷下来,屋里剩下的是书籍、文稿和一大家子人的日常。
按照当时的规定,遗属可以继续居住原来的房子,秘书、司机这些配套也可以保留,生活上由组织予以照顾。
工作人员和亲友大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安排,谢老为革命工作多年,家里人按规定受照顾,情理上讲得通。
王定国看着院里的房子,看着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心里那桩搁了多年的事越来越清晰。
她1933年参加红军,岗位一个接一个,苦没少吃,工作没少干,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靠家属身份生活的人。
丈夫走后,如果房子、待遇、工作人员都按遗属身份原样保留,她本人这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就更难被单独摆出来核定,往后旁人提起她,也只会记得她是谢老的家属。
她把几个孩子的生活一项项安顿好,又把自己这些年的工作经历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哪年参加革命,在哪个苏区,哪个岗位,哪年到的延安,哪年进的北京,分别任过什么职务,时间线清清楚楚。
她决定正式向组织反映,把本人的级别和身份单独捋出来,按干部本人的政策来对待,不再混在遗属待遇里面。
那段时间,她很少对外多讲自己的想法,只是照常操持家里的事,整理手头的材料。
孩子的饮食起居,谢老留下的书籍文稿,院里的日常杂物,她一样一样安排妥当。
遇到需要向组织说明的事项,她把年份、单位、职务逐一核对清楚,免得口述时有出入。
身边人只看得出她心里有事,至于她要提什么、打算怎么提,没人摸得准。
而当那份写满履历的诉求被郑重放到组织面前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平日低调寡言的老人,接下来讲出的一番理由,会让所有听到的人一时沉默,也让这桩家务事彻底变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