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体系定位与限缩解释 —— 以逃税犯罪与骗税犯罪的法理界分及全球比较为中心
一、导言:逃税罪与骗税罪的法理区分
陈兴良教授从实质法益保护角度,强调逃税罪与骗税罪(通过虚开专用发票等方式骗取退税或抵扣)的本质区别:逃税是“纳税人不履行税收义务”,属于义务犯,造成“应得税收减少”的损害;骗税则是“通过虚假手段骗取已征税款”,属于财产犯,损害表现为“已征税款流失”【1†L63-L71】。他指出,在虚开专票背景下,常见三种情形:虚增成本逃税、虚抵进项税逃税,以及超额开票(富余票)的逃税或骗税,应根据构成要件分别界定【1†L63-L71】。
按照陈兴良教授的分类框架:
虚增成本逃税:通过虚增支出、减少应纳税所得额,逃避缴税,核心是未履行税款缴纳义务。
虚抵进项税逃税:虽然通过虚开发票将进项税额申报高于实际应抵额度,其动机是减少实际纳税额,仍属逃税。
通过超额发票进行的骗税:为获取出口退税或多抵税款而发行大量假发票,此时虚开行为的目的不仅是逃税,还直接造成已缴税款或退税款被骗取,性质上更近似财产性犯罪【1†L63-L71】。
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以“虚开”表述的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覆盖了多种情形,其体系定位难以简单对应为逃税罪或骗税罪之一,而应根据行为目的与税款损失性质具体区分。
二、中国刑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 1. 《刑法》有关条文
第201条(逃税罪):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4†L2-L10】。虚抵进项税额等属于欺骗、隐瞒手段的,可构成逃税罪;但须达到上述数额与比例标准,并适用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的补税免刑条款。
第204条(骗取出口退税罪):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4†L11-L18】。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骗取所缴税款的,依第201条定罪处罚;骗取超过所缴税款部分,依本条处罚。侧重骗取退税的行为,与虚开专票有交叉(因虚开发票可用于骗退税款)。
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法第205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1†L7-L11】。虚开包括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客观行为不限于销售方无真实交易开票,也包括超额开具、虚构交易主体开票、非法篡改发票电子信息等(法释〔2024〕4号第10条)。“或者抵扣税款”自1997年刑法第205条即已存在,并非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现行刑法为2023年修正版(2024年3月1日施行)。
第205条之一(虚开发票罪):即虚开刑法第205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主要是普通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1†L7-L11】。
第207条(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量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1†L7-L11】。
第209条规定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非法出售发票罪等【11†L7-L11】。可见,中国刑法以逃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虚开发票罪以及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出售发票类犯罪等共同构成涉税犯罪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2024年3月20日起施行)对虚开专票罪的适用做了重要限定,明确了“虚开”的认定与定罪量刑标准【18†L7-L15】【18†L13-L21】:
构成要件:第10条列举五类应认定为“虚开”的情形:(1)没有实际业务而开票;(2)有实际应抵扣业务但开具超过实际应抵扣业务对应税款的发票;(3)对依法不能抵扣的业务通过虚构交易主体开票;(4)非法篡改发票相关电子信息;(5)违反规定以其他手段虚开【18†L7-L15】。法条与司法解释均未将“明知无真实业务”或“知道发票用于骗退税、抵扣”规定为统一的明示要件,主观目的是通过排除条款加以限缩。
主观目的排除:解释第10条第2款规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18†L9-L15】。实际存在交易但为提高贷款额度等虚增票面金额的,是否排除本罪,须同时考察是否“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和是否“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不能仅凭存在融资目的即出罪。这与陈兴良“控权之辩”的精神契合,但应避免将排除条件简化为“无骗税目的”一项。
刑事处罚界限:解释第11条规定,虚开税款数额十万元以上的定罪处罚,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8†L16-L21】。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而非一律从重处罚;以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虚开并达到标准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综上,中国法律的核心是处罚刑法第205条及法释〔2024〕4号第10条规定的虚开行为,达到第11条数额或情节标准的,依法定罪处罚。司法解释明确: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且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追究。此为“罪刑法定”与“限制解释”的要求。
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要件
构成要件视角: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虚开专票罪的客观方面包括以下要件:
主体:为一般主体,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实务中包括开票方、受票方及介绍人。刑法第205条第3款明确将“介绍他人虚开”列为虚开行为之一;行为人是否处于交易活动参与地位,应结合其在虚开链条中的实际作用判断,而非仅以“资料提供”或中介身份当然排除【75†L47-L57】。
客体:国家税收征管秩序和税收利益;犯罪对象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与一般发票管理秩序罪不同,本罪以国家税收利益为保护法益(与陈兴良所说的“已征税款”损失相通)。
客观行为:包括虚开(无实际交易开具发票)或利用虚开发票进行退税、抵扣。法释〔2024〕4号第10条将“虚开”细化为:①没有实际业务而开票;②有实际应抵扣业务但开具超过实际应抵扣业务对应税款的发票;③对依法不能抵扣的业务通过虚构交易主体开票;④非法篡改发票相关电子信息;⑤违反规定以其他手段虚开。第12条另就刑法第205条之一“虚开发票罪”规定:有实际业务但开具的货物品名、服务名称、数量、金额等与实际业务不符的,亦属虚开【18†L7-L15】。对于确有交易但票面金额、品名、数量与实际不符的情形,应依上述中国司法解释的具体标准判断,而非仅凭交易存在即否定虚开;韩国判例的相关判断仅作比较参考【75†L49-L57】。
主体意识:传统上,虚开专票罪要求行为人明知发票虚假的主观故意。法释〔2024〕4号第10条第1款第(五)项是“违反规定以其他手段虚开”的兜底规定,并非“明知是用以骗税”的要件;第2款则是从目的与结果两方面设定出罪条件。审判实践中,往往通过证据推定行为人的明知状态。韩国最高法院2026年判决提到:只要行为人处于交易链条中(即有供销双方关系),即使不是直接伪造者,也可能以放任或共犯论处【75†L55-L57】。值得强调的是,“为了绩效或融资等非骗税目的”出罪,须同时满足“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条件【18†L9-L15】。
违法结果:刑法本罪在通说上属行为犯(亦有危险犯说),并非纯正结果犯;2024年司法解释通过第10条第2款从目的与结果两方面予以限缩。解释第11条以“虚开税款数额”十万元为定罪起点,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上分别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上则属“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因此应严格区分虚开税款数额、票面税额、申报抵扣额与实际无法追回的税款损失,不能简单以实际损失为零否定犯罪成立(详细见下节)。达到法定数额或情节标准的,应以本罪定罪处罚;未达标准的,不构成犯罪,但可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在发票链条中,“票面税额”常被误当作最终损失额。实际上,应厘清:虚开税额(发票上写的税额)、申报抵扣税额(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实际抵扣税额、已缴销项税额、追回(追补)税款等不同概念。只有国家财政真正减少的部分才能视为“税款损失”。例如,如果虚开后税务机关调查并追回,那么实际损失可能为零,此时可作为出罪或从宽处罚的重要依据。司法解释第10条第2款明确,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且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18†L9-L15】。这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强调实质性损失。
2. 法定结果与既遂判断
中国《刑法》第205条对既遂标准未作明文规定;通说与实务以虚开行为完成、发票流入市场为既遂,不以实际抵扣或税款损失为必要条件。但依2024年司法解释第10条第2款,同时具备“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和“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对仅准备开具虚假发票但尚未着手实施虚开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一般不以本罪既遂论处;是否处罚预备犯,应依刑法总则并结合具体情节判断。
3. 行为形态: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还是结果犯?
有学者认为虚开专票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发票用于不真实目的即构成危险,无需实际损失;也有人认为本罪是结果犯,须体现税款损失或足以造成严重逃税危险。中国刑法第205条以“虚开的税款数额”与情节作为定罪量刑标准,2024年司法解释第10条、第11条进一步明确“虚开”认定、十万元定罪起点及无法追回税款数额对应的加重情节,整体上更接近行为犯并附以目的、结果限缩,而非纯正结果犯。与德国AO §370相比,后者明确“Steuerverkürzung”(逃税)须实际发生税款减少【37†L132-L140】。与法国CGI 1741(税收逃避罪)一样,均以逃税数额为处罚门槛【50†L143-L152】。因此,可以视为具有结果性质的危险犯:只要虚开行为具备实现重大逃税的可能性并进入市场流通,即构成危险行为;如果这种危险导致了严重税损,就适用重刑。
4. 共犯与帮助角色
对于帮助行为人:如会计师、代理人直接协助虚开发票或帮助报销,若明知发票虚假,可依《刑法》第27条认定为从犯,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若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伪造、擅自制造、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发票,则可能构成刑法第206条、第209条规定的犯罪,而非笼统的“制作虚假证明文件罪”。韩国税法刑罚法第10条第4款明确禁止“介绍或中介发行虚开发票”并从重处罚【32†L61-L64】;与此类似,中国刑法第205条将“介绍他人虚开”规定为虚开行为之一,第209条设有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及非法出售发票罪。实务上,应综合行为人的角色、故意程度与受益情况来判断共犯责任。
5. 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
符合罪刑法定与谦抑原则,凡系行政法规(如税法)层面规范、未直接导致国家税款损失者,应先由行政程序处理(补税、罚款)。如仅因会计差错、延误申报导致少缴税款,应属补税后的行政处罚范畴,非刑事【18†L9-L15】。也正如陈兴良所言,要维护比例原则,若行政处罚(补税、加收滞纳金、罚款)足以达到监管目的,不应动用刑法【1†L63-L71】。刑法第201条第4款及法释〔2024〕4号第3条规定的逃税罪补税免刑机制,与第202条抗税罪(及该解释第5条)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构成要件区别,体现刑法对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分,强调刑事责任的最后性原则。
五、比较法视野下的对照分析
通过对比国外立法,可发现各法系对“虚开发票”等涉税行为的处理异同:
意大利:《法令74/2000》Art.2规定,以使用虚假发票进行逃税(意图逃增值税或所得税),处罚一年六个月至六年徒刑【28†L93-L101】。Art.8规定,为他人出具虚假发票(意大利称“为他人逃税服务的开票”),判处四至八年徒刑【26†L88-L96】。意大利区分了使用虚假发票逃税与开具虚假发票帮助他人逃税两种情形,强调了行为目的与对象(纳税人自身或他人)【28†L93-L101】【26†L88-L96】。该法规未直接引用“已征税款”,但以“逃避应纳税款”为根本标的。
韩国:《调税处罚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在没有实际供应的情况下“发行或接受虚假发票”,可判处3年以下监禁或相当于金额3倍的罚金【32†L52-L61】。最高法院2026年判例(2025도13674)进一步细化:只要收受发票而实际并无相应供货,即构成犯罪;若存在供销契约,则须综合考虑交易时间、金额、内容等因素,判断发票是否真实反映交易【75†L49-L57】。该判例强调发票从事者必须具备交易当事人身份,而非仅作为“资料中介”或纯粹开票者【75†L55-L57】。这一点与中国司法解释将“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且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排除本罪规定的思路异曲同工。
德国:德国《赋税法典》(AO)§370规定“Steuerhinterziehung”(逃税罪),须行为人故意向税务机关提供虚假或遗漏信息,从而减少纳税额,惩处5年以下徒刑或罚金【37†L132-L140】。§374(旧称379)规定“Steuerhehlerei”,即以牟利为目的购买、转手纳税逃税商品,或帮助处置此类商品,处5年以下(严重达到10年)【43†L363-L372】。德国法体系中,虚开发票常被视为偷税的手段(构成第370条的情节之一),而持有偷逃税款货物则适用第374条。与中国不同,德国并无专门针对发票的罪名,但其税法处罚体现了对实质逃税事实的惩处精神。
英国:1994年《增值税法》第72条将各类增值税欺诈行为归并:包括任何人参与或故意采取步骤实施增值税欺诈,无论是虚报输入税抵扣还是漏报销售税款,都可判处最高14年徒刑【45†L10-L18】。该法特别指出:“已交VAT信贷的虚假申报”也在逃税范畴【45†L10-L18】。此外,该法(第72条第10款)规定,若明知货物或服务的增值税已被逃避仍接受这些货物或服务,则对购买者罚款或6个月拘役【45†L171-L178】,与德国§374税款取得罪相似。英国法律强调整体“VAT欺诈”意识形态,不像中国法那样分门别类。对开具虚假发票,本质上归入“knowingly assisting evasion”的范畴。
法国:法国《税法典》在不同条款对发票类违法行为做处罚:如1740A条规定,为允许纳税人非法扣除而故意出具假发票等证明文件的,将处以与获得税收优惠等额的罚款【47†L136-L144】(这偏重行政罚金);第1741条则是逃税罪,对逃避纳税(故意不报税收、隐瞒应纳税部分)规定刑罚(5年徒刑、50万欧元罚金,情节严重加重至7年300万)【50†L149-L157】。1743条(与发票相关)规定:出售虚假的记账凭证或发票,可判1年徒刑并罚款,此法则直接制裁非法发票交易(类似中国的非法出售发票罪)。总体来看,法国区分了发票造假引发的税务欺诈(刑罚重)与第三方出具虚假凭证(行政罚金)。
日本:日本《消费税法》第64条对“以不正手段进行消费税脱税”设定刑罚:使用欺诈等方法骗取免税或不报货物消费税的,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金【56†L51-L59】;此外,不提交申报书而逃税的情形,处5年以下或500万日元罚金【56†L69-L71】。日本法强调“造谣或不报”的故意行为,本质与其他国家相似,但并没有区分增值税专用与其他票据。应注意,日本的“处罚条款”仅规定了总则,具体发票使用视同其他虚假申报手段。
西班牙:现行《刑法》将税务违法分为多个等级:如第305条规定偷税漏税1-5年(120,000欧元以上适用)【63†L10772-L10780】;305条之一加剧情节(60万以上或集团犯罪)判2-6年【65†L10892-L10899】;310条则规定帐簿、凭证不实罪(5-7月)【66†L9-L14】。尽管西班牙法对“虚开发票”无专条,但虚开发票显然属于“通过虚假账目手段逃税”,应纳入305条的偷税范畴。西班牙法对隐瞒或虚构税收事实高度惩戒,与意大利类似严格设有罚则。
巴西:Lei 8.137/90第1条明确:为减少纳税义务而伪造、变造或使用虚假的发票等行为,均属税务犯罪,处罚2-5年徒刑加罚金【69†L19-L27】。这一条款将各种发票造假、未提供发票等行为并列,强调任何导致税款减少的作假都受刑罚制裁,与中国“发票管理秩序刑事化”思路相似。
加拿大:加拿大《消费税法》327条将各种逃税行径囊括:包括在报税文件中提交虚假陈述、销毁或伪造票据、故意逃税、骗取退税,以及共谋犯【72†L38-L47】。违反者可罚逃税额50%-200%的款项并处6个月以下监禁(简单起诉),或逃税额100%-200%的款项并处5年以下(起诉定罪)【72†L68-L74】。与中国分罪不同,加拿大以综合性偷税罪统摄所有欺诈手段,但其“罚逃税额倍数”的量刑思路,与中国强调追回税款损失的立场不谋而合。
欧盟:2017年欧盟“打击联盟财政利益欺诈”指令(2017/1371)已将涉及增值税的大额欺诈纳入保护对象(将侵吞增值税视为严重侵害欧盟财产)。指令要求成员国将大额VAT欺诈定为刑事犯罪,并设定最高刑罚,但具体实施留由各国立法。一般认为此指令推动了成员国对虚开发票的刑事化进程,强化了对“跨境虚假发票网络”的惩治力度。但指令更多关注逃税金额巨大的财务利益,而非细化发票制度。
欧美与亚非法系对比: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国家均将发票造假视为税收犯罪的重要手段,但有的(如意大利、韩国、中国、巴西)设专条对发票本身行为进行规制,有的(如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则将其归入一般逃税罪范畴。各国对行为目的、损失数额、组织化程度等因素敏感,中国司法解释亦体现了对行为“目的”与“结果”的复杂考量【18†L7-L15】【75†L47-L55】。
六、中国法上的分析模型与辩护审查清单
综合上述理论与比较视角,笔者建议辩护律师在案件处理中,应逐条、逐环节进行审查,关键要素包括:
税法前置判断:首先检查是否有合法税务争议程序正在进行,税务机关是否依法下达追缴通知,检察机关介入是否程序完备。依刑法第201条第4款及法释〔2024〕4号第3条,逃税行为在公安机关立案前足额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并全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税务机关未依法下达追缴通知的,亦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税务违法和偷税犯罪区分)。
真实交易与发票关系:详查交易事实,收集合同、支付凭证、履约记录。若确认存在真实业务,应分析发票金额、品名、数量等与实际差异是否符合法释〔2024〕4号第10条、第12条规定的“虚开”情形,并是否达到第11条、第13条的定罪标准(中国法对“有实际业务但票货不符”设有具体认定规则,并非无明确要求【75†L49-L57】)。如交易真实,需同时论证发票用于融资或履约义务而非骗抵税款,且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18†L9-L15】;检验税务机关是否追缴了相应税款,若税款已追回,则无损失,应据此请求免刑或从宽。
主观故意认定:质疑“明知”要件,例如涉案人员职责、权限及信息渠道。如只是按照会计规定开票,而未参与逃税决策,可主张缺乏犯意;或若与税务机关反复沟通而非故意瞒报,则可论证系管理失误。
税款损失计算:按税务机关认定的逃避缴纳税额或虚开税款数额严审是否合理,避免以发票税额直接等同税损。需核算已缴销项税、合法进项税额、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等,明确实际损失与量刑情节。如与逃税罪不同,本案重点看“是否实际减少了应纳税额”,有无对应的“税务追补”。
共犯与帮助区别:审查行为人地位,若只是“票据经手人”或下属,应评估其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以区分主犯、从犯(刑法第26条、第27条)。参考韩国判例:发票罪的主体不局限于“票据中间商”【75†L55-L57】;国内对从犯应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行刑衔接与比例原则:如果案件中有行贿、责任归属等复杂因素,注意区分是否应从行政立法、税务管理角度先行解决。强调“重大原则”:对涉案违法数额轻微、主观动机非偷税目的者,应用刑法谦抑,参考司法解释不予定罪的情形【18†L9-L15】。
从法理上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既涉及传统税收刑法的逃税成分,也涵盖骗取国家财产的欺诈成分。根据陈兴良教授“逃税与骗税法理界分”,本罪的体系定位应聚焦“是否履行纳税义务”这一第一性原理,审查其是否落入“控权之辩”的调整范围【1†L63-L71】。中国法律对虚开专票的规范既有刑法独立罪名,也通过司法解释予以限缩,体现了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原则。全面梳理国内法条、司法解释及学理后,并参照各国制度,可以形成如下核心分析模型:
只有行为落入刑法第205条及法释〔2024〕4号第10条规定的虚开情形,达到第11条规定的数额或情节标准,且不属于“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排除情形,才可认定为本罪;税款损失及无法追回数额主要影响情节认定与量刑,而非基本犯成立的唯一门槛。
律师在辩护时,须从交易实质、税务追缴情况、行为人意图等多个维度设防,以维护税法救济优先、刑罚限于严重犯罪的原则。
作者:庄玉武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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