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被带走那天,办公室隔壁的打印机还在响。
下午三点三十三分,两个穿制服的站在他工位边上,声音不大,全办公室都听见了。
“周建国,跟我们走一趟。”
老周正在填一张入库单。笔没放下,人先站起来了,手在裤腿上蹭了两下,很轻地说了一句:“我把这张单子填完行不行,差一个数。”
那个人说不行。
老周就把笔搁在桌沿,笔转了两圈,掉地上,滚到我脚边。他没去捡。
我从工位上站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周跟我隔一个过道坐了六年,平时话不多,中午带饭,饭盒是那种老式的双层不锈钢,盖子拧太紧,常让我帮着开。他手指头粗,拧小盖子费劲。
他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那张桌子。桌角上贴着一张他孙女的照片,一岁多,穿着红棉袄。
就这一眼,我到现在想起来还不舒服。
那天的原因,办公室里第三天才传明白。
不是打架,不是账上的事,是欠钱。欠了二十六万。
二十六万这个数字,我后来反反复复听人念了很多遍。
老周在我们这家做建材批发的公司干了九年。仓库、发货、跑腿、带新人,什么都干。一个月到手六千二,五险是按最低档交的。他今年五十七,头发白了一小半,早上七点四十准时到,是开门的那个人。
他欠钱的事,最早是老板先知道的。
说起来也怪。老周欠的是他小舅子的钱,跟他老板八竿子打不着。可债主找不到人,就一个个打电话,打到公司来了,一天能有七八个。
老板姓何,四十来岁,脾气急,讲究面子。他办公室的门是玻璃的,隔着玻璃能看见他在里面走来走去打电话。
那天下午,何老板把老周叫进去谈了四十分钟。
玻璃门没关严,缝里有声音漏出来。
我听见何老板说:“你在我这儿上班,追债的电话打到我手机上,你让我这公司还开不开了?”
老周没吭声。
何老板又说:“我给你两个月,你把这事处理利索。处理不了,你别怪我。”
老周出来的时候脸是灰的,坐回工位,把桌上那杯凉了的茶一口喝完,杯底茶叶渣子糊在嘴上,他也没擦。
后来我才知道那四十分钟里说了更难听的。
是一个当时在场的会计跟我说的,她说何老板拍着桌子讲了一句:“你这种人我还敢用你?你连自己家的事都摆不平,我仓库里几十万的货我能放心交给你?”
老周回了一句,声音很轻:“何总,我没动过公司一颗螺丝。”
何老板说:“你现在没动,以后呢?”
这话狠。老周当时就没再说话了。
其实老周那二十六万,不是拿去乱花的。
他小舅子在县城开了一个小厂,做那种工地用的简易脚手架,前几年行情好,扩了两个车间。老周把家里攒的十几万借出去了,又帮着从亲戚那儿凑了八万,自己还在手机上给他担保借了五万。
那是二零二一年冬天的事。
结果第二年开春,小舅子的厂子出了事故,一个工人从架子上摔下来,赔了一大笔钱,厂子跟着就停了。
小舅子跑外地去了,电话能打通,人见不着。老周成了那个被找上门的人。
因为担保是他签的字。
那些借钱给老周的人不认小舅子,只认老周。过年的时候有人堵到他家门口,他媳妇在楼道里跟人吵,吵到最后坐在楼梯上哭。
老周没跑。他一个月六千二,硬是从里面抠出钱来还。
每个月十五号发工资,他当天下午就去银行。最少的时候还过一千五,最多的一次还过三千,是那年年底发了四千块年终奖,他自己留了一千。
他跟我说过一次,就一次。
我们俩在库房后面抽烟,他说:“小陈,我现在一个月就能还这么点,人家也骂我,我也认。我得让人看见我还在还。”
他把烟头在墙上摁灭,摁了三下才灭。
“只要我还在还,这事就还没死。”
这句话我记到今天。
有一段时间老周的日子过得抠到让人难受。
中午别人点外卖,他带饭。饭盒里常见的就是炒白菜、炖土豆、咸菜,偶尔有一小块肉。他吃得很慢,把米粒一颗一颗扒干净。
有一次公司聚餐,人均一百二的那种,他说家里有事没去。后来我在楼下小卖部看见他买了一包三块五的饼干,坐在花坛边上吃。
我买了两瓶水过去,给他一瓶。他接了,说谢谢,又说了一句:“这个月还了两千,剩一千四百八,扛得住。”
一千四百八,他要过一个月。房租八百,水电燃气,剩下的就是饭钱。
那阵子他瘦得厉害,工服的腰那里空出来一圈,用别针别着。
就这么还了快两年,二十六万还剩下十九万多。虽说慢,但每个月的钱都在动,债主那边也有人松口,说老周这个人还算实在。
事情坏就坏在何老板那一手。
何老板后来找了律师,把老周起诉了。
为什么起诉?我听会计说,是因为何老板自己也有一笔货款收不回来,打官司需要材料,顺手把公司这几年的用工、社保一起捋了一遍,发现老周在外头有被执行记录,怕牵扯到公司,干脆先下手为强,走个强制执行,把关系切干净。
还有一个说法,是何老板嫌那些追债电话烦。走完程序,法院直接扣工资,钱从公司账上划走,债主就不来找他了。
这个说法我没法证实。
反正二零二三年的秋天,法院的判决和执行通知下来了。
老周每个月工资里,除了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那部分,剩下的全部划走还债。
算下来他到手一千二百多。
就是从那一个月起,老周变了。
第一个月工资条下来那天,他坐在工位上看了很久。那张纸他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三遍。
然后他笑了一下,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行啊,那就这样吧。反正还不上,挣多少扣多少。我还费那个劲干啥?”
那天下午他就没干活。第二天迟到四十分钟。
第三个月开始,他把中午的饭盒扔了,天天跟我们一起点外卖,二十几块的盖饭,眼睛都不眨。
有人劝他:“周哥,你省着点。”
他说:“我一个月一千二,我省出一百,也就一千三。你说这一百块钱对那十九万有啥用?”
这话没人接得上来。
更让人难受的是后头。
他开始跟人借钱。今天跟这个借二百,明天跟那个借三百,说发工资还。发了工资他还真还,还完了再借。
有一回他找我借五百,说孙女过生日,想买个会走路的娃娃。
我给了他五百,说不用还。
他把钱塞兜里,说了一句:“我记着。”
过了十来天,他真还了。我不知道那钱是从哪挤出来的。
还有一回,他在仓库里睡着了。下午两点多,货等着发,他躺在纸箱堆上打呼噜。
何老板冲进去把他摇醒,当着五个人的面吼他:“周建国你摆什么烂?”
老周坐起来,把身上的灰拍了拍,说了句:“何总,我一个月挣一千二,你让我给你拼什么命?”
何老板脸都紫了。
“你要是不想干,你可以走。”
“我不走。”老周说,“我走了这一千二也没了。”
那天没人再说话。仓库里就剩电风扇转的声音。
老周不干活,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干。
轻的活他干,重的不碰。带新人他带,反正动嘴。让他加班,不行。让他周末来卸货,不行。
以前他是全公司最愿意加班的那个,一个班五十块,他抢着上。
现在他说:“加一个班五十,加了也是给法院加的,我图啥?”
他这话传出去,公司里分成两拨人。
一拨说他可怜,五十七了,被小舅子坑了,被老板一刀切了,换谁谁不躺平?
一拨说他不是东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家法院扣你工资是按规矩来,你倒有理了?
我们部门有个小李,三十出头,站第二拨。他说得很冲:“周师傅这叫赖。有钱点外卖没钱还账,什么人啊。”
老周听见了,没生气,回头跟他说了一句:“小李,你一个月六千,你还剩一千二,你试试。”
小李说:“我又没欠钱。”
老周说:“对,你没欠。所以你不知道。”
那天之后小李再没搭过话。
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个疙瘩。
因为老周躺平之前,是他自己在撑。没人逼他还那二十六万,法院判决之前,那些债主也没一个起诉他,都在等他慢慢还。
是他老板那一纸申请,把他最后那口气给打散了。
可他老板冤吗?也不冤。
会计跟我说过一件事。何老板那阵子确实被追债电话搞疯了,有一天来了四个电话,其中一个打到了财务室,说他再不管,就上门来公司拉货。
公司里三十几号人,货值几百万,何老板怕。
老板怕的是风险,老周恨的是断了他的路。
你说这事谁对?
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得说说。
老周的媳妇,姓刘,在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三千出头。
老周躺平以后,家里就靠她。
有一回我在小区门口碰见她,她拎着两袋子打折的菜,人瘦得颧骨都出来了。
我问她周哥最近咋样。
她停了一下,把袋子换了个手,说:“小陈,我跟你说句实话。以前他一个月还两千,我心里还有个盼头。现在他这样,我也不知道盼什么。”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看着马路对面。
“他也不是坏人。”她说,“他就是累了。”
说完她就走了。两袋子菜,一袋是土豆,一袋是几根蔫了的芹菜。
我站在那儿,想了很久。
再往后,是去年冬天。
十二月十几号,很冷,早上零下七度。老周没来上班,八点没来,九点没来。
电话打不通。
中午他媳妇打到我这儿来,问老周在不在公司。我说没有。
她说他一早说去上班,六点半就出门了。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下午两点多,人找到了。在城东那个公园,长椅上坐着,一个人。
是他自己给媳妇发的定位。
我跟着何老板过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那儿,脚边放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两个馒头,一个没动,一个咬了两口。
他看见我们,也没站起来,就说了一句:“今天太冷了,我不想干了。”
何老板那天没吼他。
何老板蹲下来,跟他并排坐在长椅上,坐了好半天,说了一句:“周哥,我那头是我急了。”
老周没说话。
何老板又说:“可你那二十几万,我也不可能替你还。”
老周这时候才开口:“我没让你替我还。”
“那你现在这是干什么?”
“我就是不想干了。”老周说,“何总,我这辈子没欠过谁的钱,这一回我认。可我现在挣一块扣一块,我干活也是这个数,我不干活也是这个数。你让我怎么办?”
风刮过来,长椅旁边那棵树上的枯叶哗啦啦响。
何老板掏烟,给了老周一根。老周接了,两个人点了烟,谁也没看谁。
我站在两三米外,冻得直跺脚。
后来的结果说不上结果。
何老板没开除他。
工资那块,何老板找了个懂行的人问了问,说是有一些补贴、加班费、全勤奖这一类,是可以不算进执行范围的。走了一番手续,老周到手能多个六七百。
六百多块,能干什么?交个水电,买点菜,给孙女买个娃娃。
老周接了这个方案。他没有回去像以前那样拼命,但活干得比以前多点了。中午还是点外卖,不过开始点十八块的,不是二十几的。
他还欠着十九万多。
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自己跟我说还了三千多,因为执行那边有个什么阶段性方案。他说得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没敢多问。
今年开春,公司搬仓库,整理旧物,我在库房最里头那个铁皮柜子里翻出来一个本子。
是老周的。一个一块五的那种塑料皮笔记本,红的,角上磨白了。
本子上记的全是账。哪天还了谁多少,欠谁多少,后面还有几行字,是他自己写的“还差十九万四千六”。
最后一页的时间是去年十一月。
那一页上只写了半行字,字歪歪扭扭的:
“今天没还。”
后面空着,一直空到现在。
我把本子给他送过去。他接过来,翻了一页,合上,塞进工服口袋,说了句:“这个不用记了,法院记着呢。”
然后他就去搬货了。搬的是轻的那种纸箱。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工服后背上一圈汗印,腰那里别着的那根别针不见了,衣服松松垮垮的,人更瘦了。
门口停着他那辆旧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中午没吃完的半个馒头。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一天要是何老板没去申请那个强制执行,老周现在是不是还在一个月两千地还,还在花坛边上吃三块五的饼干,还在跟我说“只要我还在还,这事就还没死”。
也说不清老周现在这样,到底算是想开了,还是彻底垮了。
十九万四千六,他今年五十七,按一千二一个月扣,扣到死也扣不完。
可他还是每天七点四十到公司,还是第一个去开门。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本来咬着牙在撑,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句“挣多少扣多少,我还费那个劲干啥”,你们觉得是赖,还是实在没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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