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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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囤,出了这厂门,你就当我没来过。”
1994年7月,那间出租屋潮得能拧出水。三十六岁的沈玉屏背对着我系扣子,话平得像一碗没放盐的汤。
那年我二十二,北方农村来的,进了永昌电子厂,流水线上一天站十二个钟头。
厂里兴“搭伙”,男的女的凑一间屋省房租,嘴上叫“临时夫妻”。
我跟她搭了伙,她大我十四岁,手快话少,夜里睡觉总把我搂得死紧,像抱着个怕丢的东西。
我们的生活很和谐,我从一开始的面红耳赤到现在的如鱼得水,她功不可没。
五个月,我当她是苦命女人。
她当我是什么,我一直没弄明白。
十一月的清早,我下夜班回屋,门虚掩着,铺盖卷没了,人也没了,肥皂味还没散。
追到巷口,一辆黑色轿车正从厂门口拐出去,车窗降下一条缝,我看见她坐在里头,那点神色,是我五个月里没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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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是被一辆拉猪的车拉进城的。
中介姓黄,嘴甜得很,说永昌电子厂包吃包住,一个月四百二,加班另算,干得好了年底还有奖金。
我信了。
八块钱介绍费交上去,爬上车才看见车厢里挤了十一个人,脚边还堆着两袋豆粕,那味儿冲得人睁不开眼。
车走了两天两夜,我吐了三回,把从家里带的六个煮鸡蛋吐出去俩,蹲在车尾心疼了半天。
到厂门口是晌午。
铁门刷的绿漆掉了大半,露着底下的锈红。
门里机器嗡嗡响,像墙里头关着一窝蜂。
门口立着块水泥牌子,“永昌电子厂”五个字,右下角那个“昌”字补过红漆,补得歪。
铁门外蹲着几十号人,都是等招工的。
行李卷靠着墙根,一人脚下一个搪瓷缸,缸里泡着干粮。
招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拿个小本子,一个一个叫过去,让人把手伸出来给她看。
看手指头,看指甲缝,看手心。
我前头那个小子,手上茧子厚,被她刷下去了,说“太硬,干不了细活”。
轮到我,我把手伸出去,她捏了捏我指节,又翻过来看我掌心,说:“手粗,倒是稳。”
就这四个字,把我留下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女的也是车间的,那天是替老麦出来挑人。
厂里缺的是插件工,挑人先看手——手要稳,心要静,坐得住。
黄中介把我们十一个人领进一间小平房,收身份证,收押金,一人三十。
我兜里剩四十块零七毛,那七毛是路上买水找的。
我说能不能少交点,他说这是规矩。
我说那我就不干了,他说行,回去的路费自己掏。
我掰着指头一算,从城里回柳树屯,光车票就得三十七块。
我认了。
交完押金,去食堂后头领东西:两身蓝工装,一个铝饭盒,一双解放鞋。
鞋是估着码发的,我领到四十二的,穿上顶脚,走路像踩着两块砖。
宿舍在厂区西头,三层楼,一间屋塞八个人。
管宿舍的工头姓麻,脸上一片麻子,都喊他麻六。
他翻着我的条子,抬了抬眼皮:“新来的,床位费十块。”
我说押金都交了。
他说押金是押金,床位费是床位费,厂里出房子,不出铺板。
我兜里就剩十块零七毛。
这十块是我留着买牙膏肥皂、万一头疼脑热买片药的。我站在那儿没动。
麻六把条子往桌上一拍:“不交就睡车间走廊,料架子底下有空。”
那天晚上我真睡了走廊。
水泥地,凉,翻个身能听见老鼠在料箱里跑。
我把工装垫在身下,两身衣裳抱在怀里当被,蚊子围着耳朵转,我一巴掌一巴掌地扇自己脸。
第二天一早,我蹲在厂门口啃干粮。
从家带的玉米面饼子,硬得能敲核桃,我对着水龙头往下咽。心里头盘算着,干满一个月拿了钱就走,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
这时候有个人在我跟前站住了。
一双解放鞋,鞋帮刷得发白,裤脚卷到脚脖子上,脚踝细,骨节分明。
我抬头,看见一个女的,三十六七的样子,短发,别着一根黑卡子,眼底下有点青,脸上没什么表情,一手拎着蓝布包,一手端着个搪瓷缸。
她把缸子往我面前一递:“喝口水,别噎着。”
我没接。
我这人有个毛病,越是落难的时候越怕人可怜。
她也不恼,把缸子放我脚边,又从包里摸出半个白面馒头,搁在缸盖上。
“后巷有间屋,”她说,“我租的,一个月十五。一个人扛不住。你要搭伙,摊七块五,水电对半。”
我抬眼看她:“你图我啥。”
“图你一身力气。”她说话不快,每个字都搁得稳,“煤气罐我扛不动,半夜屋后头有动静,我一个人不敢开门。”
我说我没钱,押金交完了,床位费都交不起。
她说:“七块五先欠着,发了工钱再给。”
我盯着她看了半天。
一个女人,三十六七,单身在厂里做了不知道多少年,主动来找一个小伙子搭伙。
这种事在这里不算稀罕,厂里厂外多的是——男的出力气,女的管饭,谁也别问谁的从前,散了就散了,叫“临时夫妻”。
我心里打了个突,还是站起来了。
人穷到睡水泥地的时候,脸皮就不值钱了。
她住的那间屋在厂后巷,本地人盖的两层小楼,一层四间,她住最里头那间。
推门进去,一股皂角味。
屋里一张木板床,一张竹榻,一个煤油炉,一口铝锅,墙上钉着块塑料布挡灰。
床收拾得利索,被子叠成方块。
“你睡床。”她说。
“你睡床。”我说。
“我个矮,竹榻够。”
“我个大,竹榻短,我睡地上。”
她把蓝布包往竹榻上一放:“梁满囤,你别磨叽。你睡床,我睡榻,中间拉根绳,挂块布。”
她叫得出我的名字。
我还没跟她说过我叫啥。
她抬了抬下巴,指了指我胸前别着的入厂条,那上头有名字。
她姓沈,工牌上印着两个字:沈屏。
车间里都喊她屏姐。
那天晚上她烧了一锅热水,倒进盆里,说洗洗,路上带的土都得洗掉。
她背过身去收拾灶台,我脱了衣裳洗,水凉得快,我搓得急。
她一直没回头。
我躺在那张床上,闻着皂角味,听巷子里狗叫,心里头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她图我啥。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在厂门口站了不止一会儿。
第二天进车间,我才知道自己是个“插件工”。
传送带从眼前过,板子一块接一块,我的活儿是拿镊子把电阻电容插进孔里,插完推给下一个人。
头一个钟头还跟得上,第二个钟头眼睛花,第三个钟头手指头发抖,插错一块,板子上亮了红灯,组长在后头敲桌子。
屏姐就在我斜对面,隔三个工位。
她手快得不像话,别人插一块,她插一块半,镊子在她手里跟长上去的一样。
她不抬头,可我每插错一块,她那边就“啧”一声。
中午吃饭,她把饭盒推给我:“你这手,跟熊掌似的。”
我说我在家刨地、扛麻袋,没干过这么细的活。
她说:“细活不靠手,靠气。憋着一口气插,插完再喘。”
我试了,真管用。
她教我用镊子,说别捏死,捏死了手僵。
她把手覆在我手上,让我跟着她的劲走。
她的手比我凉,指头细,捏着我手背往下压。传送带过去三块板,我才回过神。
那天晚上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铺在桌上,拿圆珠笔写:房租对半,伙食对半,工钱各管各的,谁的箱子谁自己锁,谁的东西谁自己收。
写完推给我看:“按个手印。”
我说这又不是分家。
“日子长了,账不清,人就散。”她把印泥盒推过来。
我按了。
那会儿我觉得她这人怪,搭个伙还立字据。
她按完把纸折起来,夹进一本旧账本里。那账本我瞥过一眼,密密麻麻都是数,一页一页,字小得像蚂蚁。
那阵子我一天插两千多块板,晚上回屋,手指头伸不直,捏筷子都打滑。
她烧一壶热水,倒在盆里,让我把手泡进去,说泡开了再睡,不然明天更僵。
我泡着手,她坐在竹榻上踩缝纫机。
那台缝纫机是蝴蝶牌的,漆掉得七七八八,踩起来哐当哐当,夜里听着像有人敲更。
她把我的工装摊开,剪子咔嚓咔嚓,把袖子剪短两寸,再拿机器走一圈。
“厂里发的衣裳都一个码,”她说,“你肩膀宽,袖子长,插一天件,袖口先磨破。”
我站着让她量肩。她的手从我肩膀捋到胳膊肘,隔着一层布,那股劲不轻不重。
量完她退开半步:“肩宽一尺五。”
我说你连这都能量出来。
她说:“干我们这行的,眼睛就是尺。”
那阵子我一天站下来,脚底板肿得像发面。
她半盆热水兑上凉水,让我把脚泡进去,说“脚泡透了,人就不飘”。
水太烫,我脚刚伸进去就缩回来。
她蹲下去,拿手背试了试,又兑了半瓢凉水,才让我踩进去。
那一盆水,泡得我眼皮沉。
她坐在竹榻上,就着灯看我泡脚,忽然说:“梁满囤,你这鞋是四十二的吧。”
“嗯。”
“你脚是四十三的。”
我没吭声。
我这双解放鞋是从别人手里匀的,鞋小一码,脚趾头挤在一块,一天站下来,脚趾头麻得没知觉。
第二天她拿来一双自己纳的布鞋,鞋面是旧衣裳改的,硬,可脚趾头能伸开。
头半个月,我睡床,她睡竹榻,中间拉一根尼龙绳,绳上挂块洗白了的床单。
夜里翻身,床单晃,晃出一条缝,缝里能看见她侧着身子的轮廓。
入秋以后夜里凉,竹榻短,她缩着睡,膝盖顶着下巴。
我睡不着,说屏姐你上床睡,我睡榻。
她说不用。
第二天半夜我起来解手,回来直接把她的被子抱到床上,人往竹榻上一躺,脚脖子露在外面。
她醒了,坐在床边看我半天,说:“你这人,犟得跟石头。”
那一晚她睡床里侧,我睡外侧,中间没拉绳。
我睡不着,她也没睡着。
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那个老钟的秒针转动。
她翻了个身,面对着我,我看向她,在她的眼底看到了一丝犹豫。
过一会儿,她的手伸过来,搭在我腰上,就那么搭着,没动,却向火一样烧透了我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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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敢动。
我那年二十二,血气方刚,可她那只手搭上来,我心里头不是那个念头,是别的——说不上来,像有人在你冷的时候递了件棉袄,你还怪不好意思穿。
后半夜我迷迷糊糊,觉着她整个人翻过来,把我抱住,抱得死紧,脸埋在我肩膀上,说了句:“阿昌,别走。”
我一下清醒了。
天亮她先起,洗脸烧水,跟没事人一样。
我端着缸子问她:“阿昌是谁。”
她手一停:“做梦说胡话,你也当真。”
她做饭有她的手艺。
煤油炉上架一口铝锅,猪油渣炒白菜,白菜帮子切得斜,油渣炸得焦,出锅前撒一把葱花。
米饭掺红薯,一锅出两碗,她一碗我一碗,把碗底那点锅巴刮给我,说“你牙口好,你嚼”。
有一回赶货,车间加班到后半夜。
我回屋时腿是软的,推门看见桌上搁着一碗面,上头卧了个荷包蛋,碗外边裹着她的棉袄,还热着。
她睡在竹榻上,被子盖到下巴。
我把面吃了,汤也喝了。
洗碗的时候,我把水弄得响了一点,她在被子里说了句“锅里有热水”。
那阵子我才明白,什么叫搭伙过日子。
我给她挑水,两桶,从巷口的水站拎回来,一趟一百来步,一天四趟。她给我补袜子,袜底加两层布,纳得密,我穿着能多跑半年。
有一回我搬料扭了腰,直不起来。
她让我趴在床上,把热毛巾敷在我后腰上,手掌从肩胛骨一路按下去,按到腰那儿停住,说“这儿硬得跟石头”。
她的手在我腰上停了一停,像是犹豫,没一会儿又像下定决心,缓慢移了下去,我的脸通红,不敢看她。
后来,她收回手,去拧毛巾。
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没敢出声。
厂里人开始议论。
食堂里有人挤眉弄眼,说梁满囤找了个“老姐姐”,话说得不干净。
有一回我端着饭盒走过去,那几个人就不说了。
我把饭盒往桌上一放:“谁嘴闲,出来说。”
没人接话。
发工钱是每月八号。
头一个月我应得三百八十六,扣伙食三十,扣床位费十块,到手二百九十八。
我数了三遍,第三遍火就上来了。
会计说,麻六报的“报废扣款”三十六块,还有“工具损坏”十二块,说我镊子弄弯了。
我冲进车间找麻六。
他靠着料架抽烟,脚边一堆废板子。
“麻六,我这钱扣得没道理。”
“没道理。”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摁,“你插错一百四十七块板,报废率全车间第一。”
“那是头一个星期。”
“头一个星期就不是厂里的板了。”
我说那镊子,你发给我的时候就是弯的。
他伸手推我肩膀:“你小子跟我讲道理。”
我一躲,后腰撞在料架上,铁皮划开一道口子,血渗出来,把工装洇了一小片。
围了一圈人,没人吭声。
麻六还要上手,这会儿屏姐从工位上站起来。
她走过来,手里拿着那个蓝皮本子,车间的领料账。
她翻开,指着一页:“十一号这车锡条,领了六十公斤,入库四十二公斤。差那十八公斤,你让谁吃了。”
麻六脸白了一层。
她合上本子:“他那一百四十七块板,八十三块是料不好,锡温不够,虚焊。你报报废,报他的名。这钱扣得不合规矩。”
麻六嘴硬:“你算哪根葱。”
她把本子往他胸前一拍:“我算哪根葱不要紧。这本子明天到老麦桌上。”
麻六盯着她看,火气忽然就下去了,嗓子软了八度:“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天下午,老麦把我叫去,扣的三十六块补给我,镊子换了新的。
老麦抽着旱烟,看了我一眼:“以后有事,别自己往上冲。”
出门我追上她:“你怎么知道那批锡条少了十八公斤。”
她说:“我天天过磅。”
“你还管过磅。”
“我以前在别的厂做过统计。”
她眼睛看着前头,没看我。
我心里头打了第一个结。一个做统计的,为什么跑到流水线上插板子。
隔了两天,麻六带了俩老乡在巷口堵我。
喝了酒,脸红脖子粗。
“梁满囤,你小子挺能耐。”
他拿手指头点我胸口,“找个老女人搭伙,丢不丢人。她那屋你睡得踏实,她夜里怎么疼你,你跟我们说说。”
我把他手指头拨开:“你嘴干净点。”
他往我脸上啐了一口:“一个外来的,敢跟老子横。”
我一拳打在他腮帮子上。
他往后趔趄两步,坐在地上。
他那俩老乡扑上来,我抡起手里的铝饭盒,砸在一个人的肩膀上,饭盒盖子飞出去,滚到墙根。
巷子口一下静了。
她站在巷口,手里还拎着刚买的豆腐。
她看看地上的人,又看看我,说:“满囤,回去。”
麻六坐在地上骂骂咧咧,抬头看见她,把后半截话咽了。
那一晚她给我擦后腰那道口子,拿棉花蘸热水,轻得很,擦到边上我就抽气。
“麻六这人,你以后躲着。”她说。
“他怕你。”
她手上停了一停:“他不是怕我,他是怕账。”
那会儿我没听懂这句话。
我以为她说的是厂里的账。
第二天我进车间,我那箱板子被人踹翻了,料撒了一地。组长过来,二话不说扣我半天工。
我攥着拳头要找麻六,她把我摁在工位上:“你要打,打完这厂你就待不成了。”
晚上她把那本蓝皮账放到我面前,翻到一页:“抄。一个数一个数抄。”
我抄到半夜,手指头磨得发红。抄完她问我:“看出什么来了。”
“锡条领得多,进得少。”
“还有呢。”
“料钱报的价,比市面上高。”
她把账本合上:“明天你跟我走。”
第二天她带我去老麦那儿,把抄的那张纸放在桌上。老麦看了半天,把烟点着,抽了一口:“麻六这小子,胃口越来越大了。”
那月月底,麻六被调去看仓库。
工友大刘在背后嘀咕:“梁满囤这小子命好。”
我没接话。
我心里明白,不是我命好。
这话后来传得更难听。
食堂里有人端着碗,故意从我背后走过去:“人家有靠山,插错板子也有人补钱。”
我把碗往桌上一磕:“我插错多少块,报废单子贴在墙上,你自己去看。我哪一块是白补的。”
那人端着碗走了,走的时候还笑。
那天回屋我憋得慌,坐在门槛上不说话。她洗完衣裳,把盆往墙边一靠:“嘴长在别人脸上,你堵不住。你把活儿干到他们没话说,就没人说了。”
我说:“他们说你。”
“说我什么我不在乎。”她把盆扣在墙根,“我在乎的是你往后在这个厂里站不站得住。”
日子一天天过。
周日赶集,我扛米,她挑菜。猪头肉三块五一斤,她切半斤,用荷叶包着,回来切成片,撒盐。
我一口能吃三片。
她给我补袜子,纳鞋底,缝纫机踩得哐当响。
我给她挑水劈柴,帮她扛煤气罐。
厂里人后来也不议论了,食堂里谁见了我都点个头,像看一对正经夫妻。
入秋前,我攒了三十块,去镇上给她买了个发卡。
塑料的,红的,摊上摆得花花绿绿,我挑了个最素的,两块钱。
回屋我塞给她。
她拿在手里看了看:“我这么个岁数,还戴这个。”
第二天早上,她别在头上了。
她还给我剪头发。
厂门口有理发摊,五毛一次,她嫌人家剪得像个倒扣的瓢。
她拿剪子在我头上比划:“别动。”
剪子贴着耳朵响,我坐着不敢喘。
剪完她退两步看,说行了,像个人了。
她又给我做棉鞋,量我的脚,说:“你这脚四十三的,穿四十二的鞋,脚趾头都挤一块了。”
说完自己先笑。
她笑起来眼睛弯,眼角褶子一层一层,跟平时那个没表情的人不像一个人。
那天她一边纳鞋底一边哼小调,我听不懂唱的什么,调子软,像哄孩子。
我问她哪儿学的。
她说:“以前听的。”
那阵子我琢磨明白一件事:她不是天生话少,她是把话都省下来,攒着劲儿过日子。
可我也有憋不住的时候。
有一晚我问她:“你老家在哪儿。”
她正在洗碗,手停了半下:“南边。”
“南边哪儿。”
“一个小地方,说了你也不知道。”
“你以前在哪个厂。”
“好几个。”
“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把碗摞起来,转过身看我:“梁满囤,咱们说好的,谁也别问谁的从前。”
我一句话都顶不上来。
那天我摔门出去,在巷子里转了一个多钟头,回来的时候门没插,桌上留着饭,用碗扣着。
我坐在床沿上吃那碗饭。
她从竹榻上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我知道她没睡。
我娘来信,说家里凑不上我弟的学费,让我寄点回去。
我攥着信坐在门槛上发愁,手里就五十块。
她从灶台那边过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三张十块的,压在我手里:“先拿去。”
“这钱我不能要。”
“借你的,发工钱还我。”
我寄回去了。
过了一个月,我娘又来信,说学费不用寄了,学校那边说交过了。
我娘不识几个字,让村里代写的,信上写“会计说有个南方口音的女同志来交的,交了两年”。
我念给她听。她正坐在床边纳鞋底,锥子扎进布眼里,一下一下,头都没抬。
“许是学校记错了。”她说,“这种事多了去了。”
我把那封信叠起来收进箱底。
心里那个结,又紧了一圈。
入秋那天停电,整条巷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她点了根蜡,坐在床边给我钉扣子。
烛火在她鬓角上跳,那根黑卡子别着的一缕头发垂下来,扫在她脸上。
我看着,伸手把那缕头发给她拨到耳后,指头擦过她耳朵。
她的手停了,没抬头。
我凑过去,亲了她。
她没躲,也没迎,就那么让我亲着。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搭在我后脖子上,轻轻按了一下,又松开。
“满囤。”她嗓子有点哑,“你今年二十二。”
“我知道。”
“我三十六。”
“我也知道。”
她没再说话,伸手把蜡吹了。
黑地里,她把手伸过来,我把手递过去,两个人握着,握了很久,谁都没动。
外头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车铃响了两声。
入秋后,巷口停过两回车。
头一回是辆黑色轿车,漆亮得能照见人。
我下夜班回来,看见她站在车边,跟一个穿皮鞋的男人说话。
她看见我,脸一下就变了,往墙根退了半步,冲我摆手,让我别过去。
那男人四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轻声,手里提着个牛皮纸包。
我听不清,只听见她说了一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车走了,她过来,把纸包塞我怀里:“给你娘寄回去。”
我打开,三千块。
我这辈子没见过三千块现钱。
“这钱哪来的。”
“我攒的。”
一个流水线女工,一个月四百二,攒三千,得不吃不喝攒八个月。她在厂里干了几年我不知道,可这钱来得不对。
她看我不说话,伸手把纸包拿回去,重新包好,塞进我枕头底下:“你寄,别问。”
从那以后她变了。夜里抱着我不撒手,白天话更少。
有一回我半夜醒,看见她坐在床边,就着窗外的路灯光看我,不知道看了多久。
“屏姐,你怎么不睡。”
“满囤,你打呼噜。”
十一月初那几天,她开始收拾东西。
屋里的东西一样样擦,缝纫机上了油,我的工装补了又补,补到袖口那圈线都换了新的。
我心里发慌,问她是不是要走。
她把线头咬断,抬起头看我:“满囤,出了这厂门,你就当我没来过。”
我以为她开玩笑,还笑,说你这是要上哪儿高就。
她没笑,端着盆出去倒水。
她走的前一晚,反常得像换了个人,原以为她会含蓄,会放不开,可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