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天津美院的老院长张世范推开杨村一中画室门的时候,朱老师正蹲在窗台边调一块灰颜色。
他手上没停,也没站起来,只抬头打了声招呼:“张院长,您先坐,我这儿马上好。”
画室里有十几个学生,全都不练笔了,僵在画架后面,大气不敢出。任谁都知道,今天来看我们画画的,是天津美术学院的院长。这间灰灰旧旧的教室,因为来了这样一个人物,突然显得比平时更破。
我坐在最后一排,手指上全是铅笔灰,紧张得连排线都拉不直。
张世范没坐。他绕着教室走了一圈,在每块画板前停留几秒,最后停在窗户边,看了一眼朱老师手里那块旧得发白的调色盘。他忽然开口:“广泉,放着画院你不去,在这儿一待就是这么多年,你就甘心?”
朱老师终于把笔放下了。他说:“这儿的学生,缺的就是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画。”
那时我才十六岁,还不懂这句话的分量。
我进这间画室,纯属偶然。高二分科,我选了文科,成绩不上不下,班主任觉得我考本科没戏,就把我塞进了美术组。我连素描都没学过,只知道画画能降分考学,背着个新画夹,迷迷糊糊走进了那间旧教室。
朱老师没问我会不会画。他递给我一根6B铅笔,让我画一个上午的鸡蛋。我坐在窗边,越画越觉得自己没用,好几次想撕了重来。
朱老师走过来,看了我的纸一眼,说:“鸡蛋不是白的,你看窗台上那块光,落下来的时候,最亮的地方其实掺了一点灰。”
他边说,边拿笔在我纸上补了两道。只是那两道,我盯着看了很久,突然觉得纸上的鸡蛋真的像被光照着了。
从那天起,我留下来了。
画室里的人后来都知道,朱老师是天津美院毕业的,他当年的老师,是爱新觉罗·溥佐先生。溥佐先生是清宗室出身,以画马闻名,朱老师的笔法里带着那一脉旧式的讲究。
可这样一个人,毕业分配时没有留校,也没有进画院,而是到县城来当了个中学美术老师。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问他,后悔吗?朱老师正在给我改画,手里的笔顿了顿,说:“我在美院学到的那些东西,总得有个地方去,你们就是那个地方。”
他说的那个“地方”,后来真的来了一批又一批人。
高二那一年,画室里先后来过好几位名家。没有横幅,没有排场,靠的是朱老师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一封一封地寄信,把人请过来。
溥佐先生来的那天,我记得最清楚。
溥先生那年事已高,穿一件深灰色中山装,被朱老师扶着走进画室,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才缓过劲。他看着面前那些十七八岁的学生,看了半天,忽然说:“广泉,你这屋里,比我当年读书时人还多。”
他那天没有讲高深的理论。只坐下,提笔给学生们示范了一幅画,画的是一匹奔马。收笔时他说了一句:“画画这条路,苦,但值得。”
那幅画后来就挂在画室正面墙上,挂了很多年,谁都不许碰。
张世范来的时候,已经是院长了。他没有示范,而是坐在椅子上,把学生们的画一张一张拿起来看。看到一张静物时,他问:“这是谁画的?”
一个男生站起来,满脸通红。张世范说:“你的形准,色感也好,加把劲,明年考美院有希望。”那个男生后来确实考上了天津美院。
之后,高振恒院长来教装饰画,杨德树教授来教线描人物,刘建强院长和吕云锁教授来,一个讲构图,一个讲油画技法。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的郑庆衡主任来讲白描,天津美协的胡崇礼先生、著名画家王复礼教授,也都先后进过这间画室。
每一次有人来,朱老师就坐在角落,像学生一样跟着听。他比画室里任何一个人都安静,也比任何一个人都认真。
我后来才渐渐明白,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把他在美院得到的东西,一点一点搬进县城。搬不动学问,他就搬人。
美术生要花钱。素描纸、颜料、画笔,还有去外地参加校考的报名费和路费,对一个县城家庭来说,都是不小的一笔数目。
高三那年,班上一个同学家里拿不出校考的路费,报名截止前三天,支支吾吾地跟朱老师请假,说不考了。朱老师没劝他,只问了一句:“你画到这一步,离校门就差一脚,你甘心?”
那个同学低着头不说话。
朱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推过去。里面是两千块钱。
同学的母亲后来专门来学校还钱,朱老师只留了一半,另一半说:“等他考上了,再还。”
我那时才意识到,朱老师自己并不是有钱人。他穿的西装,袖口磨得起了毛;他骑的那辆自行车,后座用来驮画板,车链子老是掉。可他对这些事,从不提起。
那年冬天,我们坐大巴去天津参加美术统考。天冷得出奇,朱老师穿着一件旧棉衣,在考场外面等了一整天。我们考完出来,每个人都冻得脸颊通红,朱老师站在路边,手里提着一大袋热豆浆,一人一杯递过来。
他什么都没问,只说了句:“手冻僵没有?”
我的豆浆还没喝,眼泪先掉下来了。
三个月后,录取通知陆续到了。我拿到天津美院专业合格证那天,以为自己会高兴得跳起来,结果第一反应是跑回画室,把那张纸拿给朱老师看。
朱老师戴着老花镜,凑过去看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声:“好。”
没说别的。但那个“好”字,他重复了三遍。我后来才知道,那一年杨村一中考上美院的学生,比前三年加起来还多。
后来我离开了杨村,画画,带学生,为生计奔波,很多年没有回去。
今年春天,我回老家办事,顺路回了一趟杨村一中,找到了那间旧画室。画室还在,窗户依然关不严。墙上赫赫挂着那些年的合影,有溥佐先生的,有张世范院长的,有郑庆衡主任的,还有几张已经泛黄,装裱的框子也旧了。照片里的朱老师,从黑发站到白头,身边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
他正靠在窗边的藤椅上午睡。桌上放着半杯凉茶,一本翻开的画册。我低头看了一眼,画册里画着一匹奔马,落款是他的名字。
那幅马,和溥佐先生当年留下的那幅,一个笔路,一脉相承。
我忽然明白,他不是不会画,也不是画不出名堂。他是把画留在了这间教室里,留在学生一张张考卷里,留在每年夏天从邮局寄出去的那些通知书里。
朱老师听见脚步声,睁开眼,认出是我,笑了笑:“回来了?手生没有?”
我说:“老师,我还画着呢。”
他点点头,目光望向窗外:“那就好。画画的人,别停笔。”
窗外,一个背着画板的学生,正从校门口走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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