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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二年的秋风,是从渭水上头刮过来的,带着一股子湿漉漉的凉意,顺着长安城的街巷一路钻,最后撞在未央宫的朱墙上,散作一片萧索。这一年,汉武帝刘彻四十七岁,坐在龙椅上已经三十五个年头了。帝国的疆域正像一张摊开的烙饼,越摊越大,匈奴的骑兵刚被撵回去,朝堂上下一片颂声,人人都说陛下圣明。可就在这看着太平的年景里,一场没头没脑的风暴,硬生生把一个叫司马迁的太史令卷进了命运的旋涡里。
事情的根子出在李陵身上。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带着五千步兵孤军深入匈奴腹地,撞上了八万骑兵的围堵,苦战八天八夜,箭射光了,粮食吃尽了,最后投降了。消息传回长安,满朝哗然,跟开了锅似的。武帝愁得吃不下饭,朝议的时候,群臣都瞅着皇帝的脸色说话,一个个义愤填膺,骂李陵贪生怕死。司马迁偏偏在这时候站了出来。
他本可以不说话的。太史令这官儿,说好听点是管天文历法、记录朝廷大事,说难听点就是个闲差,品级不高,俸禄也薄,朝堂上那些争来争去的破事,跟他八竿子打不着。可那天他鬼使神差地开了口。他说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又说五千步兵扛数万骑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这话搁在满朝的骂声里,就跟往火堆里泼了一瓢冷水,刺耳得很。更要命的是,他还补了几句带刺的话,大意是说那些坐在后方指手画脚的人,只知道保全自己和老婆孩子,哪儿体会得到前线将士的难处。
这话七拐八绕传进武帝耳朵里,味儿就变了。武帝正为战事焦心,又疑心司马迁是在借李陵的事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那可是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武帝一手提拔起来的外戚。于是龙颜大怒,把司马迁下了大狱。狱吏议罪,判了个“诬罔”,按律当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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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死刑有两条路:要么掏五十万钱赎罪,要么接受宫刑。司马迁家里拿不出五十万钱——他做太史令这些年,清汤寡水的,祖上也没攒下什么家业。朋友里头,有钱的不肯替他说话,肯说话的又掏不出钱。他后来在《报任安书》里写得明白:“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就这么着,一个三十七岁的中年男人,蹲在阴冷的牢房里,面前摆着两条路:死,或者接受宫刑。
宫刑在汉代是顶顶大的耻辱。孟子早就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宫刑直接断了生育能力,更别提身上挨的那一刀了。受过宫刑的人,走在街上都低人一等,死了连祖坟都进不去。司马迁在信里说:“诟莫大于宫刑。”他不是没想过死。死多容易啊,脖子一抹就完了。可死了之后呢?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嘱托还在耳朵边上转悠。司马谈是前任太史令,咽气前拉着儿子的手,说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四百多年,诸侯打来打去,史书记载都断了线,如今汉室兴盛,海内一统,我身为太史令却不能完成一部像样的史书,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你得接着做下去啊。
司马迁点了头。就为这一句承诺,他咬着牙活了下来。他后来写:“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挑了那条更难走的路——受了宫刑,活下来,把书写完。
出狱之后,他做了中书令。这官儿说起来比太史令还体面些,能亲近皇帝,可实际上不过是皇帝身边管文书的一个宦官差事。旁人拿什么眼光看他,不难想象。他在《报任安书》里说自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他忍了。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检石室金匮里的档案,查阅诸侯各国的史记,考订年代,整理异闻,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这一抠就是十几年。
后来流传下来的《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从黄帝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他把项羽写进本纪,把陈涉写进世家,给刺客、游侠、滑稽、日者、龟策都写了列传。他写刘邦的时候不藏着掖着,把那股子无赖劲儿照实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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