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周,公务员这个事,你不能去。”
县卫健局人事科办公室里,吴主任把一份协议复印件推过来。纸边发毛,折痕深得像刀割过。上面“周承志”三个字是我十八岁那年写的,旁边按着父亲的指印,红得发暗。
“面试通知下来了。”我说。
“下来了也不行。”吴主任手指点住其中一行,慢慢念出来,“服务期内,不得报考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国企。你考上了,也去不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其实这行字我早就读过,签协议那天就读过。只是那年我十八岁,以为这辈子用不上它。
我今年二十六岁,在太平镇卫生院干了三年。当年高考超一本线三十七分,志愿却只填了一栏——某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定向。班主任把我叫到走廊,问是不是填错了。
“没错。”我说。
我家穷。父亲在建筑队干了半辈子,腰落下毛病,还在硬撑。定向生免学费,每个月有补助,毕业了直接分配、有编制。那会儿,那不是一张协议,是一根绳子。我想上岸,就得抓住它。
签约那天在镇政府会议室。工作人员让父亲按手印,父亲按了一次,人家说取不到纹路。他拿食指在裤腿上蹭了蹭,又用力按了一次,红印子旁边,是父亲半辈子都没练熟的名字。
大学五年我过得比谁都老实。室友劝我考研,我说不行,协议上写得明白,服务期内不能考全日制研究生,也不能考全日制专升本。说白了,就是不能放下工作回教室念书。我认了。
毕业那阵子,我拿着报到证去报到。领到执业证书,我翻到执业地点一栏,白纸黑字写着:太平镇卫生院。也就是说,从那天起,我这身本事只能在乡镇和村卫生室用。
县医院、市医院,服务期内没有我的位置。想在县里换单位,要县卫健部门点头;跨县,两个县都得同意,还要报省里备案。我站在卫生院门口,第一次感觉到,协议不是一张纸,是围着我画了一圈的线。
太平镇卫生院不大,三楼,连我四个医生。来的多是老人,高血压、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头两年,我基本做三件事:开药、量血压、做心电图。晚上回宿舍,院子空荡荡的,手机信号时好时坏。
第一次考执业医师资格证,我挂了。刘院长从办公室翻出一盏旧台灯放在我桌上,往后值夜班少排我。第二年考过了,刘院长比我还高兴,晚饭喝了二两酒,说太平镇终于有个正经科班出身的大夫了。
我决定考公务员,是去年秋天的事。
工资到手三千七。父亲腰不行,从工地回了老家,老房子一到下雨天,墙角就渗水。我想过考职称、申请进修,可刘院长说过实话:“像我们这种地方,想往上,要么熬,要么有人。四十岁能调进县里,都算快的。”
那天晚上值完班,手机弹出一则省考公告。县医保局招临床医学专业,限基层服务满两年。我盯着屏幕看了十几分钟,最后还是报了名。
笔试成绩出来那天,我在宿舍来回走了很多圈。进面名单,第一。
我谁也没说。请了两天假,说去市里看病,其实报了面试班。晚上在宿舍背结构化面试的题到凌晨,白天照常出诊。那阵子瘦了五斤,精神却好得反常。
面试通知是周一到的。周二下午,县卫健局的电话就来了。
吴主任把协议复印件翻了一页,一条一条念给我听:服务期内,不得报考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国企;不得调动;不得脱产上学。我不能去面试。
就算我硬去了,后面政审、调档,县里随便卡哪一环,照样走不掉,还会在系统里记成违约。
“违约怎么算?”我问。
吴主任从抽屉里抽出一张打印好的表,念得很慢:“毕业不按规定时间报到,算违约;服务期内没干完就走,不管辞职还是被解除聘用,都算;拒绝参加培训、拒绝规培,也算。这是国家层面的三条底线。”
他顿了顿,又说:“省里还有加码的。有的县写得更明白,六年服务期满,医师资格证还没考下来的,直接按违约处理,培养费用全退,单位可以解除聘用。”
“考不下证也算?”
“最扎心的就在这。”吴主任说,“你以为熬到头就自由了,最后一关过不去,照样算违约。”
“那我这种情况,考上了公务员的……”
“你想走,就是中途退出。学费要退,违约金要赔。”吴主任拿笔在纸上写了个数字,“六万八。你五年学费加生活补助,按协议就这样。钱还不是最要紧的,档案里那笔记录,才是。”
“能不能申请批准,算正常流动?”
“你考的是公务员,不是调到医疗机构,县里没这个权,省里也没这个先例。”吴主任把纸推回来,“一切以你签的那份协议为准。你手上签的什么,就是什么。”
回太平镇的班车上,我坐了很久。窗外还是老样子,水泥路、小卖部、屋檐下晒太阳的老人。我掏出手机想给父亲打电话,翻了半天通讯录,最后按灭了。
刘院长还是知道了。他没骂我,把我叫到办公室,倒了杯水,隔着一张桌子抽了半根烟才开口:“小周,我知道你想走。你不该在太平镇养老。”
我没说话。
“你听我说完。”他把烟按进烟灰缸,“我干了三十年,见过三个违约的。头一个,毕业就没来报到,自己开了诊所,后来被单位告了,培养费、违约金、滞纳金,凑了快十万,档案上的事还没完。第二个,出去转了几年又回来求接收,说回来把年限干满,记录能修回来。单位收了他,可他赔出去的钱,一分没退。”
“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在隔壁县,跟你一模一样,考上了县里的编制,单位不放。他硬是去报了道,编制没办下来,原来的位置也没了。”刘院长看着我,“协议不是废纸。你想走,只能等它到期。上面写着服务期满自主择业,到时候没人拦你。可那一天,还没到。”
那天晚上,我终于给父亲打了电话。
“定下来了,我不去了。”
父亲沉默了很久,问:“怨不怨我?”
“不怨。”
“怨那张协议?”
我笑了一下:“不怨。字是我自己签的。”
挂了电话,我把面试资料从包里翻出来,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看了很久,最后锁进了抽屉最底层。
那之后半年,我比备考公务员时还用力地看书。刘院长说得对,证揣在自己兜里,才算自己的。我不想等六年期满那天,因为一张资格证,再被算一回违约。
我也想过,按协议里写的,称病,或者报名参军,申请暂缓履约。但每一条后面都跟着后半句:病好了,退伍了,日子一天也不能少,回来接着数。那不是出口,只是把线往后画了画。
我后来专门查过,各省的定向协议差别很大,违约金怎么算,哪一步算踩线,没有统一答案,全看你亲手签的那一份。后来有人问我签协议前要看清什么,我就回一句:先找到那行跟“违约”有关的小字,找到,读懂,再按自己的手印。这句话,是我拿一次面试机会换来的。
今年春节前,县里发了文件,全省的全科医学专业硕士可以报考,定向生经单位批准,签补充协议就能去读。刘院长把文件转给我,问我什么想法。
我算了算:读书那几年,不算服务期。读完回来,剩下的年限还得补满。那时候我大概三十三岁,再回太平镇把日子过完,就离四十不远了。
“去。”我说。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协议里就留了这么一条窄缝,虽然窄,但好歹是朝着外面的。也许只是不想往后的二十年,连试一下的念头都没有。
今年春天,我报了名。面试那天,我穿上买了好久的西装,坐上开往省城的班车。车窗外的太平镇还是老样子:水泥路、小卖部、路口等车的老人。不一样的是,这次我走的是协议里留的那条口子,堂堂正正的。
面试结果还没出来。不过我不太着急了。明天早上,卫生院的诊室照常开门,我还是周医生。
抽屉底层那份协议复印件,我没扔。背面被我写了一行字:不是苦的问题,是踩不踩线的问题。
这句话,是我从县卫健局回来的那天,在班车上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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