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把百官的俸禄重定了一遍。正七品的官,月俸米七石五斗,一年九十石。《明史·食货志》写完这一串数目,加了四个字:自后为永制。这四个字很重,从洪武二十五年到崇祯十七年,二百五十二年,七品官的俸额一次没动过,物价却翻了几番。
九十石米堆在一起是什么概念,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吃米二十石上下,九十石够四户人家吃一年。这九十石里还要扣掉一家老小、仆役、门房的吃用,真正落到锅里的没有账面那么整。洪武年间官俸全给米,知县到任,一年实领九十石,按月去仓里支,支的是米,不是纸。明初治官极严,俸薄,兑现倒是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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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即位以后,规矩改了。文武官俸米钞兼支,官高的支米十分之四、五,官卑的支米十分之六、八,只有九品、杂职、吏典还全支米。米和钞的比例,从此成了朝廷每年可以调的旋钮,官俸的数额写在会典里,官俸的成色写在每年的则例里。
《明会典》记永乐元年的则例:一品二品四分米、六分钞,三品四品米钞中半,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钞,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钞,每新钞二锭折米一石。一锭五贯,二锭十贯,账面上严丝合缝。七品官八成给米,看着比一品官划算得多,一个月的俸里只有两成变成纸。
官越大折钞越多,看着像照顾小官。真正的原因在米的总量上。一品官月俸八十七石,全国几百个高官的米加起来是个天文数字,朝廷的漕粮撑不住,只能从大数上先动刀。七品官一个月七石半,八成给米也就六石,省下来的那点米,对国库没有意义,对知县却是一家人的口粮。朝廷省下的是米,知县少掉的是饭,同一笔账的两头,轻重完全不一样。
宝钞的来历要说清。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法定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等于白银一两,等于米一石。这是一句承诺,承诺的背后没有准备金,印多少由朝廷定。钞面上画着钱串,写着告示,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赏格比钞本身值钱。
永乐年间的折俸官价是米一石折钞十贯,二锭新钞。官价十贯,市面上的钞早就值不到十贯,朝廷按官价折,官按市价花,中间那一截差价,由领俸的人承担。折色的口子一开,官俸就不再是一笔固定的收入,是一笔每年重新议价的收入。
仁宗即位,折钞涨到每石二十五贯,翻了一倍半。宣德八年,户部尚书胡濙主持户部,议定每石减十贯,又以十分为准,七分折绢,绢一匹抵钞二百贯。少师蹇义反对,说仁宗当年增数倍是仁政,不可违。胡濙不听,奏请皇帝照办。《明史》在这句后面写了六个字:而卑官日用不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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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钞的贯数越调越高,不是加薪。钞越印越多,一贯钞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朝廷要用更多的贯数才能折回一石米的账面价值。数字在涨,实物在跌,两条线反向走。看明代官俸的记载,只盯着贯数,会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折俸的东西不只有钞。永乐二十二年定,官俸折钞的部分改给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十六贯,苏木每斤八贯;宣德九年又改,胡椒每斤准钞一百贯。京官领俸,领回来的是几斤胡椒、几斤苏木,得自己扛到市上换成钱。俸禄发香料,这不是笑话,是折色制度走到极处的样子。
到成化年间,五十贯宝钞换不到一石米。九十石俸里七成折钞,六十三石按十贯一石折成六百三十贯,这六百三十贯在市面上只买得十二石米,加上两成多的实米,一个知县一年的俸,折成米不到四十石。名义九十石,到手四成,剩下那五成多,被钞值吃掉了。
万历年间的《明会典》把折俸算得更细,本色俸里一部分支米,一部分折银,一部分折绢,折色俸里一部分折布,一部分折钞。七品官一年算下来,折银三四十两,外加几百贯宝钞。几百贯钞在市场上值不了几钱银子,真正能用的,是那三四十两。这点银子还要按月摊,一个月不到三两,一顶像样的轿子都养不起。
三四十两银子要办多少事。一个县里有俸的官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几个人,六房书吏、皂隶、马夫、门子的工食银少得可怜,靠的是陋规。衙门要修,轿子要养,上任要应酬,过境的大员要招待,同僚的红白事要随礼。这些账,没有一笔写在俸禄里。一个县的衙门靠俸禄转不起来,靠陋规才转得动,这是明代地方财政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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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的工钱是另一笔。明代中后期,地方官聘幕宾已经成了惯例,刑名、钱谷、书启、征比四席,各管一摊。刑名师爷管案子,钱谷师爷管赋税,书启师爷管文书,征比师爷管催粮。束脩由官自己出,一个刑名一席一年数十两,四席凑齐上百两。师爷是知县自己请的,不是朝廷派的,工钱谈不拢就走人,走的时候还可能带走一箱案卷。俸禄三四十两,请一个都吃力。
这笔缺口从哪里补,答案写在火耗和常例里。收税时多收一点,叫火耗;办事时按例收一点,叫常例;过年过节收一点,叫节礼。这些钱不进国库,进知县的内衙。俸禄是国家的账,陋规是衙门的账,两本账并行,谁都知道,谁都装作不知道。
明代知县的主要收入,从来不是那九十石。俸禄的作用不是养官,是让国家的账上有一个养官的科目,让一个知县在名义上不靠别人吃饭。真正让他活得下去的,是那套没写进会典的灰色财政。俸禄越低,灰色越厚,这是一条反着走的曲线。
到了明末,知县的账上又多了一笔。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摊到每亩地上,征收的责任压在知县身上,考成按分数计,征不足就降级。俸禄还是九十石,要办的事多了一倍,催粮的鞭子先落在百姓身上,再落在他自己的考语上。制度给人的出路,只剩下两条:要么狠,要么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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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石这个数字,稳定得可怕。二百五十多年不改,改的只是折色的比例和钞的值。一个制度把名义定死,把实付交给每年的则例,等于把风险全部推给领俸的人。领俸的人再把风险推给治下的百姓,一层一层,最后落在交租的那户人家身上。后世的官俸改革,反反复复就在这两件事上打转:名义定多少,实付怎么折。
洪武二十五年定下九十石的时候,朱元璋大概想的是让官不至于饿死,也不至于富。二百多年后,这九十石成了一个符号,写在会典里,写在史书的志里,写不进一个知县过年的账本。
如果让你给明代知县重定一份俸禄,你会按米定,按银定,还是干脆把这笔钱折成他一年真正要花出去的那些项目?
参考文献: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申时行《大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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